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需要手表制造？

滴答滴答，直击心脏。唯有复杂机械之精美，才能感知时间流逝的撞击。在沈阳丹东的一家手表厂的展厅里，一只放大十倍的双陀飞轮的手表传出来的清脆发条声，让人的耳朵自发地变得敏感而专业。

陀飞轮是一种手表里的调速装置，对抗重力对手表造成的误差。这是最为经典的反应物理定律的机械结构。两只每秒振动6次的陀飞轮，在有限空间中充溢着无限曲线流动的光影。机械运动形成的震颤，让心脏的跳动也变成了一种机械的韵律。记录这种时间韵律的，正是这家有着近70年历史的丹东孔雀手表厂。丹东也曾是历史上的工业重镇。丹东曾经有齐洛瓦冰箱、菊花电视机、黄海汽车，还有很多仪器仪表，这些都是留在市民记忆中的老品牌。然而，这些品牌并没有挺过时间的侵蚀。

颇具深意的是，唯有时间的记录者，孔雀手表厂坚强地保存了下来。这家在十多年前完成了改制之后，重新注入了企业家精神的执着和战略的判断。

更加触动人心的是，这里的工厂再现了产业工人和工匠大师的力量。当人们日常被电子屏幕充斥，几乎忘记手表的时候，孔雀手表厂依然有1000多工人。

这是一批超级熟练工，他们可以得心应手地操作一台台加工设备，进行一种不为人所知的精密制造。手表的制造复杂度，主要来自机芯。机芯以小型、精巧和零件多而难以制造。一只有着复杂功能女表机芯的直径只有17毫米，比拇指甲略长，厚度则只有4毫米。然而，在这个小小方圆寸地，要嵌入240个零件。

然而这样的机芯还只是起步，陀飞轮的制造才是最大的挑战。陀飞轮是一种调速器，防止重力效应形成对钟表零件的误差。这种误差自然是人类完全无法感受到的，但钟表大师们需要用他们的耳朵、他们的眼睛，来完成对地球引力的对抗。陀飞轮是世界最精妙的机械建筑。那种完美的视觉感官，只能用“建筑”来称呼这样的空间。

整个机械表制造工艺中，陀飞轮代表了巅峰工艺。即使瑞士人在200多年前发明了这种精巧的装置，但它对机械制造的挑战，历久弥新。即使最简单的陀飞轮，也有150个零件和20种不同形状的齿轮。这些齿轮需要机加工的滚齿工艺，之后还需要热处理、电镀处理等复杂的工序。每道工序，都需要不同的熟练工人。它为不同手艺的人，都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城市的多样化生态提供了可能性。

国内没有几家能做陀飞轮。而在大厅里扣人心弦的则正是孔雀制造的双陀飞轮，一个在五点位，一个在七点位。它的设计难点在于，五点位的陀飞轮在空间上要避开前阀机构。而两只陀飞轮存在的几乎无法察觉的频率差，则需要一种高度精密的差动器将二者进行同步合唱。全球只有两个品牌可以做到，一个是瑞士罗杰杜彼，另外一个正是丹东孔雀。在丹东这样一个机械制造并不突出的边境城市，这样堪称工艺品的工业奇迹，足以让人暗暗称奇。

是谁在加工这些几乎肉眼刚刚可见的微零件，是谁将它们镶嵌在一起？答案是那些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如果没有钟表大师的经验和超级工匠的耐心，那些在显微镜下才能操作的陀飞轮，就无法如此精美而精准。有了这种精准的制造能力，天底下几乎没有不可加工的物件。

在丹东这样一个昔日工业重镇几乎丢失了所有工业品牌的时候，这个手表厂悄悄地保存了一支精锐的工业力量。

钟表是机械、建筑和艺术的三位一体的结合体。它需要解决精密的机械动力学的问题，精密加工要在2微米的范畴之内。需要在狭小的空间里完成最复杂的结构设计。1个5mm发条盒里要储藏3天或者5天表针走动的能量，这需要钢材有足够的弹性。而美观和多功能性，则是钟表设计师的天职。这些精密的机械与空间的结合体，所有精度都要依靠这些技术工人来保障。他们以自己的技能为生，工资可以达到四五千元以上，在丹东足以过上滋润的生活。

这家昔日有1万多人的工厂，有过丹东顶梁柱的辉煌。而现在脱骨重生，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钟表工厂。这里员工平均年龄只有38岁，很多都是90后的技术工人。这是一支最为宝贵的匠师。他们比那些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加工设备更为珍贵。

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创新水平，是由制造的复杂度所决定的。有了更多孔雀这样的实体制造厂，就可以用制造技术建立强大的社会就业体系，就能让城市充满活力。

然而在中国，做手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手表制造是一个充满了战略考量的战场。在这里，瑞士手表业以密密麻麻的品牌战略高高在上封堵着一切可能的颠覆空间，而日本手表则以平价和品质在横向蔓延，中国手表需要寻找清晰的战略空间。

战略空间的定位，并非是自由选择的。因为中国手表制造业，其实依然存在着大量不曾克服的攻关。比如调节腕表精度的游丝、提供能量发条。这些是手表的动力心脏，它们的制造工艺要求很精细，全要依靠高超的技师才能实现。而这些不锈钢材料，则往往需要依赖来自瑞典山特维克的钢材，才能实现。

同样稳定机芯的夹板、擒纵杆等大量零部件都非一般工厂可以提供。这里没有出现丰足的供应商，一方面因为这是精密加工，都是微尺寸的精细活；另一方面是批量太少，没有供应商愿意涉足。中国每年约有1000万机芯，又非常分散，缺乏集聚效应。这种“供应链沙漠”的情况，在高端仪器仪表行业，也同样可见。这使得孔雀手表不得不采用“供应链内化”的策略，一切都要自己做。这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做法，但却成就了一个企业形成一系列高端制造和精密测量的能力。

这需要钟表顶级工匠的引领。作为一辈子都在研究钟表制造的总工，在这里将精密制造推到了极限。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钟表大师会掏出一只表，在黑暗中对望。耳朵是黑暗王国的国王，它能够听出那些日夜奔波的齿轮上传来细微的“吵架声”：当不同齿轮的跳动量叠加的时候，会有瞬间的摆幅下降。只有专业训练的耳朵，才能识别午夜中的细节。钟表匠师，是最古老的工匠，也是最具艺术性的匠师。

手表制造，是精密制造的典范，也是国家制造能力的缩影。

这个工厂用于加工手表夹板的进口瑞士机床，一台就需要1000多万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新增机床设备也悄悄地换上了国产的五轴机床。北京精雕机床在这里已经站稳脚跟，跟着钟表厂的精密需求同步成长。而孔雀也在跟沈阳金属所合作，共同研发发条所需要的不锈钢材料。十几种不同的元素，不同配比，采用何种加热或者退火的工艺，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的精密手表制造，为中国高端机床和高端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这也正是孔雀表业对待供应链的态度：在品牌向更高空间拓展时，培育供应链体系就是巩固竞争力。品牌制造商要挣更多的钱，才能反向哺育上游供应链。手表行业“供应链沙漠”的死结，才会逐渐打开。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中国制造悄悄地跟日本制造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日本的机械机芯主要是西铁城和精工，200多元的机芯，几乎是市面上很多中国手表的标准配置。

日本机芯最大的问题，就是种类单一。由于缺乏足够多的手表产业工人，日本西铁城和精工的机芯都采用了高度的自动化设备制造。因此这两种机芯都是标准化产品，而且很难变换型号。钟表正在变成一个收敛的行业，用量变少，从而使得个性化非常重要。而个性化，一定要体现在机芯多样化上。这就意味着投资巨大的产线，需要能够加工出不同的机芯。这依靠自动化产线，是无法实现的。没有熟练工人的自动化产线，一定是非常不灵活的。由于机芯品种有限所导致的机芯同质化，也必然导致了采用同样机芯的品牌手表的同质化。这也正是中国手表品牌，一直难以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

翻盘的机会是存在的。在中国能够制造机械机芯的，没有几家企业。而孔雀手表则保持了这种关键制造能力。它在做高端手表的同时，也坚持只做高端机芯。有了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精锐的产业工人军团，孔雀表业可以提供300多种不同的机芯选择。这使得它可以正面跟种类单一的日本机芯进行竞争。

而在战略上，孔雀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它往往避开与国产普通品牌的竞争，坚持走高品质高端路线。开发一个基础机芯需要2-3年和近千万元的投入，但孔雀正在为机械手表厂提供多样化选择，践行“一表一芯”的差异化路线。

而在未来，如果要向上打开价格的空间，一定需要建立一种生态体系。

这个行业投资很大，但是回报却很漫长。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分工。一个龙头机芯企业，可以带动上百个高级作坊。而每个作坊，都有一个工匠大师，各司其职。每个高级作坊采用专用设备，以及高超的匠艺，哪怕只做一道工序，能够做出精美的零部件。其实在瑞士，到处都是小作坊。这些小作坊充满了工匠大师，才能造出无与伦比的精密零部件，最终成就了瑞士手表的品质。这同样也是中国手表制造业需要走的道路。这是一种太阳中心，加上无数行星的“中心-卫星”结构。只有如此，才能克服供应链的沙漠，才能实现机芯的多样化。有了高端机芯的支撑，就可以支持中国品牌手表，向上突破，刺进瑞士手表的阵营。

手表制造行业，代表着制造的精度。时间的计量，背后是最苛刻的机械结构和高性能的材料。它代表着人们对微雕空间的机械动力学的最高水平。跳蚤是整个生物界的跳高冠军，跳高与身体的比例，超过一切生物。而它的蛋白质结构所储藏的压缩能量比，令人惊讶。这正是发条盒里所需要的能量。一只手表，蕴藏着机械制造的全部秘密。

当人们在淡忘手表的时候，在鸭绿江边的一个城市里，还有热血企业家、钟表大师和一批年轻的手表技师们，正在一丝不苟地与时间进行精密的对抗。每一个城市里，都会蕴藏着令人心跳的机械脉动。这也正是中国制造被隐藏的力量。时间滴答之中，信念的力量恒新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