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流浪地球》只有中国人能拍？

为什么说《流浪地球》只有中国人能拍？

看到这么个问题，我先简单说说我的想法。

《流浪地球》系列，是郭帆立足于中国文化、思维、语境，对经典科幻母题进行的一次“中国式表意”。它的内核其实具有世界性，其探讨、解构的方式却是中式的，由此达到了中外共赏的可能性。

郭帆明白那些经典的科幻母题，关于阿西莫夫，精神意识大于物质躯体的生命讨论，也关于反乌托邦，社会基于人性不变而只是表面发展的本质性原始。同时，他也是一个好的科幻电影人、电影工业人，也是一个拥有“中国文人智慧”的人。

从《流浪地球2》来看，他想做的内容肯定包括了经典科幻母题，但它之于中国主流文化语境的错位，涉及到官方内容的“棘手”，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这是商业化与报批环境决定的必然，也是“中国科幻创作”的必然。因此，他加入了“中式”的内容，作为对冲与中和，又不像很多导演一样地粗暴拼贴，而是巧妙地作用于阿西莫夫。精神意识是数字意识为人的根基，中国化的精神即是“中国人”的根基。于是，二者便成为了同一件事，结合成了同一个主题。

《流浪地球》前的中国科幻电影，几乎没有较为符合科幻基调的外部事件设定，更没有与之相配合地，尝试着提出过“数字意识的生命判定与人性有无”，以及随之引导出的“何以为人”的问题，并展开一段持续性的探讨。而在其中，明显的“对与错”往往是不存在的。前两点对接的是科幻创作里真正可以称之为“硬”的部分，第三点则与之呼应，是科幻主题里偏向于哲学的方面。拥有了这两者，那些科幻作品里涉及到的主角与事件，才能获得真正适配的深层内容，直面必然产生的矛盾问题，进入理应进行的辩证思考。

当科幻作品探讨这些的时候，那些剧情才会更加“合理”，给出并解决“应该出现”的东西，调性、视角、语境，才是符合“科幻”的状态。反之则是“避重就轻”，以一场大战提供不经思考的外层刺激，用敌我双方的明确对立简化逻辑运转的复杂辩证，将“于设定和发展而言不合理”的部分，干脆地含糊遮掩而过。那样的科幻电影，其实只是拥有“未来设定”的动作或战争片，在内里全然没有触及到“科幻”的世界。

当然，上述的科幻式内容，相比乒乒乓乓的动作大场面，正邪分明的尖锐对立带来的剧烈情绪，显得有些沉闷、暧昧，甚至可称“晦涩”。但“科幻”的存在，由于涉及科学，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上述要素，就像科学带来的克隆技术会对接到生命与伦理的不可解。拥有它，直面它，拍出它，作品才是内里精神上的科幻。

《流浪地球1》相对让步，郭帆的选择是中国人得自文化背景的“传统煽情”：亲情、家庭。他借助了刘慈欣原作的基础设定，大幅度地删减了其中关于科技、伦理、道德、社会法则的硬派探讨，而将呈现重点基本锁定在了刘培强和刘启的父子之情上。观众当然无法看到刘慈欣原作中的深邃思想性，但却从电影里能够获得一种最贴近自己内心波长、最能打动自己的东西。

到了第二部，郭帆则展现出了更多的“自我”与“科幻”。他立足于现实客观环境，解答了“如何在当前的中国客观环境下拍摄硬度主题”的设问，而《流浪地球2》也给出了非常有“借鉴价值”的答案。它展示了一定的“聪明”，将数字意识的“生命属性”关键：人化的思想，归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上。

成为数字空间内存在的丫丫，以及最后同样进入的图桓宇，二人之所以可成为“数字的人类”，便是由于其历经转变而最终体现出的“大爱精神”。这种小家与大国的观念，放置在具有时代意喻性且符合科幻设定的大事件下，引导出了文明危机下中国的应对理念，与流浪地球带有的“故土情结”相对应，恰恰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怀，与物质世界里的刘培强和李雪健结合，做出了不同空间与不同阶层的同步展现。

它有当今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也同步了科幻标准下的“事件设定”与“议题思考”。展现出这一思想特点的丫丫和图桓宇，便也成为了“数字意识的中国人”。对数字意识之“人属性”的探讨，对主流观念与中国语境的输出与吻合，良好地相互作用到了一起。

《流浪地球2》给出了非常“科幻”的议题，但这样的议题，其实在世界科幻的维度下，绝非“首创”。并且，由于对“观念”部分的表达需要，数字意识与生命哲思的讨论本身，发展空间受到了一定的资源分流影响。

它提出了议题，也走出了一段距离，但并没有走到特别深远的地方，至少不到世界顶级科幻作品那样深。《流浪地球》最大的意义恰恰在于独特性，是世界科幻范围里水准优良、且有中国文化独特性的作品。

大家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