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获批地建校园或争取与科大并驾齐驱

　　土地工务局日前发出新闻稿称，特区政府正开展以豁免公开招标及无偿方式，批给一幅国有土地予「澳门城市大学基金会」的程序，用作建设澳门城市大学新校舍，筹建新校舍的所有费用由「澳门城市大学基金会」承担。待城市大学新校舍竣工后，现时该校位于凼仔徐日升寅公马路的校区设施（原澳门大学校区）必须交还特区政府。特区政府计划把有关设施用作优化澳门旅游大学等公立高等院校的办学空间。

　　根据土地信息网刊载的信息，工务局以豁免公开招标方式无偿批给「澳门城市大学基金会」的土地，位于路环邻近九澳高顶马路与兴业大马路之间，靠近石排湾公屋群，土地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五万三千平方米。用作教育用途，以兴建澳门城市大学新校舍。

　　澳门城市大学的前身是一九八一年成立的澳门第一家综合性大学「东亚大学」；但现在作为澳门特区标杆性大学的澳门大学的前身，也是「东亚大学」。而且两家大学的业权性质不同，其中澳门大学是澳门特区政府的公立大学，城市大学是私立大学。其原因，是一九八一年黄景强、胡百熙、吴毓璘三位博士怀兴国壮志，在凼仔大学山创办「东亚大学」，并于一九八二年创办「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及一九八四年成立「东亚大学研究生院」后，一九八八年三位创始人将「东亚大学」交付前澳葡政府，由前澳葡政府主导的澳门基金会，收购「东亚大学」并改组成公立大学性质的澳门大学。

　　但其中的「东亚大学公开学院」部分，仍然作为私立大学继续运作。一九九二年「东亚公开学院」和葡萄牙国立公开大学联合组成「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二零一零年，在三位创始人邀请下，陈明金接办「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二零一一年，经澳门特区政府批准，「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更名为澳门城市大学。在澳门大学整体迁往横琴新校区后，二零一五年，经澳门特区政府批准，澳门城市大学搬回原校址亦即澳门大学的原校址办学，等于是「班师回朝」。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向「东亚大学」赠送后成为澳门地标之一的「九龙壁」，仍然为澳门城市大学所有。而作为澳门特区政府公立大学的理工学院（现理工大学）及旅游学院（现旅游大学），则只能是获得分配原澳门大学的宿舍楼，作为办学用。

　　但即使如此，拥有三百多名教师，及八千五百多名学生（其中硕士研究生二千六百余人，博士研究生一千一百余人）的城市大学，「憋屈」在总面积只有约八点六公顷（零点零八六平方公里）的凼仔校区、保怡校区、金龙校区中，不孚应用。尤其是在城市大学与新东方教育、中国日报、美国迪斯尼乐园、中国人寿、美团、格力集团等公司联合成立科研中心及进行人才交流；与牛津大学、清华大学、爱丁堡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数余所海内外高校进行学术及教学合作；并名列二零二零年软科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第八十九名，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二年其旅游休闲管理学科连续三年蝉联「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全球前百分之二十，社会科学总论进入ESI全球前百分之一，经济与金融学科跻身SIR/SCIMAGO RANKINGS亚洲百强、澳区首位，整体城大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入选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榜单，位列中国入选该榜单的第九十五位；以及已经先后与国家航天局达成协议，促进航天事业领域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与苏州大学、葡萄牙埃武拉大学共建国家科技部中葡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成立「澳门城市大学—察哈尔中心」以打造公共外交智库等的的情况下，现有校址面积已经严重窒碍城市大学的发展。

　　为此，城市大学从二零一五年起就已经启动了新校园建设计划。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城市大学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签订意向书，表示有意向政府申请批给土地，计划以自资模式建设新校园，并在城大迁入新校园后，无偿交还凼仔旧校舍。十一月五日，澳门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土地批给程序，将路环一幅国有土地无偿授予澳门城市大学基金会，用以兴建澳门城市大学新校舍，现有的凼仔校舍会在新校舍完工后交还政府。

　　其实，本来城市大学在启动新校园建设计划不久，就因澳门政府批淮城大租借部分澳门大学原址而暂时搁置计划。然而，当时此举在澳门社会尤其是高教界有不少杂音。认为特区政府在没有公开咨询下，批准把属于公产的部份原澳门大学校区，而且还是原澳门大学的核心部分建筑如行政楼、何贤会议中心、文化中心等分租给私立澳门城市大学，反而是公立大学的理工学院和旅游学院只是获得分配原宿舍楼，显得严重不符「比例原则」。在城市大学新校园落成并搬迁后，这股噪音便可完全停息，「九龙壁」也将「原壁」归还特区政府。当然，城市大学也可不用每月缴交九十四点九万元的租金。

　　城市大学的新校园建成后，「巧合」地正好与澳门科技大学形成在「路凼金光大道」的首尾之间形成「犄角对峙」之势，或将会令人产生澳门两家最大的私立大学将要互相媲美并进行良性竞争，城市大学争取要与科技大学并驾齐驱的联想。

　　当然，由于科技大学起步较早，而且基于廖泽云先生很早就参与澳门地区的政治运作，是澳葡时期的咨询会委员，并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及澳门特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回归后是澳门特区行政会成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在本地和中央的人脉关系雄厚，因而科技大学的发展「本钱」也同样雄厚。不但是争取到中央批准在科大设立国家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并研制了澳门第一颗人造卫星，而且在全球的各种「大学排行表」上，都位居较前身位置，与公立大学的澳门大学「有得挥」。

　　因此，起步较迟的城市大学，虽然在海外教授的比例较多，但要与科技大学并驾齐驱，还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过，其前身的「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却是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征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当时澳门面临两个大背景，其一是澳门过渡期「公务员本地化」的需要，不少人除了是透过「赴葡进修」、在澳门大学修读法律及公共行政等学科等途径，进入前澳葡政府工作，成为未来「澳人治澳」的人才，而「东亚大学公开学院」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实际上，在一些政府官员晋升时的简介中，就有人是具有「东亚大学公开学院」的学历的。其二是当时在胡耀邦总书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感召下，内地干部纷纷带职修读，获得学士以上的文凭。这股风也能吹到了澳门，不少具有实践经验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报读「东亚大学公开学院」，让自己也「知识化，专业化」地「文装」起来，并取得了相应的学位文凭，笔者就是受益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