电诈猖獗，一些人却笼统批评实名制，老胡不认可

老胡讲一个我身边人险些落入电诈陷阱的真实事情，来看看电诈对我们个人信息掌控到了什么程度。

老胡的一个亲戚几年前接到一个电话，一位男子自称是他上大学女儿所在系里的老师，说该校设了个第二专业，他女儿所在的系获得5个名额，但是要自费交10万元。当时是早上九点多，那个人说他女儿正在上课，但是由于名额紧张，需要我的这个亲戚马上做决定。那位“老师”对系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与我亲戚了解的情况完全对得上号，他对女儿的情况也掌握得很准确。亲戚很动心，他给女儿打电话，女儿因为上课没有接，他凑钱，但现金不足。那名“老师”半小时后又追来一个电话，亲戚请对方给他凑钱多留一些时间。

这种情况下，亲戚把电话打给了我。我当时就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学校设第二专业，要收费？而且为何收费这么急？我劝亲戚，一定要拖到中午女儿下课后，直接确认无误后才能考虑付款。一场十万元的电诈上当就这样避免了。但是请注意，电诈集团对我这个亲戚和他女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不仅知道我亲戚的电话号码，而且了解他有个女儿在哪个大学哪个系里读书。是哪些途径的信息泄露帮着电诈团伙完成了如此细致的作案准备？

有人笼统批评实名制，我认为这种批评很不准确，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甄别。电话实名制是必须的，它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压制电诈。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匿名获得无数个电话号码，电诈岂不如虎添翼？更真实的问题倒是，从国外打来的诈骗电话为何能从中国三大运营商那里取得号码？他们获得那些号码的途径是如何在实名制情况下开掘出来的，为何不能堵住？

以发布信息为主的网络平台实名制，同样是必要的，否则散布谣言等破坏性信息都找不到人。商业平台收集个人信息，应当以满足提供服务（比如送递）和支付所需的最少信息为上限，多余的信息应当禁止收集。现实是，如今连在餐馆、健身房、奶茶店加入会员都至少要留下电话，有的还要姓名、生日，甚至身份证号码，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惯例。

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实在太多了，泄露的渠道也会多种多样，有主动售卖、内鬼操作、黑客攻击等等，结果就是，过去搞电话推销业务的人，一开口都是“先生/女士您好”，如今电话销售者直呼我们名字的情况越来越多。而那些搞电诈的肯定会比电话销售做更多功课，他们不会盲打，在发起诈骗行动之前就知道了我们是谁，有什么样的消费甚至理财习惯，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

中国是手机和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信息化程度已入世界前列。但是我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没有全面跟上，商业领域的漏洞比比皆是，这就为电诈频繁发生提供了更多可以钻的空子。

在一些非重要机构里，对员工信息的掌握也十分细致，那些机构如果保密措施差，黑客攻击他们的数据库易如反掌。那些机构的保密意识还大多停留在国家安全的视角，以及防范竞争对手的视角，它们对防范电诈的保密意识和相关措施还远未形成足够的跟进。

所以说，不是骨干机构和平台的实名制出了问题，而是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太多太复杂，防范信息泄露的措施又跟不上，在服务和流通的过程中出了太多漏洞，才使电诈集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实施犯罪。

说到个人反诈意识，它也非常重要。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宣传已是世界上最多、最密集的之一，特别是2024年捣毁缅北四大家族，带动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反诈宣传，这次王星事件也起了作用。据全球反诈骗联盟提供的调查数据，中国人的反诈自信已经达到84%，在世界处于很高的水平。

然而由于我们在人性上都有弱点，判断力都可能在一些因素的干扰下出现临时盲区。老胡再举一个例子。2023在美国，70多岁的白宫前顾问弗朗西斯·沙普乐思在上网时弹出一个警告窗口，称她的银行账户存在安全问题。按照提示拨通电话后，弗朗西斯允许自称是工作人员的人远程操控了她的电脑，最终养老金账户上65.5万美元存款被全部转走。这还没完，在存款被骗后不久，她又接到美国国税局的来电，对方表示，按照美国相关法律，从养老金账户提现必须向税务部门缴纳税款。弗朗西斯又缴纳了10万美元的“税收”。大家会觉得这个白宫前顾问又富又蠢，不知道她当年是怎么做顾问的。

必须承认，电诈难绝是错综复杂的事情，而且实事求是说，信息泄露并非电诈打不掉的唯一原因，甚至它难以被认定为最靠前的原因。但是堵住信息泄露，是我们打击电诈最有条件采取行动的方向之一。如果这方面做好了，它能起到相当大的效果，有效提高电诈犯罪的难度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