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需要做到的是“自洽”，他现在无法接受艺术或商业中任何一端的自己

陆川需要做到的其实是“自洽”，他现在无法接受艺术或商业中任何一端的自己，于前者而言存在天赋瓶颈，于后者则是“放不下架子”。这种“冲我来”的说法，恰恰说明了他对于影片被批评的不接受，同时又要摆出“接受”的表面姿态。

这让人想到了他之前对《抓娃娃》的批评。作为电影人的角度出发，陆川对《抓娃娃》的态度并非全无“合情”之处。于广大受众而言，它的成功当然是“合理”的，因为它输出了足够简单、直接、快捷、高频的笑点，同时在故事的有趣度上也不错，这就已经足够了。而站在陆川的电影导演角度上看，这就不足够了，因为它的运转模式、最侧重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是“非电影”的。它的大爆，在陆川眼中不够“合情”，或者说“难以接受”。

对《抓娃娃》的态度偏差，更多是源于大众和陆川的视角差异。当然，“被盗号”是确切无疑的不聪明应对，甚至不如“手滑点赞”来得“相对不那么蠢”。同时，它也说明了陆川作为创作者的一种“不纯粹”。无论如何，他的创作者心态终究是需要“小号”的。

这也让人想到了宁浩在《红毯先生》中的自我投射，他试图强调自己是作为纯粹创作者的“宁浩”，而其形式则是对影片中“导演林浩”的嘲讽，做出“我不是林浩，而是宁浩”的宣言。但是，他终究只停留在了“林浩”的阶段，依然向片方收取了昂贵的导演费，并不能真的为了绝对的艺术而做出物质利益的让步，上述的自我宣言也只能停留在影片的语境之中。这让他在“林浩”身上的讽刺似乎在客观上拥有了更丰富的寓意，让自己成为了“林浩”，并做出自嘲。

林浩实际上就是导演版本的“刘伟驰”，他为后者讲述农村选材动机，却不是出于作品本身，而是“国际影展比较容易好评”，同样是刻意追求的“艺术本真之心”，“接地气”不过是其实现"获奖”目标的途径，而“获奖”本身其实也是对明星生涯的加成，是明星当下之中的平衡成功。

在影片的后半部中，林浩在段落的头尾用翻译器学着法语，先说“获奖”，最后则是“暴发户”，后者是对植入广告的愤怒，而前者却“开宗明义”地奠定了其作为创作者的功利性本质，事实上学法语也不过是为了拿金棕榈时的致辞而已，由此削弱了导演作为创作者的状态，将他此刻与品牌方的沟通赋予了具体意义：他与对方分别站在被隔断的布景中，对应着此刻创作者与投资人的沟通阻塞，但前者的抱怨不过是口头而已，实际上还是在拍摄植入广告。这种不纯粹的功利性引出了随后的“导演殴打投资人”段落，也削弱了此刻导演学法语的“跨障碍沟通”。他似乎达成了沟通，却不过是功利性的展示，事实上停留在了“自己与自己沟通”（语音只是翻译他自己的话）的虚假程度，而真正与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他却连母语中文的沟通都无法保持顺畅。语种只是虚假的形式，本质在于内心对自我认知与诉求的纯粹与否、自我与外界的错位与否。这升级了前半部里基于语种（中文与外语，普通话与粤语、方言）的沟通受阻之表达形式，也延续到了“殴打投资人”的段落中。投资人与导演同样都说普通话，对台词的沟通却是失败的，甚至连台词本身都念的刻意无比，“一人念一句”显然是最尴尬生硬的表演。

在《红毯先生》的结尾，刘伟驰站在家具搬空、一片破败的办公室之中，这意味着他作为明星而在“平衡”中的事业全毁，似乎可以带来从零开始的重建，但他依然只是登上了平衡车。此前，平衡车一直由经纪人使用，结合其科技属性，成为了“高端明星”的象征。而在这里，刘伟驰似乎处在了归零的环境中，其封闭带来了强烈的主观性，不再是此前与外人接触的客观世界，但窗外的天空提示了此房间的“高楼层”，也让他依然无意识地登上了平衡车，以经纪人的“明星”为基础，继续试图达成“平衡”，是“高端、明星、刻意表演”与“普通、人、真诚沟通”的平衡。这是他最极致的下意识之本能，让其无法脱离明星的窠臼，主观意味与此前的客观世界完成了最终的交互，互相作用、影响、定义，前者导致了后者的产生，后者又推动了前者的发展，让这种状态愈发不可脱离。

影片最后的长镜头远景中，高层房间里的刘伟驰骑着平衡车，摇摇晃晃地练习着，始终没有像经纪人作为“纯粹明星象征”一样地自如掌控。因为他并非放松，放松才能学会骑车或平衡车，象征着他无法完全倾向于某一边的内心选择。非放松的强行拿捏平衡是不会骑车的表现，也必然在其“刻意”中再一次地失败。这让他处在了一种“不自知”的破灭生活之中，依然保持着对“平衡可掌控”的错误自知，对应着长镜头所强化的极简主义、收敛情绪、稳定控制之“表面”，以及由摇晃的平衡、空荡的“世界”所表露的失败与毁灭之“内里”。

刘伟驰想要“表演”艺术家，实际上却在当下的人生阶段中只能去“表演”明星，而他事实上试图做到的则是对二者之平衡的“表演”。但这一切都只是在“表演”而已，就像从开头到结尾都始终存在的不同维度“摄影机”，从片中的照相机、摄像机、监控摄像头，到《红毯先生》的摄像机，刘伟驰与他背后的刘德华本人，都始终处在“摄影机”之下的不同“表演”状态中，“摄影机”即是个人所处世界对他的认知定位与思想赋予，让他在“表演”中契合相应的标准与状态，又因个人主观与外部客观的错位交互而产生了内外与内心不同侧面的冲突和矛盾，进行不同层面的“表演”而又彼此摩擦对立，由此带来了最后的“空荡房间”之毁灭。

刘伟驰如此，与其具有同样表意效果的林浩如此，林浩角色个体与《红毯先生》影片内外所表现的宁浩也是如此。同时，与宁浩处在类似身份、职业、心境上的陆川，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对陆川来说，平台上的小号、“盗号”与“手滑”，应该就是他的“林浩和《红毯先生》”。

仅仅只是在这里，他们可以“纯粹”，同时似乎又无需“挨骂”。这让陆川踩上了刘伟驰的平衡车，但切错号也好、平台澄清并未盗号也罢，便是始终存在、而又必然暴露的“房间空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