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民主正在把人民隔离在外”: 哥大教授的深思 | 文化纵横

帕沙·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    

哥伦比亚大学

​何吉贤（译）

【导读】欧洲极右翼的兴起、特朗普再次上台……民粹主义已经将过去的自由主义建制派打得“晕头转向”，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反思“人民主权”概念的时代。过去，尤其是二战后，在全球汹涌展开的西式自由民主浪潮，已无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与全球危机。而势头正盛的“民粹主义”有可能担负起这一历史任务么？

本文是查特吉对“人民主权”问题的反思，也是对“民粹主义”的反思。2018年4月，查特吉受鲁思·本尼迪克特讲座之邀，发表了总题为“我是人民：当代人民主权反思”的系列演讲，本文是查特吉对这三次演讲的总结。当时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已一年有余，美国知识界普遍陷于一种焦虑又无奈的情绪中。面对风头正劲的“特朗普现象”和日益分裂的美国，无论做出哪种解释，似乎都不够透彻，无法令人信服、给人信心。这种情绪可以说是查特吉讲座最初的起源，也贯穿了三次讲座的始终。

查特吉提醒，民粹主义有其自身的“理性”，这种理性曾被自由代议制民主塑造的人民主权观念所掩埋。如今，自由代议制民主以及背后的“整体国家”机制出现危机，但他们的反应却是通过“隔离人民以挽救自身”。民粹主义者则能把散落的群体组织起来，宣称他们构成真正的人民，并且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权力的寡头集团。查特吉希望认真对待民粹主义背后代表的历史可能性。西方自由民主危机背后只是特定统治秩序的领导权危机，但在非西方国家一直存在不同的统治秩序，他们的某些表现同当前西方的民粹主义重合，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国家的统治秩序来反观西方的危机。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自由代议制民主的“地方性”，真正深入理解民粹主义的“理性”与限度，理解“人民主权”的多种可能性。

如今，特朗普重返白宫。查特吉演讲中的一些预言，如民粹政治导致的政治摆荡、制度化的规则遭到破坏等等，都已成了现实，欧洲也在右翼民粹政治的深渊里越陷越深，而他寄予希望的欧洲左翼民粹政治运动，则仍然在旋涡中挣扎。作为当代颇有影响的左翼学者，查特吉对当代民粹主义政治的理论分析和对历史根源的梳理有其独特性，值得大家认真对待。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0月刊，原题为《当代民粹主义及其“理性”——历史和理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当代民粹主义及其“理性”

——历史和理论

关于西方民主体制突然面临的种种危险，当下学术界和公共平台已有很多讨论。二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连续的经济繁荣、社会和平和政治上具有合法性的时期。但在今日之美国、英国和几乎所有西欧国家，情况似乎一夜之间发生了突变，一方面，民粹主义运动和威权式的领导正在兴起，自由体制的脆弱性正日益显现；另一方面，建制性的政党和代议制政府建立共识和维持普遍秩序之合法性的努力日趋失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很多人来说，今日的情形会让他们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弥漫在欧洲的那段动乱岁月，它最终将整个世界拖入了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战之中。毫不奇怪，今日的知识界有一种迫切而深刻的焦虑，想要有所作为，以阻止民主体制和自由价值面临的又一场危险的攻击。

2018年4月起，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思·本尼迪克特讲座（Ruth Benedict Lectures）上做了三次演讲，意在指出上述讨论的陈腐和狭隘。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世界各地的民主体制得到了加强，但现在，这种趋势被逆转了，其情景历历在目。但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这点，人们在理论上的主要关注还在于一套自认为打上了自由代议制民主标记的纯粹的、典范性的原则。这种理论上的正统观念又与一套不便那么公开表达的歧视性偏见并肩而生，那就是：真正的民主是西方文明的创造，其他地方的任何以民主之名出现的事物，尽管常常受到欢迎，却肯定是有缺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

与这种看法相反，我认为，由于连接都市中心与其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属地长期以来潜在的结构性关系，很多显然属于非洲或亚洲民主的特性在欧洲和美国身上如今都能见到了。例如，历史学家们已表明，“自己的家乡实行自由主义，而在殖民地实行独裁统治”的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帝国政治的特性之一，它并不是一种时间上的滞后，并可以由某种历史的辉格钟的推进得到最终的矫正。毋宁说，它是自由主义本身具有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家乡母国建立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政府，但同时要求在殖民地实行由专家官僚主导的集权统治。二战后，随着旧帝国的终结，出现了一套不同的结构性条件，它将200多个形式上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中连接在一起。这一秩序在当前表现为如下特点：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金融资本网络；美国的新技术公司巨头（目前受到了一两家中国公司的微弱挑战）；制造业向亚洲和拉美等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上升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大量劳动力和难民的国际转移；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在下降，但同时它又是唯一一个压倒性的军事强国。这些情况和变化，在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中以某些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它们在之前的西方历史中是被隐藏的。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世界上其他那些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民粹主义的地区，当今欧洲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当前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始于对阿根廷庇隆主义（Peronism）的分析。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研究尤其在力图证明，民粹主义远不是会给民主带来毁灭性威胁的传染病，而是有其自身的理性，与民主能完全保持一致。拉克劳的分析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它至少对那种行之多年、自我循环又无所结果的自由主义教条提出了挑战。至今为止，我们对所谓的民粹主义威胁的主要反应，是紧急呼吁保卫现存的政府和法律体制，以免使它们受到无知而充满仇恨的群众的盲目攻击。难道民主必须要隔离人民才能使其得到挽救吗？

这几个演讲将民主在当下遇到的问题放在一个现代国家在大众主权的基础上普遍化的历史框架之中，当然，这一历史认识是受理论激发而产生的。与这一历史相关的，是北美和西欧国家中资产阶级（bourgeoisie）逐渐占据主导性社会力量、欧洲在非洲和亚洲殖民统治的扩张、殖民世界中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帝国的终结、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中福利国家的奠定及其随后滑入新自由主义，以及在后殖民国家围绕国家建设和经济转型所进行的一系列混乱的斗争。我不太可能仅仅用三次演讲就对如此宏大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所幸，我能在拉克劳及其批评者的理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我的工作，并且通过他们的分析窗口，去探索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札记”和米歇尔·福柯的“演讲”，它们无论在历史还是理论的意义上都蕴藏着巨大宝藏。我相信，葛兰西和福柯是两位对资本主义民主最伟大的批评者，但却对自由主义抱以极为严肃的态度。他们的理论工作让我受益匪浅。

同样，我也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所经历的艰难和阵痛，代表了某种统治秩序的领导权的危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这种秩序一直基于葛兰西所称的整体性国家（integral state）而得以维护，在这一整体国家（integral state）中，资产阶级在其同盟者的帮助下，利用国家的权力去影响市民社会的机构，以便教育人民，使后者为其统治提供自愿的认同。我用了福柯的说法，认为这种统治的达成，主要是通过使用政府的治理权（government power），一方面，生产出经过规训的个体作为民族国家的正常的公民主体；另一方面，又通过生命政治技术调节大众中的人口。在经历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阶段后，这一领导权秩序目前已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在大大小小的动荡中，表现出了一系列特点，我们可以称其为部落主义、提供庇护和保护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而这些特点之前一直被认作是属于当代世界中未开化地区的现象。我试图指明，为什么一些实行民主体制的后殖民地区中的某些形式的实践，现在在自由民主的“神圣之地”却露出了它们不受欢迎的面孔。

在演讲中，我充分利用了演讲形式的口语长处，来回穿梭于广泛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空中，而不必遵循任何地形图或编年史的秩序。然而，在这些个人风格化的演讲背后，我也有自己的计划和设计。第一次演讲始于一个二战后世界新秩序开始阶段较少受人关注的历史事件，即1946~1948年在东京举行的战犯审判，在那次审判中，一位印度法官声称，战争的胜利者无权制定一种新的国际法，来惩罚战败者，“平等的正义”（even justice）要求，每个国家，包括那些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都应享受同等的主权。这是接下来几十年即将席卷殖民世界，并导致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产生几十个独立国家的浪潮的早期征兆之一。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很多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血腥的解放战争，很多国家在独立后也继续敦促自己的公民继续为建设国家，为将来的世代做出牺牲。那么，国家是如何获得此种道德力量的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来看看费希特1808年对德国国家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在这些演讲中，费希特对民族主义的道德问题提出了经典性的解释。费希特认为，真正的国家并不仅仅是人类学或宪法意义上的事实，它有精神性存在的含义，而这种精神性的存在需要通过教育进行培养，并阐扬围绕其民族语言建立的民族文化，使其繁荣发展。在内部边界的范围之内，国家往往是有主权的，即使它在政治上处于外国势力的主导之下。尽管费希特很少被人提到，但在20世纪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的这一关于民族主义道德的核心阐述，却常常回响在殖民地世界里。

第二次演讲，我详细考察了欧洲福利国家在现代自由民主体制高潮期的情况。我引用了英国社会学家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1949年发表的系列演讲的内容，试图指出，整体国家内部是如何建立自己的领导权统治的，也就是，政府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就业、住房、医疗和教育，政党和工会组织则通过协调建立共识。我同时也指出了——正如福柯曾指出的那样，这一领导权秩序内部包含的矛盾会导致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即公民主体作为权利的承担者，与广大人群中一个个受利益驱动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吊诡的是，政府作为照顾民众的全能型机构，也在创造通过专家进行的技术性管理，从而最优化地使用资源，即使在福利国家内部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利益的策略性管理慢慢就会凌驾于保障人民的权利之上。贯穿整个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区别性地（如拉克劳所言）满足了各种需求，策略性地平衡了每一个特定利益群体所处的选举权重与资源限制之间的矛盾。最后，工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上具有一致性的政党分崩离析。共识只能由专家之间在给定的财政限制内，通过对可选择的技术性治理措施形成协议而达成。在一些政策性的事务上，政党之间往往十分雷同，选民因而对政治产生了普遍的冷漠感。

这就是新千年初期以来领导权危机突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大背景。这些危机又具体表现为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和现象，它们包括：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攻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的战争；激进伊斯兰组织在全球发动的恐怖暴力行为；涌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潮；2008~200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欧国家不够富裕和低教育水平群体生活水平灾难性下降的状况；等等。在这种极其有害的氛围中，被称作民粹主义的现象就出现了。

我曾讲过，这一领导权的危机是从整体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治理阶段的策略性收缩中产生的，在这一阶段中，以前由工会组织和政党实现的对其大众追随者通过教育获得被统治者同意的功能，现在转交给了危险重重、命运未卜的市场。人民没有那种参与主权的道德感，而只保留了某种经验层面的、属于某个混杂的人群组合的其中一员的感觉，在这个人群中，每个个体或小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它们会根据政策的技术性决定而得到满足，或被否决。于是，正如拉克劳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的民粹主义运动和领袖们就能运用其如簧巧舌，将各种各样不同人群中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连接成一个个平等的链条，并宣称，尽管他们千差万别，却构成了真正的人民，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权力的寡头集团。

但是，西方当前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无论是自由主义式的公开谴责，还是抱持希望的支持，都过于表面化。我的第三次演讲详细考察了印度50年来的民粹主义历史，并认为，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不同，有些后殖民的民主国家中存在国家从有财产的、大部分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狭窄范围扩大到城市贫民和农村人口——尤其是那些被抛离传统职业，被迫进入所谓非正式就业领域的人——的趋势。印度的民粹主义中，一方面包含了将目标利益分配给现存的或潜在的支持者这样的做法，这是一种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不一致的行动方式，但在一个选民对政党没有强大意识形态认同的选举民主制中，极容易出现一股竞争性的民粹主义潮流，各对立政党可抛出越来越多的此类利益，以吸引投票者。印度民粹主义的另一面是，其领导者和政权通过话术的变化，重构“人民”和“敌人”的构成，从而应对选举条件的变化。印度有多个民粹主义政党，几十年来一直在选举中保持着实力，不管领导权如何变化，都能生存下来。

虽然西方民粹主义的出现是在国家策略性的收缩之后，但印度民粹主义却是国家策略性扩张的结果。我认为，印度民粹主义的许多特点也同样会在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中出现。尤其是，民粹主义虽然使庶民大众（subaltern population）能够通过打击敌人来取得公平正义，且不受法律和官僚那种不透明程序的束缚，但同时也给美国和欧洲那些感觉自己被隐形的寡头统治者剥夺了权利的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政治发生摆荡。

印度民粹主义的特征还包括其在大众动员中通过有效的视觉呈现带来的强制力。在印度，电影和通俗剧式的叙事形式对民粹政治有直接的影响力；在一个大多数民众都没有阅读习惯的国家，这并不是令人惊奇的现象。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以前一直僵化地通过文本话语进行理性沟通，对其他形式则视而不见，如果他们能对视觉性的和情节剧式的沟通方式的自治力量抱有更严肃的态度，他们在特朗普总统时代的表现就会更好些。印度民粹主义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一旦选举体制进入了竞争性民粹主义的螺旋上升的境况，那么，重回自由主义式行为规范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在当前的情形下，我们如何创造条件来让人民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参与主权？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为了一个左翼的民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正确地指出，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时刻，同时又认为左翼民粹主义内含着获取领导权的动力，我认为这并不正确，因为民粹主义政治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操作，它不可能设计出社会变革的战略。正如葛兰西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反霸权战略的形成，需要具备必要的意识和组织的社会阶级的出现。以当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只存在一个既有组织、又对其历史任务具有自我意识的基本阶级（fundamental class），那就是资本占有者阶级。要理解这一认识的正确性，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全球金融资本的代表们在处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阶段，为克服其广泛存在的差异、动员其政府资源时所表现出来的速度和决断力即可。为了吁求一种真正的反霸权战略，我们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社会力量能够制定和执行这样的战略？

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我们处理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构成。企业资本在城市市民社会的中产阶级中已然建立了霸权性的领导地位，但其领导力却无法覆盖到农村人口以及那些在非正式经济领域中为生存而挣扎的人口。2014年，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执政后，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困境，莫迪政府承诺要抛弃之前各届政府中的民粹主义政策，进行经济改革，创造某种与资本家主导下的整体国家类似的东西。但同时，印度人民党还有一个平行的文化转型的领导权战略，目的在于将印度建成一个以印度教教徒为主的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战略就将少数族裔从“真正的人民”中剔除了出去，尤其是给穆斯林贴上“威胁性的敌人”的标签。在为2019年大选做准备时，由于选举压力的驱动，原先的策略又进一步撤退，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将老一套的民粹主义技术与印度教民族主义侵略性的、实际上是军国主义式的修辞结合在了一起。

反霸权战略即使是如印度许多民粹主义领袖和政党所做的那样，是建基在对大众能量的动员之上的，也必须走出选举策略的局限，形成新的、更有持续性的社会变革的教育方案，以保障人民的正义和繁荣。如此，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提出葛兰西的问题：哪一种社会力量能领导这样一个社会变革的反霸权工程呢？

注：本文为查特吉《我是人民：当代人民主权反思》（I am the People: Reflections on Popular Sovereignty Today,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0年英文版，中文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一书“序言”的摘译，中文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