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只有新社会契约才能拯救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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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编译

The Economy We Need

 作者 | Joseph E. Stiglitz 

来源 | Project Syndicate 2019年5月

译者 | 马雨欣

市场原教旨主义大行其道40多年，然而在美欧等地，公民们的期望却依旧一次次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新社会契约才能拯救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才能够保障公民的医疗保健、教育、退休保障、社会福利住房，以及体面的工作和工资。

三年前，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欧美世界，黑天鹅事件看似频起，但实际上却也符合收入数据统计的结果，即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辜负了社会的期望。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典型代表。然而如今的美国却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更加的不平等，社会流动性也更差。

甚至可以说，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崛起后，美国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于底层90%的人而言，实际工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停滞不前，如今典型男性工人的工资水平大约与40年前相同。

但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当年紧跟着美国脚步的欧洲国家们也身陷泥淖。走在前列的英国，如今已经疲于应对政治和社会矛盾。

美国或许是第一个创造出中产阶级社会的国家，但欧洲却也从未落后。

二战之后，在为公民创造机会一事上，欧洲的各项举措都优于美国。

通过政策，欧洲创造了现代福利国家，为公民提供社会保护，并在市场自身难以调节的领域加大投资。

但众所周知，欧洲的社会模式使得各国政府有权干预社会，为公民提供良好的服务。面对全球化、技术变革和其他破坏性力量，欧洲各国政府能够抑制不平等，保持经济稳定。

当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元危机爆发时，福利最强的欧洲国家， 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表现最好。

事实证明，与许多金融业人士的想法相反的是，问题不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而在于干预太少。

毕竟，这两场危机都是金融部门监管不力的直接结果。

衰落之后

现在，大西洋两岸的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要扭转这种困境，就必须找出问题所在，通过接受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定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人们不能简单地回到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那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似乎触手可及。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想这么做。毕竟，这一时期的“美国梦”主要是为白人男性这样的少数特权阶层保留的。

当时，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

人们被告知，降低富人的税率、金融化和全球化将会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但事实如何呢？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降至战后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而这种有限的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和收入的更大份额流向了最高的1%。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金时代，金融监管严格，最高边际税率一直高于70%。

几十年过去，人民不仅没有得到所承诺的繁荣，反而得到了产业空心化、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日益萎缩的中产阶级。

所以，除非从源头改变，否则这些模式将继续，甚至恶化。

幸运的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替代市场原教旨主义。通过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进行务实的权力再平衡，我们可以走向一个更自由、更公平、更有生产力的体系。

为了让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再次成为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现实目标，市场必须为社会服务。

财富掠夺者的入侵

与新自由主义不同，进步的资本主义需建立在对当今价值创造方式的正确理解之上。

国家真正和可持续的财富不是来自对国家、自然资源和人民的开发，而是来自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合作，这往往需要政府和民间社会机构的推动。

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提高生产力的创新一直是推动经济活力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真正动力。

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近乎停滞之后，工业革命开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这种发展有两大支柱。

第一个是科学，通过它，人们可以理解周围的世界。

第二个是社会组织，它允许人们一起工作，提高生产效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法治、具有制衡体系的民主制度、以及普遍标准和规范等制度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修正。

简而言之，这些都是物质繁荣的源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财富创造通常也意味着财富榨取。

个人和公司可以依靠市场力量、价格歧视和其他形式的剥削致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财富做出了任何贡献。相反，这种行为往往使其他人的整体状况更糟。

经济学家称这些财富掠夺者为寻租者（rent-seeking），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为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

这种有害行为在美国经济中尤其普遍，越来越多的行业只是由少数几家公司控制。

这些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市场力量以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致富。通过提高价格，他们实际上降低了消费者的生活水平。

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他们可以（而且确实）进行大规模歧视，以至于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算法决定，以客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最终定价标准。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利用离岸外包的威胁压低了国内工资。而剥削来的钱，又被这些企业们用于游说政客，进一步推动法案削弱工人及消费者的议价能力。

如今在美国，已经没有多少工人属于工会了。 

没有借口

虽然技术进步和新兴市场增长肯定对中产阶级的衰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经济政策来看，这些是次要的。

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因素对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和技术变革，但对美国的影响更为显著。

同样，在放松金融管制最严重的地方，金融行业违规现象也很严重，比如市场操纵、掠夺性贷款和过高的信用卡费用 。

事实上，美国几乎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问题是，它所要求的东西反映的是美国企业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公民的利益。

尽管现在的情况很糟糕，但情况还可能进一步恶化。收入不平等尚未解决，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化已经被誉为未来增长的引擎。

但在现行的政策和监管框架下，许多人将失去工作，而政府且没有任措施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单是自动驾驶汽车就会剥夺数百万人的生计。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们正在竭尽全力剥夺政府的应对能力。不仅仅是通过发起降低税收的运动，科技公司在避税和利用消费者方面的天赋，并不低于他们开发创新技术的能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希望的，通过进步的资本主义改革，我们可以开始恢复经济活力，确保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机会。

当务之急应该是遏制剥削，鼓励创造财富，而这一点只有通过人民共同努力，推动政府来实现。

不可或缺的国家

无论以何种形式攫取财富，都有具体的政策和法规可以防止最坏的结果，并产生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更少的人死于空气污染或药物过量，将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来贡献社会的生产力。

自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把监管变成“官僚作风”的代名词以来，监管的名声就一直不好，但监管往往能提高效率。

任何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红绿灯，这样一个控制汽车通过十字路口的“规则”，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拥堵之中。

如果没有空气质量标准，洛杉矶和伦敦的烟雾会比北京和德里的空气还要糟糕。私营部门绝不会自己承担起控制污染的责任。

特朗普和他任命的说客们正在竭尽全力废除保护环境、公共健康甚至经济的法规。

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之后的40多年里，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框架阻止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它却被视为“令人窒息的”创新。

随着第一波放松管制浪潮而来的是储蓄和贷款危机，接着是更多的放松管制和1990年代的网络泡沫，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世界各国都在试图改写规则，以防止悲剧重演。但现在，特朗普政府却正在尽其所，能扭转这一进展，将美国带回到过去。

如今，为了确保市场按照其应有的方式运行而实施的反垄断法规也被取消了。

原本，通过遏制寻租、反竞争行为和其他弊端，人们可以提高效率，增加生产，并刺激更多的投资。甚至，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公共资源，将其投入到教育、科研等可以真正改善公民幸福的活动中去。

进步资本主义承认市场的力量和局限性。如果任市场自行其是，私营部门总是会产生太多的东西，造成大量污染和社会负担，以至于基础研究等难以在短期看到收益的项目则会无人问津。

政府不仅要发挥核心作用，阻止私营部门做它不应该做的事，而且要鼓励它做它应该做的事。毕竟，私营部门永远不会主动提供作基础公共服务。

美国政府创建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以及失业和残疾保险（disemployment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出现的原因，在于企业家和企业不会提供这些基本服务，或者在提供这些服务时存在不可接受的成本和限制。

唯一的选择

为了恢复经济增长，为了让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重新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常识性的监管和改革是必要的。

但这还不够。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契约，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医疗保健、教育 、退休保障、社会福利住房保障，以及体面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

许多国家已经表明，这一社会契约的各个要素是可以实现的。毕竟，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不承认医疗保健是一项基本人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美国在人均医疗保健和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方面都高于其它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但其以私人医疗为主的医疗体系却产生了更糟糕的结果。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仅高于哥斯达黎加，而这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

美国为这些失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的代价很可能会继续增长。黄金年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开始下降。

许多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正在遭受慢性健康问题，而这加剧了阿片类药物危机。

21%的美国儿童在贫困中长大，对公共教育的持续投资不足无疑会给未来的生产力带来压力。

从进步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实现新的社会契约的关键是通过公众，选择提供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的服务。

公共选择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刺激了竞争。反过来，竞争将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创新。

许多人希望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Obamacare）可以囊括公共健康保险选项。但令人遗憾的是，行业游说者成功地将该提案从最终法案中剔除。

除了医疗保健，美国还需要一个退休金账户、抵押贷款和学生贷款。

就退休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想在退休期间获得更多收入的个人，可以选择在其工作年限内为社会保障缴纳更多的费用，并相应增加退休福利。

这不仅比私人补充计划更有效率，而且还能保护公民免受财富管理公司的剥削。

此外，因为美国的银行现在声称他们不能承担担保抵押贷款的风险，所有的房屋贷款都是由联邦政府担保的。

但是，如果纳税人已经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风险，而私营部门继续获取所有的利润，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拥有公共选择权。 

政府可以开始向任何已缴税5年的人提供20%的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仅略高于其借款利率。 

回归道德

这些提议大多不需要动脑筋，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我们需要的经济改革将面临严峻的政治挑战。

这就是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所在，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并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

在美国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刚出现的时候，主要目标是从垄断资本家及其政治密友手中夺取民主治理权。

今天的进步资本主义也是如此。这要求人们起身对抗党派们，阻止它们通过压制选民，重新划分选区、以及其他反民主手段剥夺选民选举权。除此之外，人们也应减少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恢复适当的制衡。

美国和欧洲的共同繁荣、代议制民主的未来都岌岌可危。近年来，西方世界里，民众的不满情绪此起彼伏。这反映出了公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意识和政治无能感，他们眼看着自己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机会在眼前消失。

进步的资本主义试图遏制货币在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过度集中。但是，更为危险的是公民们的认同感。

我们的经济塑造了我们。在过去的40年里，一个建立在不道德唯物主义和追求利润的核心基础上的经济，创造了拥抱这些价值观的一代人。

事情不一定非得这样。人们可以拥有一个更富有同情心和关怀的经济体系，政府可以设计更好的公司治理体系，这不仅仅关系到短期利润。

人们可以，而且应该期望，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有更好的行为，而适当的监管将帮助消除一些不当行为的诱惑。

西方世界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40年的试验。证据就在眼前，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是失败的，在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普通公民的福祉方面，它更是惨败。

我们需要拯救资本主义，而进步的资本主义改革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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