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到头来，放大问题的是我们自认为的“自己人”？

最近接触的香港人有点多，当然，新香港人（内地人背景）也有不少。不得不说，在和香港人接触的过程中，有不少是比较聪明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说到底，如果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利己是没任何问题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懂得迎合别人，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利益，最主要的是一点——相当部分的香港人看得清楚大局。具体一点来说，除了嘴上随时随地来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嘛”，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对大陆的认可是在“润物细无声”中大幅提升的。这个是笔者深有体会的——只是这些人很享受“被特殊对待”的感觉——比如被内地人说“普通话还不错”等，那么你会发现港普就成了值得炫耀的东西。

对香港人的感觉说到底，从一个没有在香港待过多久的角度来看貌似没什么发言权。但是问题是，当游客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是从来不需要一定要待多久才能够感受当地的。结果呢，去香港的旅游经验成了不少人的“不好的旅行回忆”——这里的“不好的回忆”是说给那些不会去注意迎合香港人，以及所谓的“不合理或者陋习”的那部分——比如香港的餐饮服务等等。

我们对香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香港社会阶级明显，社会贫富差距很大。而且毕竟是资本主义制度，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合规”存在就是香港的特色。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位，实际上是太过于把世界想的太好。就像大陆的公交系统，交通系统，几块钱的地铁，十几块钱的打车起步价，服务不好还要被投诉，服务商面临被处罚和降级的现实考量，很多东西在世界上看就是最好的那一个层级（当然，谦虚点说，也不是唯一）。但是在香港，就拿的士司机的整体低素质，甚至是反社会人格的存在都是大把的，而且貌似香港人“接受”甚至是“默许”这群低素质的行业存在。哪怕引进一点点更先进的UBER，香港出租车司机都能联合起来阻止到底。也就是说这些人最能代表香港的相当一部分群体——自己是烂仔，但是自认为合理。别人敢反对或者不认同，它们就会咬人。

关于香港人的来源背景，笔者在之前的付费文章“何为香港”中给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这些人本质上是从旧社会直接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换句话说，没有精神文明建设的，跑到了只崇尚物质文明的社会，素质低下，精神出现很大偏差，认知极度受限是注定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所谓的“新香港人”——放在台湾省就是“陆配”或者说绿配群体更精准，它们会在很大程度上迎合香港社会的很多陋习和“特色文化”。这一点就是笔者要谈到的，不少新香港人（内地人通过各种手段去到香港的）骨子里到现在还在搞“皈依者狂热”。

首先，笔者认可香港法律制度比内地完善，这个说实话确实是没得比，毕竟被英国殖民了一百多年，而且英国鬼佬拿香港当做一个“模版”来杠内地，香港确实在过去发展的很好。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看，整个西方看起来也比中国好很多，西方都发达多少年了，而中国到现在也只承认自己是个发展中大国——哪怕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过西方。但是西方的整体性衰落是不争的事实——经济靠着原始血腥积累之后，如今大搞“泛政治化”的民粹社会，西方确实在加速倒退。社会民生越来越差，老百姓各种极端——就拿LGBTQ变态群体，极端环保组织等等，反正就是各种内耗。这个倒是对我们来说是神助攻——兵不血刃，西方自己倒下。

而这个时候，西方“扶植培养下”的“旧香港”自然而然不可能再靠着西方“经济腾飞”——但是却越来越热衷于“泛政治化”——大搞民主自由的“选举”，说到底不就是西方想要拉着“旧香港”一起死嘛。

但是，西方还是狭隘了——它们认不清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也不懂得社会主义中国化之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香港社会里的“觉醒一代”就开始找出路，但是奈何内地给香港特殊照顾太过，于是“慈母多败儿”也注定了香港内部需要一场“变革”。

是的，同化香港只是多了一个“中国的城市”，但是一国两制确实带来的好东西更多。可是，“一国两制”貌似从来都没被正确的使用过——就拿“一国”从来没被正视过，重视过来说，香港貌似只是在搞“两制”。也就是说香港社会是西方的更多过是中国的。这里不是制度的并存，反而成了西方话语下的“制度对抗”。

当然，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也是香港人刻意去迎合西方的缘故——就拿笔者接触到的新香港人，那种对香港的谄媚，对西方制度的“狂热”是真的很难不反感。

吹嘘制度规范，接触不到基层的“劳苦大众”，金融公司的产品怎么好，楼价高还不够，应该更高（只是因为自己高位入场，现在亏了）——那种好东西未必学到，人性里面的那种阴暗面学的相当快，相当全面。

香港的金融确实很好，毕竟国家给香港的定位也越来越多集中在金融等少数香港的“硕果仅存的行业里面”——但是国家同时也是要求香港必须要改革的——中央始终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进行定位。“将持续完善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体系，一如既往、全力以赴为香港深化金融改革发展、维护金融稳定安全提供充分支持和保障。”

然而，复杂的全球市场环境和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让香港资本市场面临重重挑战。同时，随着产业升级、科技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更新，传统金融市场增长空间、效率有限。因此，香港也要持续改革，探索转型，寻求方法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何立峰，在2024年香港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的讲话）

香港人当然心态需要转变，但是后续的那些“新香港人”貌似更需要调整和定位自己的心态——除非这些群体还是具备老香港那些人的某些背景。去到香港不是为了做西方人的二等“老香港人”，而是做中国的正常“新香港人”。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不能成为中国土地上藏污纳后还合理合法的地方——相当多的内地资本家也好就是明目张胆把香港作为自己转移非法资产，灰色产业到境外的跳板——把中国人的好东西，财富给转移到香港，甚至是西方——更不能被西方的鹰犬来控制。

香港有自己的中国城市功能的定位——既然是功能性，那就说明就是把整个社会都洗牌一边也不会影响其功能，说到底就像台湾一样，如果是中国人的社会，没理由发展不好，这个才是重点。也就是说，香港也好，台湾也罢，人的作用只是一方面，甚至是一小方面，国家和制度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