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演化过程：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是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

      社会发展的演化过程：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是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济学里讲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中并没有完全分割的界限：简单劳动不完全等同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也不完全等同于智力劳动。也就是说，体力劳动中有智慧劳动，而智力劳动中也有体力劳动的成分。只不过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或者说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内涵有所不同了而已。

     一、

      毛泽东早年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是无产阶级革命早期开拓者的一个伟大发现：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与湖南农民调查的结果明显不同：中国现代工业的萌芽阶段的大机器劳动者95%以上来自农村。而且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比例不到中国总人口的五十万分之一，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力军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村劳动者。这与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不是“一声炮响”诞生了苏维埃政权的道路。

      几亿中国农民的最基本生存背景与城市的无产阶级最基本生存背景基本相同。这也就印证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高度契合：“当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矛盾都具有对抗性”。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的谋求生存和解放的诉求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广大的农村劳动者从自身的利益诉求上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从四次反围剿到解放战争阶段，中国革命始终坚持了“人民战争的理念”。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将军有个形象的总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上百万老百姓推出来的。”也就是说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们的支前“劳动是具有明显理性的”：消灭发动派人民有保障。所以说，老百姓推车送军的行动，粮本质上是理性的体力劳动。

      所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之后续的革命实践最重要的就是途径就是“土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广大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分到了土地——成为生产资料的持有者。这在解放战争中，由此，有大量国民党军队的被俘士兵自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世界历史也证明了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而且，开始在根据地和军队中普遍开展的“扫盲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出身的劳动者的知识能力。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农民参与国家建设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比如，劳动模范倪志富期初发明的“倪钻”期初是实践经验的简单劳动结果总结，后来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创造出一整套钻头刀刃的结构模型——称之为“群钻”。所以一切只会劳动的远处打都来自体力劳动的经验总结。也就是说工程技术的劳动要素中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是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

      二、 至于白钢关于“谈到深层次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两个民族的文明底色不同”的说法，我认为不全是宗教文化的“色彩”：

       1、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农耕文明”是对现代工业化文明有一定影响——比如农民的自保门前的“小农意识”。其实在中国的“士人文化”中“小富即安”的思想也存在。这也是在当下的数字经济时代下，许多规模经济实体中存仍然在的一种现象。

       原初出现于欧洲的“游牧经济”这不是这样的，游牧经济的“逐水而牧”本身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要看自然地理的位置是否适合放牧而定。这种放牧的随机性与中国的“农家自有五亩田”固化思维模式显然不同。于是也就是在这两种不同的“资源型优劣评估”条件下，人们对外部信息的关注度、敏感度以及信息的交互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中国失去了英国工业革命即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而西方包括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各国开始的殖民统治或是“开疆破土，征战四方”的历史过程。

       一直到乾隆时期，英王委派特使马嘎尔尼访华谋求发展中英贸易往来。但清廷以“大清乃万邦朝拜之地，大清江山无所不有”推辞不见。后又以“西方之雕虫小技，不必呈上”。连马嘎尔尼打算送给乾隆的洋枪洋炮和四轮马车（这驾马车已经安装有世界最先进的弹性减震良好的弹簧钢板）也被斥之为“奇技淫巧”。此时中华帝国已经落后世界上百年了。中国朝廷却浑然不知。

       2、西方发达国家面对世界的演化进程强调的是首先打好基础：也就是西方“游牧文化”中普遍倡导的“纯智性追求”（参见 陈嘉映《中西文化比较的差异》一文）：西方宗教中蕴含着自然科学追求和探索——牛顿、伽利略等等都是如此形成了自己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史中，仅有科学发现，没有形成体系。

       中国唯一的科学贡献就是起源于西周的中国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医理论。复旦大学的王德峰教授说：“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如果否定了中国古代哲学，那么中医也就没有了”

      3、诞生于古希腊城邦文化的西方经济体系中“纯智性追求”从十六世纪开始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科学导向。由此也就产生了“牛顿力学”、“重力加速度”“元素周期律”，乃至侠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纠缠”等等。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史对自然科学贡献不大——就像陈嘉映先生的那句话“历史上，中国人始终缺乏对‘纯智性’的追求，只喜欢拿来别人的理论做个验证试验”。

      4、即使到了当下，中国和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域的差距还有100年（曹德旺的看法）。过去我们把“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割裂开来认识是不对的。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劳动过程——体力劳动有智力，智力劳动中也包含的体能的消耗。而且两种不同的劳动内在要素也是在历史的演化中不断发生着邮寄的“交融”。我们的问题所在：

       一是教育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践。都是培养“士”，没有一家一流大学说培养工程师。其实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领域，前者是解决理论成立与否的问题。而后者是决定理论如何具体实现的问题。比如欧洲很早就有个科学预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架起一座通向月球的大桥”。科学家可以这样想像，但工程师肯定会说：“不可能，因为工程上找不到这样的支点”。

       二是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对劳动的歧视：例如：“士、农、工、学、商”社会地位和“匠”与“师”的知识歧视。

       一个工程项目设计师如果不懂得工程实践的过程，不懂得工艺流程和设计落实到工艺条件的保证，就不可能设计出切实可行的设计图纸和技术要求。

      同样，一个理论的研究如果没有确定的事实依据做支撑，那么“真理”性就得不到保证。“事实”从何而来？首先是已有的“事实”本身所应具备的真理”性是否具有“普适性”或者有限的“普适性”范畴的界定范围。对于新的“事实”，就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其“真理”性。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新的真理。况且一个科学的真理通常还有新的局限性——比如“日心说”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脑力劳动的作用比重会越来越大，但不管怎样，人类的体力劳动至今还看不到被完全取代的时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