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新中国十次周期性危机概述（第一节) 【上】
Kaivebin
2019-06-25 23:52
此文是温铁军教授2017年4月在香港所作的系列讲座
【新中国的十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中
【新中国十次周期性危机概述（第一节)】的文字转录
讲座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均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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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仅为个人听录转录，非官方
另外，个人在文章中做出了一些事实性的注解，非讲座原有内容
有任何错误，劳烦各位指出
各位下午好！
全球大学自成立以来，正在向各国、各界的朋友们提供我们的课件。
全球大学，指全球可持续发展大学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这是一个课程系列，我们准备了十集，每集两个小时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讲解。我们这个课的名称叫【新中国的十次周期性经济危机】
但是讲了十次危机之后，还应该有一个综合性的归纳。所以就实际上演变成11讲，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第一讲。
我们希望在21世纪，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产业资本第一大国和金融资本第一大国这样的一个现象之下，人们通过我们的分析，能够更为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这66年、67年的发展过程。
我们之所以把它归纳为叫做【十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任何一个经济发展过程，都其实没有什么太玄妙的要点或玄妙的地方，它不外乎就是符合了一般的风险不断增加，最后演化为危机爆发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风险与资本是同步集中的。每一次风险集中爆发表现为危机的时候，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资本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假如他有什么算是特殊经验的话，那么就是中国属于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
每当危机爆发的时候，因为它有一定的组织安排和制度安排，所以每次他在城市产业资本积累过程所形成的这种危机，危机爆发所造成的代价，都通过这样的组织和制度的安排转移到了乡土社会。
由于乡土社会承载了城市产业资本危机，而使得这个危机能够在城市实现软着陆。所以我们说十次周期危机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乡土社会是否能够承载危机代价的解释。这一点我想可能刚一听到这个观点时候，大多数人很难理解。
但如果大家能够把下面关于危机的这个解释多多少少听进去，我们现在提出这观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好了，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关于十次周期危机的一个综述了。
今天是2017年的5月16号，这个日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敏感的，因为它是中国1966年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这个日子。所以它往往会使人们敏感的想起1966年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1967.5.17发布在人民日报的《五一六通知》
文化革命至今在中国的主流理论界、政策界已经被彻底否定了。
1981.7.1发布在人民日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但是为什么至今还是敏感的，是因为尽管它被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被讨论。如果各位愿意学习我们关于十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描述，你们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对1966年文化革命这件事情有某种参考。
为啥？是因为我们都知道，60年代中国曾经连续爆发过两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次发生在60年，一次发生在68年。60年发生这次危机以后，其实从中国从1960年就变成了一个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和苏联为首的苏东体系共同封锁的国家。
它从1960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完全的去依附，或者叫做完全的独立，是这么一种状态，它是或者就被叫做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年在50年代援助性地给中国形成的战略性产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就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在60年代就需要靠中国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持。更何况60年代当中国遭到两世界上两个大的阵营全面封锁的时候，它周边地缘关系是高度紧张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有了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是把在沿海和大城市形成的这些重工业军事工业，把这些工业向内地向山区转移。
于是乎国家就有了大三线建设，地方有了小三线建设，这个过程算下来总投资接近3000亿，但却不产生一般的从市场角度所说的投资的回报。因为它是把已经具有配套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沿海迁向内地的山区，他等于把配套的工业体系打散了，让他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山沟里。
这时候，它的成本是增加的，向内地转移的成本不可能支付，就不可能通过行政产品，然后卖出以后产生了回报，然后回报再回来支付，这个代价不可能支付。他又导致转移到山区的这种工业体系相对成本上升。
所以60年代应该说这种追加投入却不能形成产出，并且原来的工业体系成本进一步上升，就迅速的在60年代形成了60年代的第二次危机，其实就是财政赤字严重到了无法进行任何扩大再生产。
是从67、68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就所谓红卫兵小将，那些学生们就都已经被成规模的转移到农村去了。当然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相对缓解，但同时也意味着从68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主力部队就是红卫兵们都已经下乡了。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了。
所以人们一般都会说十年文革，但其实文革从66年到68年，大概也就是两年半、不到三年左右的这么个时间，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学生来批判旧的教育体制，然后来造旧体制的反等等。
随着这些造反的所谓红卫兵们纷纷下乡上山下乡去插队了，这种文革也就告一段落了。剩下的68年以后的事情，大家知道68年、69年这两年是下乡人数最多的，70年以后到底怎么回事，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好了，我们不多解释这些事情，我们下面正式进入到我们对于十次周期危机的综述。
大家看我们要讲的第一部分，其实是在讲中国经济发展身处其中的国际背景。
我们都应该知道，西方在推进工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在西方美国为首的主流形成的是福特主义的大生产，在苏联形成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大生产。
福特主义 即Fordism 基本有以下三个原则：
1.产品的标准化（非手工制作：一切都是由非熟练工人利用机器和模子来制作的）
2.生产流水线的采用，利用专用工具和设备让非熟练工人能合作生产成品
3.付给工人高于一般生活开销的工薪，以便让他们有能力来买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
这两种大生产都是大规模的，都同时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的社会化与财富的私人占有，最终导致劳动者因没法提高收入，而形成社会购买力水平低，于是造成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把这叫做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指它具有普遍意义，具有一般性。
这个情况，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同步爆发，那就是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大危机之后就是大萧条，大危机和大萧条最终演化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中最后取起决定作用的，就对二战的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的——其实主要是几个以国家主义为实质的国家。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被罗斯福自己认定为叫做新国家主义。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被斯大林认定为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国家资本为主导的国家主义。
日本毫无疑问，军国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国家主义，就军事国家主义。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军事化的国家主义。
当然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其实也被叫做国家社会主义等等。
就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非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而这些国家最终决定了二战的结局。二战之后，恰恰是世界进入了双寡头地缘控制——这双寡头又恰恰是两个国家主义，一个是美国的新国家主义，一个是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两个国家主义的双寡头地缘控制，分割控制这个世界的是把它变成是双寡头的一个控制的势力范围。
在控制过程中，双方各自在他们所控制的前沿地区出现紧张局势。二战中以二战的结果划线的就是苏联、东欧控制的东欧，和美国和西欧控制的西欧，双方的划线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局势非常紧张，因此人们往往会觉得第三次大战会一触即发。出于紧张的冲突状态，双方似乎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感觉。于是乎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把战争中形成的美国的工业大生产，实际上已经进入过剩，把它不计代价地转移到西欧，使西欧国家实现了再工业化——战争已经把它的工业打垮了，他实际上再工业化。当然苏联也会不计代价的把他的整个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生产转移到东欧。
于是乎东欧和西欧同步进入工业化，但这个转移，是在他们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同步进行的，于是我们把它叫做双寡头的雁阵式产业转移。
对东亚，是美国人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是拒绝武装日本的。日本当时是完全去军事化了，且不说没有军队。有点警察，也根本管不了美国大兵，因为警察手里只有根木棍，没有武器的。因为朝鲜战争，美国人向日本不计代价的投入了148亿美元，使日本迅速进入了战后的再工业化。同时苏联为了朝鲜战争，像中国的主要的东北地区和部分大城市投入54亿美元，仅仅只是日本的1/3。
但是这个是直接用于军事工业生产的，所以它是一套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美国投入日本是不能让日本在军事化，因此它投入的军重工业的整个装备生产线是不直接生产装备的，只替美国修。
双方同时进入工业化，就是亚洲的两个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国和日本，欧洲的东欧、西欧，都因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类似马歇尔计划而形成了有完整工业结构的条件。
注意，这是巨大的区别。从这次工业化的投入，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向他们的战略控制地区做投入。除了这次，他是把重装备工业，把重工业和装备工业都投入过去了。
除了这次之外，为什么战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入工业化？
原因是这些国家都不再有得到完整的工业结构——就是重工业、装备工业这种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才能进入的工业，这种工业结构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没有条件完成资本积累，它是一个高资本投入的这样一种工业。所以只有东亚和欧洲，东亚也只有中国和日本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化。
原因是这些都是地缘政治的派生的结果。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靠经济规律——我先进入一般的市场经济，然后发展点轻工业纺织工业，然后促进交换，然后逐渐形成积累。靠这种方式完成工业化的——就是按照教科书的模式进入工业化的，几乎找不到经验，几乎没有案例来证明教科书理论是正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片子其实是给大家搞清楚——就是朝鲜战争——日本得到的150亿美元和中国得到的苏联的一些50亿美元，事实上得到的主要是装备工业、重工业。以出于就近支援战争的目的而形成的。
所以我们得先搞清楚，这是二战之后的地缘政治的结果，而不可能简简单单就靠你从轻工业、纺织工业，然后工农交换等等，按照教科书你能形成完整意义的工业化，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哪有成功的经验。
接下来我们看，对中国来说更为困难的是什么？
中国是通过土地革命战争来建立政权的。
土地革命战争，建立政权之后，分散的小农，剩余过少，就算你想按照教科书——一点一点地去通过轻工业，然后轻工业发展出产品，跟农民进行交换，然后逐渐产生剩余，然后剩余把它用于资本的积累，最后进入高资本投入的重工业化。事实上也因为高度分散的小农，每个小农剩余都太小，你要想拿到剩余交易成本极高，而使得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说我们用一般的教科书理论，在向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取得政权的国家里边，想缓慢地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工业化，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很难对分散小农提取原始积累。
所以第一张片子我们把问题搞搞清楚，就是工业化是怎么来的？
教科书给定的逻辑非常漂亮，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是没有经验依据。
我们还要看，因为我们不能依据教科书所给定的这些逻辑来解释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形成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可能比较具有挑战性，我不要求大家接受。希望你们在读教科书的时候，哪怕脑子里闪一下，把它做点参考。
我们先说的什么？先说的什么叫做现代化？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质疑这种现代化的概念。
其实100年来，中国人不论是清朝末年，还是民国政府，还是中国的，1949年以后建立的共产共产党的政权，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还是到哪一代。不管政治体制是否变化，意识形态是否变化，人们共同认同的一条就是现代化，没变化。
那就是人们100年认同的现代化，尽管它们没有变化，我们是否有可能有点质疑的能力，这不是定论，只是提问。
从提问我们往下可能会增加一些思考，来看看我们所提出这些概念，是否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先说现代化，其实现代化不管是否进入工业化，它都只是一个资本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而资本向城市集中的同时期，同量的、等量的发生风险也向城市集中。
所以我们说现代化是人类近代历史中一个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因为风险集中，因此必然周期性爆发危机。
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过程。它就是资本与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且一定会爆发危机的。
接着我们看，和现代化相关的资本集中资本是什么？
资本不论所有制，只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
马克思曾经讲过，人类创造的资本异化物，只有当资本异化物，反过来把人类异化为劳动要素，全部都异化为劳动力要素了，资本主义终结了。资本不仅把人类要异化为劳动力要素，还得把资源异化为生产资料。只有当他完成这过程的时候，资本主义就终结了这马克思的原意。
但我们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往往是不等它自然终结，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爆发，就会导致它走向灭亡。所以看到资本异化物，它主要的作用是促使多数人及他们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等客体成为被资本化产生利润的要素。
这就是根据我刚才所说跟大家复述的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来做的一个概念的界定。接下来我们说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政府是什么？
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制度，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有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大家不可能都去政府，对吧？只有极少数人才在政府。
因为它被极少数人控制，因所以它就会反过来强制性统治多数人。而无论如何改造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人们都以为政府应该是守夜人、是裁判员，政府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
但因为它是少数人控制，无论怎么改造它，它也很难达到真正意义的公平和公正。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异化于大多数人的异化物，它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以少数人来控制多数人。
当然会不会因此，人们说你这个判断是不是认为你是个无政府主义？
我说不。
人们会永远提出对政府应该公平公正的要求，也会永远要求政府不断地做自我改造。异化物的客观存在，它是一个这个阶段上的现象。你无所谓对错好坏的评价，你只是要不断的要求它、不断地改造它。所以这不是绝不意味着我们是无政府主义。
当然前面关于资本异化物的分析，也绝不意味着我们是排斥资本的，因为没有资本你是进入不了现代化的，进入不了工业化。当我们提出现代化的时候，也绝不意味着我们是反现代化的，我们只是告诉你，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实质过程，使得人们有自觉反思，并且做出调整的这种意识。
能力是否具有另外再说。能力，总之是受限制的。最终我们说因为有这些问题，那么人们总在追求制度变迁，总是希望能够约束政府，约束资本，同时对现代化做反思的时候做出调整。
但是，这种愿望本身受到什么变？什么变化的制约，受到制度变迁的制约，不论何种主义，何种意识形态。制度变迁，都只是原来占有收益的集团为了更多占有，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
也就是说原来占有利益的主要利益集团，他们在推动的制度变迁，其实是更多占有收益，更少的承担成本。不能顺畅转嫁代价的，就变成所谓强制性变迁，能够顺畅地转嫁代价的，就被叫做诱致性的变迁。
所以这样看，我们其实不外乎就是形成了一个概念的解释——似乎更为严酷了一点。我们把很多浮光掠影东西抛掉，我们直接深入其中去看事情的本质，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事物、事情的本质为什么能够被发现？
是因为如果你做出一个曲线来，你会发现，美国在农业时代也是平稳的，中国在农业时代也是平稳的。因为进入工业化，所以出现巨大的经济波动。这也是中国也是巨大经济波动。什么情况下波动剧烈？
美国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
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研究经济波动的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周期性经济危机本来就是资本与风险同步集中的一般规律性表现。
这样我们就不必用意识形态来归纳，中国也爆发周期性危机，美国也爆发周期性危机，这是共性。
所以我们说我们当把所有这些个别的经验升到共性高度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把特殊性的认识上升到普遍性，上升到普遍性，那你就找到了——所谓形成规律解释的起点。
因此在我们有关的研究中，我们一向强调，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起点来建立你的解释逻辑，但是相对比较科学的、比较客观的解释逻辑，一般都会把这个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的同点上。
如果你把经验过程任意截取其中一个点，然后你来构建逻辑解释，很可能这个逻辑也是不够客观。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从1949年算起，因为1949年是被叫做新中国的国家，或者被叫做共产主义国的国家，她建立政权的起点。所以我们说从1949年研究起，可能就更使我们构建的解释逻辑的起点和经验起点相一致。
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就得把我们现在关于周期性危机的研究和中国发生现代性的危机的起点。比如说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起点，可以上推到29、33大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上升到这个点上，29、33点这个点上，也可以上升到1840年西方因殖民化扩张到东亚，开始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从这个时候开始，甚至还可以再上推，上推到当中国大量向西方出口，形成贸易顺差，而西方的贸易逆差就贸易赤字越来越严重。于是乎说西方因贸易逆差而形成战争，是我们可以把经验的起点更上推，上推到西方的殖民化前史，上升到东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
所以在这些起点上建立起来的解释逻辑，可能越往上推，这个解释逻辑的解释能力可能就越会加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就是当我们谈到周期性危机的时候，我们是尽可能把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
接下来我们再看，当我们说到1949年这场危机的时候，我们说十次周期性危机从1949年开始算，在我们第一版书就是《八次危机》那本书里边，我们不把1949年的危机纳入进来考虑，主要因为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初所受到的主要的挑战是原来民国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当年我们在形成《八次危机》那本书的时候，开始花了相当篇幅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把它纳入。我们说因为1949年的恶性通胀，是民国时期连续十多年通胀的一个延续。它不应该被算作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因为追求自身的发展而形成的危机。
现在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调整，当我们改第二版之所以叫做十次危机，是因为把第一次194年这次纳入了。纳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中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是接受苏共——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的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指导的。
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党阵营，一向认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者，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连资产阶级革命都算不上，属于落后的国家的一种民族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便算完成了农民革命，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先进入资本主义，在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之后，才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推进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苏共对中国的认识，使得苏共长期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你们是农民党。
因此认为中国即使是建立了政权，首当其冲应该做的也应该是什么？
发展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1947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其基本思路，仍然是参照的。按照马克思当年给定的五个阶段论的线性思维——它是一个历史是线性发展的——而提出的中国应该先就建立政权之后先发展叫做“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族资本主义”。
对这一点。当我们有了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49年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它同样会带来经济危机的。也就是说，除了你延续着民国时期留下的恶性通胀危机之外，你开始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时候，民族资本主义其实就是私人资本主义了。
当你想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时候，你遭遇到的恶性通胀的压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客观过程也是非常凶险的。充满着危机的。
所以我们就把1949年到1952年这个阶段，从1952年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就已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了。而在1952年之前，中国还是以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为主的，那我们得把私人资本主义在早期落地生根的时候，他所遭遇到的危机问题，归纳起来做个分析。
因为这是新的，在上一版书第一版书里边我们没有纳入，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摘出来，做出一个分析。这是第二部分来分析新中国之初，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的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先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说了，要强调的什么呢？
就是民国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胀。
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胀是怎么造成的？
大家注意早在二三十年代，西方发生生产过程大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民国还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我们从156几年我印象里好像是1567年还是什么时候。
16世纪中期，明朝，因为中国的海外贸易产生大量的顺差，你对外输出的商品，回流的除了白银——中国当时不要什么（其他）东西——所以就使得中国成了一个贸易顺差转化为白银不断增加的这么一个国家。
他自己不产银，卖来的白银，导致到十六世纪中期的时候，中国官方足色白银作为税收的主要的来源，也就是我税收，指收白银，并且要足色。于是，官方的白银化——官方是财政税收的白银化，导致中国经济全面白银化。
不产银的国家，只能是大量向外输出商品回流白银。这个做法就这种所谓的白银贸易，导致双输。
欧洲那方面，因为它大量向中国输出白银，引发白银战争。白银战争最终演化为殖民化对外扩张，去掠夺美洲的白银。它在中国，因为白银不是商品，白银变成一个能够长期储藏的财富标识——财富的这么一个标识就是白银——所以白银被官方被富人大量储藏，储藏的客观结果，往往导致你这国家的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的影响。
于是乎，这个世界在殖民化前史——没有开展大规模殖民化之前先发生的是，中国大量使用贸易盈余演化成的白银，而带来的东西方之间出现的经济发展的波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白银币制，白银作为中国的货币一直延续到30年代。当西方放弃黄金本位，并且遭遇了大危机，导致银价发生波动的时候，这个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当他的银价波动，中国自己不能控制的时候，就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放弃白银币制。
放弃白银币制，用什么替代？用国家主权货币，当时叫做法币。
我建立国家政权，用这国家政权向我的纸币赋权，形成的纸币体系，就叫做主权货币，这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建立主权赋权的纸币信用体系。
但是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是1935年，这时候日本已经进占华北。跟中国在货币市场上发生竞争。因此他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的时候就受到了外部影响。
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法币的币值就开始从原来一般意义的通货紧缩变成了通货膨胀。从1937年一直一路通货膨胀的1949年，直到法币垮掉，法币垮掉，是1948年再次币制改革。
当这个货币开始从刚刚发行的时候，还是小面值的只是20块钱，等到发行出没几年之后，他就遭遇到严重通胀，这时候就大面值货币100万到500万。
到1948年的时候其实是放弃法币改行金圆券。
金圆券是从美国——因为美国1944年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承诺对黄金兑换——所以当时美国因为战争中储备了世界上60%黄金发行全球70%货币，贵金属储备和它的货币总量之间是对应的，所以美元可以稳定的兑换成黄金。
这个时候美元是美金，因为它是以黄金作为储备的，中国政府当时从美国借了4800万美元的就所谓的硬通货——那就叫做美金，以美金为储备，所发行的货币叫做金圆券。这时候放弃法币改行金圆券。
这次金融改革是美国人帮着做的设计，所以当年的金融改革也是顶层设计，是西方跟中国配合的。金圆券发行就意味着把旧币全收回，所以那个时候最高额面值的货币是60亿元，他才折合金圆券1万元。可见当时的货币贬值的幅度是多么严重。
由于它只以美金作为储备发行货币，就要求把世界上所有贵金属全部收回，但这个体制是个官僚体制，它跟各个利益集团有非常复杂的联系，所以他做不到。做不到的结果就金圆券大幅度贬值了。
所以，恶性通胀就由这次顶层设计的币制改革失败而愈益严重。当然就意味着国民党政府的现代金融体系垮掉。现代金融体系垮掉之后，接着垮掉的就是现代财政体系。而现在财政体系在国民党的政府晚期，其实从抗战开始一直就是这样，80%几的财政是拿来支援军队。
军队要打仗，当他的金融财政相继垮掉的时候，接着垮掉的就是现在军事体系，他的军队必须有大量的重装备来支持嘛。假如你没有财政没有金融了，就意味着没有装备了。同理也没有军费了，没有也没有军饷了，于是乎军队就垮了，军队垮了。当然现在财政现代金融现代军队的三大体系都垮掉，国家也就垮了。
所以民国政府的解体，应该是从现代金融制度解体，最终导致的国家解体，留下的问题就是严重的通胀。这里边给大家看到的这么多白条，其实就是一个对比，讲的是当时农民革命为什么能够打下天下？
除了农村包围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农民革命是没有现代财政金融——也没有现代化的军队的。
它主要是靠什么？
靠给农民做土改。
也就是说土地革命。让农民平均得到，也是无偿得到土地，就平均分配土地，因此它对于所有的农村中的人口具有最为广泛的动员作用。
于是乎，就是大家知道有个故事讲淮海战役，为什么解放军能够打败国民党百万大军？是因为每一个解放军前线士兵背后有38个农民在向他做后勤，烙饼的、纳鞋底的、缝衣服的、抬担架的、送弹药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农民来做。这些农民做事情又没有财政开支来支付——因为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是之前是一种近乎于无偿的。部队给农民往往是打白条的，就这些当时就是解放战争结束，这是剿匪时期了，还是仍然是以打白条，所以这时候你不必建立现代财政现代金融，你的军队也有战斗力，而完全靠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支撑的军队，一旦财政金融垮了，军队就垮了。所以为什么最后是土地革命战争，导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政权，这是当年的一个客观情况。
这就是当时土地革命的作用——我们说土地革命作用首先是完成了全民动员。当时农民人口占88%。大家都要有块地。所以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土地改革。更为重要的是把妇女也动员起来了——所以中国是妇女解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因为全民被动员，所以国家的政治建设就是一个参与度最高的国家政治建设，英文叫做State Building。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集权政治——其实话说回来——如果它不是全民的广泛参与，这样一个没有财政金融没有支撑，就没有经济支撑，他政治结构是很难稳定的。
而正是因为大多数人，要我们说占人口88%的农民的广泛参与，才使得政权在最初建立之后，尽管遭遇了很多挑战，特别是经济危机的挑战，它仍然能够稳定，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参与度高。
我们往前看我们就知道了，当时因为严重的物资短缺、也没有贵金属储备。国民党政权解体的时候退向台湾，把当时就政府的贵金属储备——黄金、白银都带到台湾去了。所以新的政府一建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储备的。因此新政府建立之后，它的货币发行，再加上当然有很严重的通货膨胀，它的货币发行一开始就是“毛票子”，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在1949年到1950年是非常严重的。
恶性通货膨胀达到什么程度呢？
最高的能高到85.4倍。在13个大城市，物价指数能涨到多少？
7000%多。
除了民国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你是农村包围城市，拿下大城市之后，城市的管理要靠前政府——就原来的老一代的政府，要靠前政府留下的教员公务员警察靠这些人来维持。
所以政府部门——尽管你在解放区，你发动农民革命的时候，你可以不建立现代财政金融——但进入城市了，你得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警察得拿工资，教员得拿工资，医生得拿工资，政府各个部门包括给水给电的，所有这些东西，它都需要拿正常工资来维持。
因此对于城市的维护成本，就变成了必须由财政支付的这部分。在解放区你可以不用，但到了城市你接手了这个城市，你也接受人家留下的所有管理人员，这就是一个庞大的开支。所以1949年统一中国大陆接手了大城市之后，新的政府一建立财政就发现差不多3/4的财政是赤字，没有来源，因为经济已经垮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就只能靠增发货币弥补。而增发货币就意味着进一步恶化通胀，你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你再大规模增发货币，那不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更严重吗？
这就进入恶性循环。接着，同时期，在恶性通胀条件下，共产党新的政府又执行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而在恶性通胀压力之下，任何什么主义，你都不用去多强调，只要你让私人资本投资，它一定会投到投机领域。因为在实体经济条件下是受不了恶性通胀的。
任何政治、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高通胀实体经济是干不得的，实体经济所获得的收益太低。于是乎，私人资本没有去发展实体经济，反而大量进入投机领域，那怎么办？
所以一方面你是恶性膨胀，一方面恶性通胀条件下，私人资本大量进入投机（领域），于是这个危机就是一个新的政权生死存亡的挑战。
我们之所以强调后来土地革命，是因为农民分了地之后，传统农民的行为是尽可能的努力工作，省吃俭用，存钱买地。
今天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大家不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30年代搞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强调土地一旦分到户，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他早期的观点就是生不增死不减，允许自由买卖。
当年就像我刚才讲到了，其实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国民党也好，他们早期的革命都是被苏联用所谓的线性的五个阶段论的马克思主义来加以指导的。
苏联之所以当年主要支持国民党搞革命，是因为国民党搞的革命被苏联定义为叫资产阶级革命。苏联认为中国应该先搞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它主要支持是国民党。
当然，在土改问题上，也是以土改所形成的，农民平均地权之后，也认为应该先发展什么？
发展富农经济。通过富农经济你打掉了地主，地主是占有地租剥削的，你打掉了封建的地主剥削关系，但你应该鼓励什么？
鼓励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促进等价交换，通过交换形成积累，通过积累形成工商业，工商业进入资本主义，你才有下一步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套线性思维在整个中国革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直是一种指导思想。
因此，毛泽东早期推进土地革命的时候，也是强调农民应该土地自由买卖，形成相对规模，然后产生收益变成积累，进入工商业也是这个思路。到后来47年的新民主义革命，到1949年建国以后的当时的经济方针，也仍然是尽可能的发展私人工商业。
当时中共在土改问题上要究偏差，究的什么？就是究的那种连地主富农的，城市中的作坊店铺也都被一并分，他说这是绝对禁止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成分，一定要保留。并且当年也是主张发展富农经济的。
而这套政策主张，恰恰迎合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积累，购入土地这样的动机。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农村的土地改革所产生的农民的行为，导致了大量增发的货币流入农村——被农民作为买地的财富存起来了。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1950年到1951年，新政府增发的货币70%流入农村。我们都知道他财政赤字占70%左右，六十几将近70，你再增发对应的货币才能弥补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就要转化通胀，没发生严重通胀的原因是农民把增发货币吸纳——存起来了。
他要干嘛？
要准备买地。
所以我说，这一章，我们讲土改对于中国新中国1949年的那场危机，起的重大作用就是它吸纳了通货膨胀爆发的基础。
农民要追求他的农民的理想，就是买地。变成有一定规模的生产者。这个目的，导致农民存了当时发行的人民币，帮助新的建立的政权，降低了通胀发生的条件，你才有可能多多少少不出问题，这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更有意思，私人资本大量进入城市投机领域，一开始当然主要投机的是贵金属和股票这东西，虚拟资本市场的交易是最能够产生投机收益的。但是因为你能这个东西太过分了，所以当时共产党在城市的军管会直接出动军队，不是一般的政府看得见的手，而直接触动专政工具，把所有这些投机交易封了。
于是乎私人资本的力量转向什么？
投机转向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和棉纱布。这东西是老百姓日常都需要的。于是乎他们就开始搞白色大战——主要白色什么的——白米面是白的，纱布也是白的，所以叫白色大战。白色大战在1949年建国之后打了三次，相当于打了三次军事上的3次战役了。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这三大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主力。
好了，现在是当私人资本大量进入投机的时候，新政府在城市也打了三次，叫做白色大战，就是，米棉大战。谁给他提供作战的能力？
还是农民。
因为共产党大规模推进土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间高涨，短期内它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就大量增加。于是当共产党打过长江去占领了南方的主要工商业城市的时候，遭遇到私人资本的大规模投机，他就从解放区大量的调粮食和棉纱。调到大城市，准备应对这种投机冲击。
最终的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私人投机被打败了。被打败之后，就整个物价水平陡然下降，从高额通货膨胀一下跌入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
所以我们说，在这场危机就是民国留下的危机和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危机，就是投机的危机，这两个危机的共同作用之下，这个危机能够被克服，主要是因为土改所造成的这么一个收益。
所以我在补充这一章的时候，把这一章加了个标题叫做土改红利大于老危机，+新危机。这个道理应该说至少可以作为参考——我们怎么看待1949年到1950年当时所发生的投机现象？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当时你们应该知道，通过革命所形成的政权，是能够创造主权的正外部性。
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形成的资产被没收，不是赎买。大家知道这非暴力革命所形成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权，都要跟宗主国谈判的。宗主国在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财产是不可以被没收的，是和平的方式所形成的政权，是不产生主权的正外部性，产生的很可能是负外部性。
革命所形成的政权，它因为是直接没收了西方各国在中国的资产，这个资产被没收给谁了？
被没收给国家资本了，所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在你发展中国家所形成资产形成的。
接着，原政府的官僚资本的资产也被没收，演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资产。所以客观上就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的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同步发生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国家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好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了，就是当私人资本因投机被打败了，谁站得住？国家资本占住。
为啥？
是因为你使用的手段主要靠国家资本，比如交通运输靠谁？不可能靠私人资本。大量从解放区调运物资，然后帮助占领了工商业大城市的新政权来跟私人资本斗争，一定是国家资本。
好了，仓库，谁的？国家资本。资金，谁的？国家资本。
你所有使用的所有手段其实都是国家资本，在跟政府直接配合，当政府直接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的时候，也是用了国家资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导致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国家资本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份额，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农民的作用，土地改革造成农民的积极性，共产党可以直接从农民农村得到足够的物资来压抑通货膨胀，同时打掉投机。
另外一方面，就是国家资本的力量，这两者。土地革命，带动农民的支持和国家资本从原来的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资产，这两部分都属于新政权得以打赢这场经济战争的叫做主权正外部性的作用。
这两个方面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同时也解释了，大多数农民革命在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革命，农民革命建立的政权往往很难在大城市站住脚跟，这方面的教训比比皆是。
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人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教训，它被西方意识形态给定名为了不同的罪恶。
但其实只是说农民革命，在农村，可以靠打白条生存，他可以不建立现代化的财政金融。但一旦进入大城市，就必须维持的住城市的经济社会存在，那就得靠建立现代财政金融。只要你搞，一定是赤字，你没有来源，你是农民革命的政权，你从哪来？整个资本是私人的。
你没有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作为基础的国家资本，往往很难避免失败的结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占领城市之初，这场危机的成败是关系到新政府生死存亡的。
所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它是怎么进入工业化的，怎么应对，怎么应对新政权建立之后的第一场大危机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什么？
就要讲中国是怎样完成工业化的，看这是旧中国的积累方式。
中国的积累方式，地主，是规模农业剩余的流通主体。
因为地主跟租地的农民签订了租约，到有收成的时候，你得自觉地给他送过去。地主是不会去到你们家一家一户去要的。那些去收租的，往往是遭遇到困难，他才去。正常情况下，地主是愿意把土地租给中农和富农。
中农富农的生产率高，产生的剩余多，有利于地主更多的获得农业剩余，所以当时，在民国年间，中农和富农叫做规模农业剩余的生产主体。地主，因为可以几乎零成本的占有剩余，所以它叫做规模农业剩余的流通主体。
地主阶级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只占农村的7%左右的人口，他占有多少剩余？
大约1/3到40%。就百分之三四十的农业剩余。
地主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随意挥霍的——他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要用剩余到城市去交换其他的东西，甚至去发展它在城市中的工商业。
所以他是变成了一个民国年间推动工商业资本积累的这么一个力量。于是乎，地主往往变成在外地主，就变成推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这么一个力量，叫工商业地主。
这是民国年间，之所以能够在大局初定，就迅速进入民国的黄金增长，就当时叫做20年代、30年代的黄金十年，年平均增长率8%点几，增长速度很快。就在于他当年也是有条件，从农业提取剩余进入工业化的。
但是我刚才讲到了，当你把土地完全平均分给农民的时候，那是无论它生产能力好坏，如果他过去是个老中农，它生产能力很强，但他同样得到的是平均的土地。
过去如果他是一个生产能力不强的人，他也得到这么多土地，因此它实际上不利于规模剩余的产生。而任何一个工商业主体，当他要进入农村，面对的是上亿农户，4亿小农，它的提取剩余的交易成本也极高，所以这个时候是不利于工业化的。
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农业集体化。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变成一个生产队。这样呢，它的交易成本就获取农业规模剩余的交易成本就下降了。
所以当1952年，中国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发展工业生产的时候，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跟分散农民的交易。
这时候开始发展互助组、初级社。尤其是到1953年，统购统销提出，这个时候初级社就变成了一个国家为了维持统购统销，从农业占有剩余，推进工业化，而形成一场社会运动就叫做合作化运动。
当政府帮着农民组建起了几百万个合作社的时候，就意味着政府不必再去跟4亿农民做交易，直接跟400万个合作社打交道，至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交易成本下降了100%——只支付1%了，原来是4亿农民，你现在直接只跟400万合作社打交道，那就是原来的交易费用大约只有1%了，当然不能这么算，太太有点简单了。
但是有一句话可以拿来说，就是当统购统销开始推行遭到困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搞合作化，所以分散的去跟农户去统购是困难的。当全国完成合作化的时候，毛泽东跟陈云有过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说你看，你统购统销面对这么多的小农，叫做“满头乱发没法抓”，现在他们变成合作社了，这叫“做编成辫子就好抓”。这个道理其实说得很通俗。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意味着用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化解了政府与分散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当然毛泽东的话说的很风趣，但其实体现的是交易成本理论。 我们或者叫做交易费用理论。
所以我们说两种不同——民国年间能够进入工业化，在于它有规模生产主体和规模流通主体——在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主要在于它能够通过组织化的方式。
更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1960年苏联撤走了，不再援助中国的工业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陡然进入了零资本时代。
工业化，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同时排斥劳动的过程。所以什么叫做工业化？
工业化就是一个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过程。八个字：资本增密，排斥劳动。
突然，你没资本了，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不论你有多大能耐，正在工业化资本增密之中，突然没资本了。你还得还账，那就负资本。一般都无法维持。
所以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一般都是对宗主国有依附的。宗主国给你投资，你能进入工业化，宗主国，一旦说你不听话了，停止投资，你立刻工业化垮掉。不（想）垮，跟他听话。老老实实的，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一般摆脱不了依附关系。中国，因为50年代，苏联投资尽管规模很大，迅速进入工业化。
但是这时候中国的新政府认为我们曾经被殖民化了很长时间，我们现在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因此必须表达不同的声音。
于是乎双方开始发生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严重，发生论战，最后破坏了两国关系。
最终是苏联说，既然你不是我的战略伙伴，那我就停止对你的援助了。所以早就停止了。中国人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来维持苏联留下的重工业，是很难的。他就大要上钢铁这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这些事情做得很差、维持不住。
60年就陷入了因要想维持住，而爆发的财政赤字危机。财政赤字危机就导致你没有就业，就得从1960年开始往农村输送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劳动力。大家也都知道，特别是最近这些年，青年失业率，往往是社会冲突爆发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任何国家只要青年失业率上升，社会冲突一定爆发。人们很奇怪，说，1960年中国曾经有过严重的饥荒，什么？饿肚子，为什么没发生事儿？
其实，城市中的过剩青年劳动力被送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了，才导致危机所演化的社会冲突没有在城市爆发。当然那个年代，社会犯罪是有增加的，但是因为农村当时是集体化，承载了城市过剩的劳动力，下到农村去。
他如果是分散一家一户，它就承载不了。
正好农村那时候已经完成了集体化建设。1956年，高级社是以乡为单位，1958年人民公社还是以乡为单位，这时候就能够比较顺畅地承载城市因危机爆发而必然排斥出来的青年过剩劳动力。
这些人下乡大概这个年代，前后有一千多万人，一千多万青年因不能就业，从城市下乡到了农村。当然那个时候意识形态，是以革命口号动员的，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以为我们下乡支援国家农业建设，那就打着红旗唱歌下了乡，那就导致其实客观上是农村化解了城市危机的代价。
1960年以后，城市的工业化危机就得到了软着陆的条件。所以我们这样看，农村的集体化不仅是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你要统购统销需要拿到农业剩余。集体化节约交易成本，而且集体化，还承载了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
更为重要的这是三大功能：第一化解交易费用，第二承载城市产业资本危机，
第三，你不是0资本吗？人家不投入了，人家撤资了。大家都知道苏联人1960年撤走了全部的技术援助，全部的投资援助全撤了，那你就剩下什么呢？剩下人留下那些重工业、军事工业在那放着，你怎么维持？0资本条件下怎么维持呢？唯一的中国维持工业化没垮，唯一依靠的就是成规模的集中劳动力，只有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才能替代零资本。
工业化是个资本增密的过程，资本为0条件下，怎么工业化？其他的正常情况下，你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都垮了。中国当时是把用集体化的方式，成规模地集中劳动力，上工地，你只要有建筑工地，无论是建水库还是建公路，修铁路，只要你有工地，这工地就需要工业的产品，特别是重工业的产品，比如铺铁轨，上电机，得有炸药，你得有车，你得有挖掘机，你还有推土机拖拉机等汽车，这些都是重工业的产品，工地需要。
所以当年从60年代苏联撤资之后，中国大概用了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靠大规模上劳动力，搞了三万八千多套大型水利工程。水库大中型水库是3万六千到3万八千多个，同时形成了与3万多个水库配套的大中型水库，跟它配套的灌溉。
同时就改造了中国的农业，使过去的灌溉面积从不到20%上升到47%，接近50%。灌溉增加就意味着产出增加。所以到7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的饥饿问题基本解决，这就靠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
你要想让劳动力投入，除了革命动员之外，这时候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工农大众的主人地位等等，这些当然是意识形态动员，很重要。
但更为主要的是国家通过集体化，一方面提取了剩余，另一方面使用集体化来组织劳动力下下到工地上去。那么下到工地上，国家正好把它提取的剩余变成让你上工地能吃饱的粮食供给。
所以我记得我自己是1968年插队的，我们之所以当年只要是有工程，让我们生产队、生产大队组织劳动力去上的时候，大家都挺高兴，打着红旗喊着口号要去报名很积极，为啥？
道路工地上基本能吃饱。
你在生产队干活往往可能会吃不饱，尤尤其像我这种壮劳力，一天干很多活，我吃的应该比较多，那时候一天能吃三斤粮食，对吧？给我给不了我那么多粮食怎么办？我只能是收了工，去给那些有自留地的比较多的家庭打打短工，帮他干点农活，他管我一顿晚饭，也就一天早饭中饭我自己吃，晚饭基本都是在人家吃的，我吃百家饭。这个就意味着我从纯挣工分，拿不到那么多的公分粮，满足不了我哪怕是一个劳动力的消费需求，所以我就得去打短工，就得去帮着别的人。
别的人家为什么能干得成，是因为国家把剩余拿走的比较多。留下的其实主要是按人口分。所以我们大队分的时候是人口分70%，剩下30%按劳动分配，因此越能干的劳动力，你只分的那30%的劳动分配，那月能生孩子的人家孩子多的，它人口分的就越多。
所以人七劳三，比例先决，先是按人口分。当然就导致那些人口多的加分的粮食多，因为他是孩子多嘛，当然就吃不了那么多了，对吧？再加上人口多的家可以多分自留地。多分自留地，当然他的自留地的产出去高，因此往往是人们愿意多生孩子。不愿意多干活。
所以这个集体化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国家拿走的太多了，国家为什么拿走多？是因为国家要上工程，国家把拿走的这些粮食放到工地上，正好把我们吸引到工地上去干活了。
这么一个经济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个年代上的大中型水利工程比后来要多得多，它可以成规模集中劳动力，只要有大型的工程在，无论是公路、铁路、水库，所有这些大工程在。就需要工业的重工业的产品，他才能满足工地的需求，那种工业就活了。
所有这些循环都得是国家直接出手才能完成的。所以在外资撤出，资本投资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成规模的去替代资本，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体系来循环，国家的工业才能维持。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持否定态度，我们恐怕需要多做一些分析，特别是像我这种过来人，我们自己有亲身经历，我们来看当年我们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这样可能更客观一点。
所以我们说中国用了60年的时间，其实至少前30年，是在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工业化原始积累就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当你没有资本的时候，你就得使用劳动力。基本道理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在60年代所发生的两次危机——主要是50年代，以吸纳苏联投资所形成的，所以我们说叫四次外资演变为九次危机，什么道理？
就是除了第一次之外，1949年那次之外，我们说1950年，因为朝鲜战争，苏联大规模向中国投资了，投资大约50亿左右，按美元算50亿左右。
50亿，以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主。它和一般的工业投资不一样，一般的工业投资是有正常的工业产品的。
你如果上一个从重工业到轻工业的纺织工业到一般商品生产，这是一个完整的工业结构。最终的产品是轻工业、纺织业或者是一般商品的那些商品。它卖出去以后形成的回报，你可以用来维持工业化的整个结构运转。
但如果上的只是重工业，没有上轻工业、纺织工业、一般商品生产，那就意味着这工业没完。没完，就没有产出品，没有产出品就没有（商品）卖出去，没有（商品）卖出去就没有回报，因此这个工业它的维持过程，成本提高。
我说叫做双重代价来维持这种工业。但你没有它又不行，因为它战争打出来的。你周边地缘环境又比较紧张，所以客观上来说，你得用相对高成本来维持这种工业化。
这就是当年中国之所以一次外资就会带来两次以上的危机——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工业维持在极难。
所以50年代苏联投资到60年代爆发第一次危机，68年爆发第二次危机，两次危机，都是你拿了这样一个重工业投资，最后你得追加成本来维持它，所形成的危机。
我刚才讲到了三线建设，最终演化成了1968年的危机。原因就是，三线建设本身也不产生收益，军重工业建设不产生收益。因为军重工业的产品是飞机大炮，坦克是军品，军品只有战争才能消耗掉。你只要不打仗，军品生产出来以后就是成本。西方的战争往往是打下来，掠夺了人家的资源，占有了人家市场，它的战争的产品就算有了最大化的收益。而发展中国家形成的政权，发展了军事工业，没有能力向西方早期那样对外做殖民扩张。因此他的军重工业其实有生产，也往往只是军品的那种产品，它是没有回报的。
因为他无力作对外扩张的这种战争，所以它就变成成本。
所以我们才说维持军中工业体系需要更高的、叠加的、甚至倍加的制度成本。就是这个道理，也因此它所带来的不是很好的效益，而是成本转化成危机。
所以我们说在60年代，因50年代苏联的这种军、重工业投资而形成的制度成本，导致60年代爆发了两次经济危机。因为这两次危机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是很难协调的，所以才出现了以革命的名义或者以其他名义等等所做的努力。
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就会明白没有任何调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调整的代价都是非常显著的。60年代的各种调整，也是有巨大代价的。这个代价有时候表现为不同名义的社会运动，恐怕大家要重新做分析，才能有所理解。
到1969年中苏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冲突——珍宝岛战役了——这大家都知道。甚至导致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领导人，通过乒乓外交，小球带大球，恢复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恢复了对西方的外交关系。
尼克松访华，是件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尼克松访华之前先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这就为中国带来了第二次外资进入的条件。正在这时，我们大家知道，战后西方的工业复兴，很快到六七十年代发生战后的西方生产过剩，西方生产过剩就向外转移产业，这个时候转移的，就是以一般商品生产，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了。
所以先武装起来的70年代西方转移到亚洲的主要是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而7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并没有完全放开西方产业进入，中国只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引进西方的设备，这是第二次外资的特点。
假如第一次外资，苏联到中国，是因为朝鲜战争导致的战略性援助的话。那么第二次外资是中国为了调整自己的工业结构，有选择的引入外部设备，叫做引进外国设备技术，改造中国偏重、偏军的工业结构，这是70年代。
这样的引进同样是要有代价的。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71年制定了43亿美元外资引入的方案。
后来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李先念、陈云他们制定的是82亿美元引进外资的方案，是整个70年代。
50年代中国引入的是50多亿美元。
70年代，中国引进的是50年代的两倍半，125亿美元。
并且后来这次完全失序。原本是要五年到十年引入的，结果两年就超过了。所以越是成规模的大量的引入外资造成的外债转化成的赤字就越严重。
外债在当时中国的国家资本体制之下，直接转化成赤字。所以毛泽东第一次43亿美元引入的时候，他是1971年制定的，1972年开始引入的，三年之后1974年就爆发赤字危机。
这时候毛泽东只好把邓小平请回来——说他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他有能力，要让他来抓管理。他抓管理就是调整、整顿，这调整、整顿意味着做空。
当然毛泽东就不满了，就让他拿下来了。所以邓小平的第二次起落，不是有“三起三落”嘛，第二次起落其实是1974年危机和危机调整这个过程的一个客观表现。因为你没有调整的成，所以就又再次动员城里的失业青年下乡。
所以74年开始是中国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是68年下乡是中国第二次，也是因为那次危机没法解决，所以把城里人动员下乡。
74年危机没法解决，又动员下乡。所以中国一共有三次上山下乡运动，每次都是危机派生出来的。
至于谁对谁错，后人可以评说，我们只不过建立了一个相关的逻辑解释。
......
此讲未完，另见 温铁军：新中国十次周期性危机概述（第一节)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