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国大师多？这可不是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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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代表的一群人的思维实际上就是50年代反右的由来。有用没用不是穷和富的分界线。“有人问”说明问的人是基于国家整体利益考量。

是的，就吐火罗语之类，对新中国建设是没多大的用处，但国家也不差这点资源投向这个方向。真正的问题是这些知识同人民群众（比如工农）以及人民群众建设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多大关系。

傅聪推动、温儒敏推介的学生课外读物《傅雷家书》给了很好的例子。哦，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内容跟《水浒传》一样“好就好在……”。书信中傅雷和傅聪就是前进道路选择各异的典型。傅聪认为自己就是以钢琴家为追求目的，而钢琴的源头就是欧洲古典音乐或者说宫廷音乐，所以自己的钢琴是为上流社会准备的，为此不惜在外留学期间滞留乃至最后移居英国当然最后因为新冠死于当地。而傅雷原先也是这样的人，但经过单位和周边人的教育和帮助，体会到了钢琴给劳动人民演奏也不错。所以，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傅雷的钢琴是有用的，傅聪的钢琴是没用的（尽管傅雷的水平远比傅聪差）。

回到季羡林这边，如果他本人认识到自己所钻研的有对人民的用处，那就是有用的；而如果只是个人兴趣爱好并无这方面的想法（或者只是被动地提供知识，如某些“帝师”一般），那就是没用的。

为什么民国大师多？这可不是好话。知识没有阶级，但知识分子有。所以资源再充分，我们为什么要养着不愿为国家不愿为人民处理的知识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