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决定脑袋的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后，很多西方媒体和反华人士兴高采烈，认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获得诺贝尔奖，证明了中国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这也许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这两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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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杯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滨逊（James A. Robinson）。这三位都是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国家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而不是其他。西蒙·约翰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体系，和另外两位有些区别。今天我想聊聊阿西莫格鲁和罗滨逊的研究。

阿西莫格鲁和罗滨逊联手写过两本影响力很大的畅销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和《狭窄的走廊》。两位经济学家把国家体制分成两类，“包容性”（inclusive）体制，“榨取性（extractive）的国家体制。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最主要的内容是比较欧洲国家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主要北美和拉美国家。毫无疑问，今天的美国和加拿大远远比拉丁美洲国家更加繁荣。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引入的包容性制度，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地引入的是榨取性制度。制度的差异，决定了北美比拉美更加繁荣。

两位作者还引入了“欧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为变量。他们发现，一个偶然原因——疟疾与黄热病的死亡率，成为关键变量。死亡率越高，欧洲人越难在该地移民扎根，因此越容易设计一个榨取式的殖民体系，将重心放在如何将殖民地资源提取为母国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较容易将母国较好的财产保护、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过来。该病死亡率的巨大差异，正是南美和北美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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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殖民地中，北美比拉美更发达繁荣，拉美比非洲国家更发达繁荣。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结果，就是归因。

事实部分往往争议比较少，而归因部分就不一样了。大儒辩经，大多数都是争论归因。我们上学学过《过秦论》和《六国论》，秦灭六国是事实，为啥秦能灭六国，就是归因。当人们讨论归因的时候，往往就要立场驱动，夹带私货了。贾谊写过秦论，是为了宣传儒家的仁义。苏洵写六国论，主要是主张对辽和西夏要强硬，在大宋宣扬“战狼精神”。都有自己的私货。

在比较北美、拉美和非洲三个殖民地时，阿西莫格鲁和罗滨逊把北美更发达归因为北美殖民地的包容性体制。英国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是自由民，私有产权，市场机制，法治。西班牙、葡萄牙中南美殖民地是军事集团、白人权贵，垄断资源，大庄园，专制，是榨取性体制。

看上去好像有点道理。但还有其他的归因方式。比如，北美、拉美、非洲，三个殖民地最核心的区别是 - 土著人的不同命运。

今天的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的庞大人口中很少有印第安人存在，无论是纯种的印第安人还是与欧洲白人混血的印第安人都非常少。但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即拉丁美洲），与欧洲白人混血的印第安人（印欧混血）却一直是拉美国家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比如在墨西哥，印欧混血的“梅斯蒂索”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

科学家们近年来对拉丁美洲人口的基因图谱分析，发现占拉丁美洲人口主流的印欧混血人群的基因中，其父系遗传基因的大部分是来自欧洲白人男性，而其母系遗传基因的大部分来自印第安女性。说明拉美的白人殖民者不仅定居下来了，而且还与当地土著印第安女性大量繁衍后代。被大量消灭的，是印第安人的男性基因。

北美和拉美的核心区别是，北美，白人殖民者把印第安人基本全灭了，无论男女老少。拉美的殖民者，把印第安男性灭了很大一部分，印第安女性留下了给欧洲殖民者繁衍后代。（西方的学者说北美的印第安人是被天花和病菌灭绝的。但为啥拉美的印第安女性没被天花和病菌灭绝呢？）

非洲的情况大家也很清楚，除了南非之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基本都是本地黑人。白人殖民者和混血儿都比较少。

如果比较三个殖民地，更显而易见的归因是：白人比例越高，土著比例越低，经济越发达。纯白人的美加澳比混血的拉美发达，混血的拉美比纯土著的非洲发达。

很多年之前，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鼓吹中国要想发展好，需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美加澳这些英国殖民地确实发展的不错。但发展的不错的前提是，把土著人都杀光，把土地腾出来给殖民者。

对西方人来说的所谓的北美包容性体制，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对印第安人土著的种族灭绝。把印第安人灭绝了，只剩下白人，就可以搞所谓的平等、自由、法治的“包容性体制了”。

丁仲礼院士和柴静的那次访谈中，质问：“中国人是不是人。”在西方人眼中，非西方人就不是人。但凡把印第安人当成人，就不会说出什么“北美殖民地是包容式经济增长”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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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事实部分还能打及格，只是归因部分屁股决定脑袋。毕竟，北美确实比拉美更发达。但这两位作者2019年写的《狭窄的走廊》，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就连事实部分都不再尊重了。

可能是因为2018年贸易战后，中美关系更加糟糕，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对立更加尖锐。这两位作者也就更加意识形态驱动，屁股彻底支配了脑袋，事实都不管了。

《狭窄的走廊》一书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和英国的路，这就是所谓的“狭窄的走廊”。其他的道路都无法实现发达和繁荣。福山在 1989/92年《历史的终结》中也是类似的观点。

这本书很多地方把中国拿出来当成靶子。然而，书中的中国，更像是一个用来支持其理论的稻草人，而不是一个值得深入了解的复杂国家。书中对中国的丑化和污蔑让人叹息。

书中说中国创新效率较低，而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够创新。这也就罢了，毕竟创新效率这东西没有客观评价标准，中国目前在颠覆性创新上，也确实做的不够。不过，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战前的德国，也都不是民主国家呀。

书中对新疆的描写，超过了西方最激进的反华分子，书中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谋杀“。书中认为中国政府无法提供“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精英化的教育”，说教育是指出中国政府“局限性”的最好例子。但实际上，教育一直是中国体制批评者称赞该国的领域之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供的唯一证据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谈到了家长给教师送礼和一些精英学校的其他小腐败行为。仅从这篇文章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就推断：“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一切都是可以买卖的”。中国当然存在腐败，但中国人都知道，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竞争，也许没有之一。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把改革开放描述为一个以反腐败为特征的时代。实际正好相反，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正是以新的经济机会在各个层面上造成的腐败大幅增加而闻名，无论是在私营和国有企业还是在公共行政部门。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描写，在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下，每个公民都将被“给予一个社会信用分数”，你可能会因为“在超市买酒”或“亲戚朋友做了当局不喜欢的事情”等原因而被扣分。还有，“如果你做出政府不喜欢的事情，你将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无法旅行、租车或租房，找不到工作”。中国人都知道，并没有一个信用分数来决定他或她所享有的权利或受到的惩罚。这两位作者的信息来源，是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而不是严谨的研究。

这本书当然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给人的感觉根本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各种反华夸大谣言的集合。为什么这两位作者会如此多的错误，是他们找不到更好的资料来源吗？并不是这样。

真正的原因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不太在意理解和严格描述当代中国。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他们心目中“专制利维坦”的完美典范。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将中国纳入他们创造的“专制利维坦”的模子。支持他们自己的理论，即使有不准确或误导性的说法，也比呈现一幅严谨客观的中国画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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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后，很多西方媒体和反华人士兴高采烈，认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获得诺贝尔奖，证明了中国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这也许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这两位的目的。

香港的一位反华评论员如是说：“这个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吗？”你不妨这样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可以’，而且他们精准地预言了，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

罗滨逊在记者采访中说：他怀疑中国能够持续其经济繁荣，只要它维持其现有的政治制度。他说“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那样的社会的例子，它们能在40、50年中干得好，但你看到的是，那从来不能持续……苏联也有50或60年的好时光。”

这两位学者的著作还是有价值的，但是，著作中的殖民地经济繁荣的归因，值得商榷。涉及中国的部分，事实也站不住脚。尽管如此，国内外仍然有不少人，捧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臭脚。

归因这东西，就是大儒辩经，永远也吵不清楚。贾谊《过秦论》把秦国兴衰归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二世而亡，可以归因为不施仁义。秦孝公到秦始皇七代秦王统一六国，难道是因为秦国很仁义吗？

大儒辩经，讨论归因时，永远是屁股决定脑袋，没有什么逻辑。打脸只能靠事实，辩经没有用。

我只希望，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能活得久一些，长命百岁。他们死之前，能看到中国崛起，超越美国，站到世界之巅，让事实狠狠打这两位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