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弱胜？中美巨浪下，小国的“生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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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智说

中美两国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都拥有不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和持续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新加坡与中美两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中美两国摩擦不断、并有愈演愈烈之势的当下，新加坡作为长期以来的中美关系“平衡手”，其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把握和对中美摩擦做出的反应，十分值得探究。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小”是其最典型的特点，“小国”身份是新加坡不可更改的固有属性。这使得新加坡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外交决策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新加坡必须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为目的，削减潜在的或正在面临的风险，不断适应新形势。

长期以来，新加坡长袖善舞，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准确拿捏，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巧妙周旋于各个大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审时度势、左右逢源。

随着中美关系步入愈发激烈的竞争阶段，新加坡在对华关系和对美关系上都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新加坡对逐渐加快的中国复兴步伐感到担忧，在中美之间看似越来越倾向于美国一方，加紧了与美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合作。

另一方面，新加坡又看好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前景，在确保自身安全与地位不受威胁的前提下积极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

一、美国：自由主义的利维坦

小国是国际安全的“消费者”，需要依赖大国间的实力均衡确保自身外部大环境的稳定。新加坡受限于其天然禀赋，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人口规模小、资源匮乏的国家，在国防安全领域具有难以克服的先天劣势。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新加坡扼马六甲海峡之咽喉，据守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转运中心。独特的地缘形势使新加坡难以摆脱大国的影响，也造成了新加坡强烈的危机意识。

一方面，新加坡必须借助大国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新加坡也要充分利用大国间的竞争关系形成制衡，确保国家的独立自主。

新加坡在国防安全领域天然的脆弱性，迫使其不得不倚靠外部力量在东南亚立足。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有雄厚的实力保障新加坡的国家安全。

同时，美国遍布全球的国家利益也推动着美国在新加坡这一战略要冲部署军事力量，愿意为新加坡供应安全产品。

可以说，新加坡与美国之间的安全防务合作是各取所需，是双方利益耦合的结果。若干年内，美国绝不会轻易退出亚太地区，而凭借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重要角色，新加坡在安全领域仍将长期与美国开展合作，美国之于新加坡的重要意义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替代的。

1.“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新加坡的站位

新加坡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2012年，美军在樟宜海军基地设施建设完成，可供包括航空母舰、巡洋舰等在内的大型舰艇进泊，大大加强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威慑能力。

新加坡处在太平洋与印度洋海上交通线的中间位置，向东可进入南海，向西可进入阿拉伯海、印度洋，而后直抵波斯湾，在军事上可为第五舰队和第七舰队提供强有力的支援，在政治上进一步增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樟宜军港也成为美国介入南海事务的最常用基地。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之前，新加坡与美国早已开展过先期合作。1991年，美国与新加坡达成协议，美国将“西太平洋后勤部司令部”搬迁至新加坡。

本世纪初，新加坡又以提供补给的名义向美国开放樟宜海军基地，允许美国海军驻扎。新加坡与美国的合作并不是近年来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合作的延续与加强。

尽管“亚太再平衡”战略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正式成为过去式，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可以一窥新加坡近年来以怎样一种态度看待中美关系。

第一，新加坡力图实现大国力量均衡。新加坡素来以“小国大外交”著称，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新加坡不希望任何一个大国在东南亚拥有支配地位，威胁到本国的自主性，因而新加坡往往采取“借力打力”的策略，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来制衡外部威胁。

冷战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政治影响力也随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而增强，新加坡对中国的戒备心理逐渐提升。

对此，新加坡采取了追随美国，但又不完全倒向美国的外交策略，以应对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可能产生的威胁。

在国防安全领域，新加坡应允美军进驻樟宜，在经济上积极响应奥巴马政府的TPP协定，以抑制在经贸领域愈发依赖中国的势头。

第二，新加坡力主倡导航行自由。新加坡经济呈现出高度的对外依赖特性，造船、船舶维修、海事服务等海洋及其相关产业是新加坡经济的支柱，对外贸易则是新加坡经济的命脉。因而，自由航行对新加坡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关乎新加坡的经济命运，决定新加坡的发展前景。

正是新加坡自身的特性，使其对南海自由航行问题颇为敏感，也对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情况十分关切。

尽管新加坡并非南海主权声索国，中国也承诺保证南海航行自由，但新加坡仍对处于中国掌控之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表示担忧，一旦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或与其他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的摩擦殃及自身，新加坡应当如何应对？

因此，新加坡主动配合美国和其他南海争议相关方，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压制中国声音，以遏制中国未来可能对南中国海完全垄断局面的出现。

第三，新加坡诉诸国际法实现与大国的“平等”对话。在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综合实力往往决定了其国际话语权。然而在国际法领域，每个主权国家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能够以平等的法律地位磋商、对话。

尽管在现实中，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和捍卫本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并非都以法律的形式解决，但是国际法给予了小国规范和约束大国行为的权利与能力，既是确认大国与小国平等协商、制约大国权力冲动的制度设计，又是有效稳定国际关系的制度保障。

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6年国庆演讲中所说：“小国唯一能够与大国平等对话沟通谈判的机会就是依靠国际法。新加坡是弹丸之地，自然不希望生活在一个依靠武力和强权支配的世界中，我们希望各国能够在一个有章可循的国际制度框架下进行合作和磋商。”

在2013年菲律宾挑起的“南海仲裁案”中，新加坡表态支持海牙仲裁庭的裁决，当然，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中新关系的健康发展。

不过对于新加坡而言，对“南海仲裁案”的看重并不能简单视之为“选边站”，而是小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试图对大国行为进行有效制衡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总的来说，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前，新加坡更侧重于利用美国及其盟国的势力压制不断上升的中国影响力。

但是，新加坡有失偏颇的外交表态和有所侧重的外交行为，动摇了其往昔“中美平衡者”的声誉和地位，李显龙政府在处理中美摩擦时并未表现出李光耀政府时期的那般沉着与机敏，尤其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出现裂痕，不得不说是中新双方的损失。

当然，新加坡政府在之后的外交决策中有意修补中新关系，这既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内生诉求，也是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政治剧变下的结果。

2.“印太战略”下新加坡的尴尬处境

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后，一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多边主义外交，大力推行“单边主义”，在经济上高筑贸易壁垒，奉行经济自利主义；在全球安全领域实行战略收缩，美国对外的公共安全产品供给大为削减。特朗普政府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对此前新加坡的外交策略造成严重冲击：TPP被美国取消、“亚太再平衡”战略被终结。

特朗普政府的一意孤行让新加坡此前的外交策略难以为继，而新提出的“印太”概念强化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加强了与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的防务合作，却削弱了新加坡在这一新地缘概念中的重要性。

特朗普政府一再突破与新加坡制度性合作协议，影响到了美国与新加坡的伙伴关系，损害了美国的国家信誉和形象，客观上也推动着新加坡重视并强化与中国的合作。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领航员

截止至2018年，中国连续六年保持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009年，中新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新贸易翻开新的历史篇章；2018年，中新两国完成对自贸协定的升级，中新贸易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新加坡则从2013年起，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的最大外资来源国。中新两国都成为对方经贸领域不可或缺的伙伴，双方必然、也只能朝着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的方向发展。

虽然此前新加坡的对华战略更多展现出防范中国的色彩，但这并不妨碍新加坡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从经贸领域的密切交流到经贸、教育、科技等全方位的互利合作，在美国孤立主义倾向愈发严重的今天，新加坡与中国的合作也将愈发紧密。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新中关系有巨大潜能，两国在双边关系及区域内有许多合作机会。

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金融服务、开拓第三方市场、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起到建设性作用。

新加坡也是亚投行的首批意向创始会员国。新加坡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亚投行则代表着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愿望。在中新合作当中，亚投行将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金融工具。同时，亚投行也可以成为新加坡提升对外经济金融影响力、增加对外融资的重要平台。

当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步伐缓慢，难以适应亚太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势头之时，亚投行的横空出世符合亚太地区构筑新的金融秩序和经济格局的现实需要，亚投行的设立不仅是中国的诉求，也符合新加坡扩展自身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利益诉求。

对于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今年5月曾公开表示：美国将中国视为“必须遏制的对手”是行不通的，超级大国之间应存在“建设性竞争（constructive competition）”。

随后他又补充道：对我们这些站在中间的国家，特别是小国来说，我们不希望被迫做出令人反感的选择。我们希望，中美双方都能考虑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从而制定战略性的应对方案，并设法照顾到彼此的合法利益。

当然，中新两国的交往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的一些对外投资项目同样也牵动着新加坡敏感的神经。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近年来中国预计投资建设的克拉地峡运河项目。克拉运河牵涉到的不仅仅是中新两国，还关涉到东盟内部的利益分配、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规化问题。

首先，克拉运河的修建，直接威胁到的便是马六甲海峡的航运地位。一旦克拉运河建成，新加坡的航运中心地位将一落千丈，新加坡相关产业也将逐步凋零。

其次，克拉运河建成后，泰国将凭借克拉运河便利的航运条件发展一系列相关产业，最终带动整个泰国经济的转型与腾飞，东盟乃至整个东南亚的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泰国将在东盟中拥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这是其他东盟国家，尤其是利益攸关的新加坡不愿意看到的。

再者，克拉运河的建立，将打破美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再加上中国资本随克拉运河的经济效益扩散至整个东南亚，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将随之推广。这既不符合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也不符合新加坡预防中国过度染指东南亚、保障国家自主性的战略目标。

因而在克拉运河项目上，中新两国的利益诉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相互冲突的。然而随着泰国政局的变动，克拉运河项目搁浅，中新双方显著的矛盾暂时得以搁置，中新两国仍然可以在诸多领域开展充满诚意的合作。

总而言之，新加坡对中国仍抱有“经济上合作，政治上防范”的心态，这对于国家间的交往来说无可厚非，当一个小国面对一个新兴大国时，产生一定的恐惧感是自然而然的。

大国和小国间的关系，应当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

大国与小国之间，应当以沟通化解矛盾，以诚信替代失信，对中国而言就是夯实“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对新加坡而言就是遵守国际秩序、践行国际道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待中美关系。

三、结语

相较于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新加坡是名副其实的“蕞尔小邦”，国家的脆弱性和危机感支配着新加坡的外交策略。无论是对华关系还是对美关系，要解决的都是新加坡自身的不安全感。

新加坡平衡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是自利性的，采取的方式是多元的，所体现出的平衡也是有所侧重的平衡，即以美国为侧重点的动态平衡。

在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华与对美关系上，新加坡拥有以下几大优势：

其一，地缘优势。新加坡可以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中美两国间游刃有余地周旋；

其二，国家治理优势。新加坡国家治理能力强，国内社会稳定，较高的行政效率也使得新加坡能够从容不迫地面对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

其三，新加坡往往以东盟的集团名义开展外交活动。新加坡将国家利益与东盟的集体利益捆绑，利用东盟的平台，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国，但东盟则是亚太地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美两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往往也有助于中新或美新之间搭建新的合作关系。

在当今中美两国的摩擦中，新加坡更乐于维持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均势。新加坡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御中国崛起给本国带来的压力，也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美国在东南亚的过度影响。

由此可见，尽管新加坡在近年来的外交决策走向有一定变化，但始终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维持“中美平衡者”的传统角色，在中美两国摩擦所造成的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新加坡的这一定位在中美关系尚未出现根本性变革之前不会改变，新加坡也深谙处世之道，当无力改变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时，也会以恰当的方式处理好自身与中美间的双边关系。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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