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学者：为何说如今印正抛弃“反帝”传统，成为帝国主义走狗？（上）

作者 | 伯纳德·德梅洛（Bernard D’Mello）

编译 | 俞欣怡 阿斯兰

审核 | 王泽媛 张谦和 胡可怡

编辑 | 杨倩 江怡

编者按

近年来，中美印“战略大三角”成为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热点话题。三国学者多从中美竞争格局、印度对外政策、印度意识形态流变等角度把脉中印关系，分析中美印战略格局的演进。本文作者则采取了更加独特的视角，对印度对外政策和中美印“战略大三角”予以进一步的分析。作者认为，印度在独立之初在继承英国殖民遗产的同时滋养了一种“帝国主义”心态。随着印度的发展，印度在对外政策中产生了一种“次帝国主义”的行事风格，即其虽然在政策层面具备“帝国主义”的特点，但政权内在及背后的阶级往往依附于中心国（目前是美国），因此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表现出“帝国主义”的特性。作者指出，尽管美印双方也存在矛盾，但印度依然是依附于美国，且依附程度渐次加深。在这种背景下，印度虽然明面上维持这“多头结盟、两面下注”的外交惯性，但内在已经成为了依附美国的地区霸权，令人悲哀的是，印度的权贵阶层以及依附性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试图将印度包装成“世界导师”（Vishwa Guru），但实际上却将拥有丰富反帝国主义传统的印度推向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境地。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在2023年G20峰会前。图源：推特

截至2024年6月9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带领印度人民党（BJP）已连续第三次赢得大选胜利。但与他前两届任期不同，此前印人党在议会中占多数，而现在莫迪领导的是联合政府。尽管如此，印度新联合政府行动路线似乎“一切照旧”。自2014年以来，莫迪治下的“半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m）滋长了印度的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t India）倾向。在本文中，笔者试图解析次帝国主义印度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印太”反华轴心中起到的作用（当然，印度否认其在“遏制”中国方面扮演的作用）。

印度是如何成为一个次帝国主义国家，成为美国“印太”反华阵营的主要合作者的？我认为答案在于印度的“依附发展”和次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在这种结构背景下，印度试图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技术战、新冷战中获取“国家优势”。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美日印澳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马拉巴尔演习。在签署一系列旨在巩固军队互操作性的协议后，帝国主义美国与次帝国主义印度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加深，旨在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所谓“珍珠链”战略。中印实际控制线（LAC）的敌意重燃，也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其中一个侧面。尽管印美关系中也存在直接对立的利益矛盾，但印美关系作为整体必须放在中美大国竞争的“大局”下。

一、英属印度的遗产：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

英国在其统治下的印度次大陆留下了中印边界这一问题，而独立后的印度也步其后尘，助长了中国西藏地区的分裂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印度还声称占有阿克赛钦领土，坚持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推翻了联合国安理会1948年通过的关于克什米尔自决权的第47号决议，并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尼泊尔、锡金（最终于1975年并入印度）和不丹的主权。

1958年，印度拒绝与中国就边界争端进行谈判，坚持要求中国接受东北部麦克马洪线和其1954年地图所划定的西北边界线。更糟的是，印度开始实施挑衅性军事措施，用英国帝国主义的词汇来说，这些措施被称为“前进政策”（编者注：forward policy，英国统治扩张到那些同英印相邻或距离更远的国家中去，从而巩固和增强英印当局在印度北方边界上的防务能力）。1961年11月以来更是变本加厉，这些挑衅不仅不间断实施，而且还在国内“制造”了歇斯底里的反华情绪。此外，印度认为，西方国家、苏联和当时新兴起的不结盟运动的亲印倾向为印度带来了额外优势。

尽管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另起炉灶”，但中国过去（而且一直）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所有边界争端。事实上，1960年，中国在与缅甸的边界协议中默认了适用于喜马拉雅东部地区的“麦克马洪线”。这暗示着中国当时愿意在与印度的谈判中采取同样的做法。但是，印度坚持其“前进政策”，拒绝谈判解决争端，这使得中国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在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期间发动了一场快速反攻。

印度在1962年战争中的惨败，引发了巨大的信任危机。印度各派“爱国者”深感屈辱。此外，中国击败印度军队后，在印度仍拒绝谈判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停火，并撤至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处（尽管中国当时认为该线是帝国主义强加的产物）。英裔澳大利亚记者、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曾于1959年至1967年担任《泰唔士报》的驻南亚记者，他在1966年6月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引述了英国外交部前常务副大臣的话：“中国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后撤回原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大国没有利用军事上的成功提出更多要求。”

马克斯维尔的叙述揭露了所谓有关中国是“侵略”一方的虚假叙事。在他看来，中国想要的（现在仍然想要的）只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保证边境稳定。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坚持旧有的殖民者主张，认为阿克赛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斯韦尔所写：“在外交战线上，每一次中国提出双方停火、谈判解决，印度都以中国撤出印度声称拥有的所有领土这个要求来回应”。然而，面对战争失败，尼赫鲁在印度建制派中的地位受到了冲击。在不结盟运动中，印度也颜面尽失。但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尼赫鲁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后，使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更加密切。

印度历届政府都延续了尼赫鲁拒绝“将印度的边界主要交由谈判”的立场。也许源于1962年战争中失败的耻辱，印度权力精英根深蒂固的敌意尚未被克服。这些精英仍然希望印度公众继续错误地认为中国才是“侵略者”，而战争的爆发与印度鲁莽的、受英国殖民主义启发的前进政策“毫无关系”，为此，印度拒绝解密印度军队在1963年对战败原因的自我评估——《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Henderson Brooks-Prem
Bhagat Report，马克斯韦尔在撰写《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时曾浏览过该报告的主要部分）。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印度的权贵们再次乐见美帝国主义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侵略性扩张主义强国”的错误描述，并在印度公众中广泛传播这一负面形象。

二、英属印度的遗产：喜马拉雅国家及其他地区

独立后，在非殖民化时代，新德里开始延续对不丹、尼泊尔、锡金的殖民统治形式，并于1975年吞并了锡金。尼泊尔和不丹在印度与它们的交往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其中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强大邻国——中国的出现”。不过，印度的防御体系仍然包括尼泊尔和不丹，尽管印度军队不得公开驻扎在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边界上。自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以来，这两个喜马拉雅小国一直反对印度驻军。

按照经典的殖民分类，尼泊尔和不丹（以及1975年并入印度之前的锡金）一直是中印边界的缓冲国，这是殖民地设计的领土隔离，三线两层厚的明确部分。首先是“内线……英国直接管理的终点”。这条内线包括东北边境，即现在的伪“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在中国人看来，印度一直将其作为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另一条线是西北边境省的杜兰线（西北边境省，现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的北部边界。最外围的边界线是西藏和阿富汗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边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国家以这种方式成为了西藏地区背后的缓冲国，尽管中国的宗主权已成为事实，印度勉强承认了这一点。

毫不意外，中国在1959年3月镇压叛乱的行动惊动了印度权贵阶层。中国被指控违反1951年的自治协议，剥夺藏区封建地主的自由。毕竟，对印度来说，作为中国和“印度领土隔绝”的“最外线”与“第二层”已经消失。因此，作为英国权利的“继承者”，印度的前进政策是理所应当的。

“随着印度［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即将独立，英国……［准备］移交在喜马拉雅［三个］国家的责任。1947年独立后，印度立即与喜马拉雅地区各国签订了冻结现状的协议：1949年与不丹签订协议，1950年7月与尼泊尔签订协议，1950年12月与锡金签订协议。”

与尼泊尔签订的条约有“共同防御条款和武器进口管理条款”相关内容。与锡金签订的条约中“重申了作为锡金的保护国地位，并赋予印度在锡金驻军防卫的权利……锡金距离被吞并仅一步之遥”。与不丹签订的条约中“更新了现有的殖民关系”。条约第二条规定不丹同意“在对外关系上接受印度政府的指导……这侵犯了不丹的主权，并对整个条约的有效性[在国际法上]提出了质疑”。条约第六条允许不丹进口武器，但只能由印度决定。关于争端裁决的第九条“对印度有利”。第十条宣布条约永久有效。

然而，中国一直以来希望不丹拥有主权和独立，尤其是随着中印边界争端的加深，印度越来越多地介入不丹事务，甚至开始将不丹视为其在“喜马拉雅地区前进政策的一部分”。1958年12月和1959年3月，周恩来在给印度的照会中表示，中国和不丹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边界争端都与印度无关……在中印发生第一次边界冲突后，不丹拒绝了印度允许其军队进入不丹的要求。1962年10月21日，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永远不会入侵不丹。

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近十年后，印度重新开始争取成为公认的南亚地区强国。印度开始为南亚各国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印度在1971年孟巴战争期间印度对东巴的军事干预，最终促成孟加拉国的成立，这似乎证明了印度的实力。但当新德里试图对达卡施加主导影响时，没过多久就引起了孟加拉国的不满。随后，1988年，印度军队以“仙人掌行动”为名对马尔代夫（前英国殖民保护国）进行了干预，以阻止推翻华盛顿、伦敦、新德里支持的马尔代夫专制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的未遂政变。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度维和部队于1987-1989年对斯里兰卡1983年开始的内战进行了军事干预，以“瓦解”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然而，这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代价高昂的错误行动，即使印度部队最终被视为“占领军”并被要求撤出，印度仍坚持干预，最终于1990年撤出。

总之，印度政府追随英属印度的脚步，按照极端民族主义对“大婆罗多”（Akhand Bharat）和“大印度”幻想，新德里似乎试图与南亚国家建立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印度在新千年的次帝国主义倾向的根源。

三、印度次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借鉴巴西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活动家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及其对依附理论的理解，笔者将印度的依附关系视为独立后时期国家（和印度大资本）从属于美国和其他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阶级）的结构性关系。在这一框架内，印度生产关系中的超额剥削形式的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确保这种从属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生产关系中的三种超剥削形式是：因实际工资低于劳动能力价值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在没有适当报酬的情况下大幅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劳动生产率提高（通过系统地依赖进口更多资本密集型技术）以及劳动严重集约化而产生的剩余价值。

印度生产体系由多个部分组成：家庭和自给自足生产、小商品生产、从属性中小印度资本的生产、从属性大印度资本的生产、相对从属性较小的大印度资本、领先的跨国资本的生产。这种生产结构主要源于印度尚未经历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现实。此外，这种不平等、差异化的生产结构因超额剥削而伤痕累累，其特点是价值转移，价值转移通过经济内部的垄断/独裁等级制度向上流动，并流向全球帝国主义中心。过度剥削被合理化的依据是，包括印度大企业在内的从属资本认为有必要补偿他们所承受的价值损失和剩余价值。或者反过来说，印度在不平等交换过程中给国际资本造成的价值损失是以对印度人口中收入水平较低者的过度剥削为前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超剥削的生产关系中，高劳动生产率和严重的劳动集约化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相对比重不断增加。部分剩余产品/价值也转移到印度大资本和跨国资本手中，并继续转移到全球帝国主义中心。尽管这些变化对于依赖性的扩大再生产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带来了从外围欠发达向半外围欠发达的过渡。后者被委婉地称为“依附发展”，意味着国家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之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然而，要确保依赖关系和“依附发展”的扩大再生产，还需要其他条件。

印度的“工人”从事着家庭劳动和自给自足的生产、小商品生产、形式上劳动归于资本的生产以及实际劳动归于资本的生产。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现代[印度]社会所有非人道条件的集中体现。 在印度，这个受剥削的庞大多数群体的底层还包括受社会压迫、劳苦的达利特人、部落群体。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相对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改善。这主要是因为在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劳动力的职业结构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随着印度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开放，这种结构性弊病正在恶化。

家庭和自给自足的生产、小商品生产以及从形式上将劳动力归入资本的生产，都是资本主义下的从属生产形式。大公司资本利用这些条件进行对劳动力的实际吞并，以否定劳动保护法中已制度化的劳动力的潜在收益。相对于现役雇佣劳动大军而言，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价格相对较低的从属生产形式所生产的工人消费品和服务，以及对从属资本的分包合同，共同使得低货币工资的支付成为可能，这有利于制度化的大公司资本通过实际吞并劳动力来榨取剩余价值。这些都是通过违反有关最低工资率、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支付的相关法律来实现的。

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自给自足、小商品生产，以及基于劳动对资本的正式从属关系的生产，为印度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奠定了基础，使其有可能通过二十及二十一世纪的技术与十九世纪的劳动实践相结合，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当然，这种超额利润也来自于对价值转移后半部分的攫取，包括来自无偿生育、家庭和生计劳动的隐性“价值”转移。

在马里尼看来，次帝国主义意味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国家生产体系的中间有机构成；另一方面是实行相对自主的扩张主义政策，该政策不仅伴随着对帝国主义生产体系更深层次的融入，同时也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主导的霸权结构内进行。次帝国主义强国无法克服依赖结构性依赖，即技术和进口依赖，尤其是在资本货物、资本坚义消费品和尖端军备的生产方面。无论是在印度国内，还是在他们对最先进的制造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地方，印度的大型企业严重依赖该中心的跨国公司。

次帝国主义主要政治经济特征也解释了莫迪政府为何要推动制定新的劳动法案，以取代现有的印度劳动保护法。新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制度化地加强对劳动者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剥削。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劳动法改革还旨在合法化那些采用高劳动生产率技术的公司，如铃木汽车公司在印度的子公司马鲁蒂铃木公司，它们所实行的高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尽管印度的劳动力遭受着超额剥削，但由于其制造业在技术上有强依赖性，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不及东亚及东南亚经济体，这迫使印度决定退出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制造业担心无法承受来自东盟成员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进口竞争压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综合体，它位于世界实体经济及其国家单位之上，极大影响着这些实体经济及其中企业的结构和行为。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印度金融市场全球化之后，国际金融资本已成为印度经济的一个突出结构特征。

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生产体系正在逐步解体。与以前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生产方面的国内附加值有所下降。这一现象部分是由于各国推行以私人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战略，引发了有效需求的结构性短缺。此外，日益加剧的极端不平等、对民用开支的自我设限，以及大众消费需求的持续低迷，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主义”消费品的生产、军工产业、核能开发、核武器计划以及出口贸易大受重视。

印度建立国内军工综合体和核计划，是为了在面对美帝国主义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受到技术依赖和未能充分发展国家综合生产体系的双重限制。军国主义和建立军工复合体的迫切需求，不仅仅来自印度拒绝与中国谈判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以及事实上废止的安理会1948年涉克什米尔决议，还源于印度希望成为美帝国主义反华计划的战略伙伴。

印度有一个依附性的军工综合体，因为即使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军备进口国之一，其军备市场也从未饱和。这一过程始于美国及其盟国和战略伙伴不断增加的，尤其以科技进步为基础、致力于毁灭的军备供应，这些武器装备主要来自美国军工综合体。中国对军备的需求随着美国公开的敌意而增加。 随着中国加强其军事装备以应对主要来自美国的潜在军事威胁，印度军队对先进武器装备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这些需求通过进口武器和提升国内军工产业的生产能力来得到满足。实际上，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策略一直在促成并加剧中印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同时巩固了美国作为印度“主要国防伙伴”的地位。

印度的大型企业在国防采购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得益于政府实施的“抵消政策”。据该政策，外国国防硬件供应商必须在印度本地采购合同价值的一部分，以鼓励外国公司与印度大型私营企业合作成立合资企业。然而，这些印度合作伙伴往往只是扮演着外国设备制造商的次要角色，主要负责一些初级的合作任务。

印度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和相关的“印度制造”（对印度和世界而言）倡议必须放在国际背景下来看待，因为它们试图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技术战和新冷战中获取国家优势。美国政府持续对本国的跨国企业施加压力，敦促它们将全球供应链中的生产活动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等其他国家。

印度的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印度廉价“人力资本”的套利者，在结构上倾向于系统地依赖技术进口，特别是在建立了更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及其管理规则，以及在结构上更为适应由帝国主义中心决定、不断变化的国际分工之后。当然，这些企业通过对从属生产者的超额剥削和剩余价值转移，弥补了它们作为依附资本主义阶级所遭受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损失。

然而，数字经济却让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兴奋不已，称赞印度是“全球技术/软件超级大国”。这一现实在“硅谷帝国创新体系”中得到了体现，其核心在于通过精心管理不平等的国际科技劳动分工来获得研发工作中的创新优势。以硅谷为中心，这些创新活动与半外围的研发环节紧密交织，同时，战略投资（包括风险资本）和知识产权的管理确保了对这些创新成果的控制权。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球能力中心”和初创企业，以及在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和金奈等印度城市通过外包和离岸业务聚集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的半边缘劳动力（他们的工资仅是硅谷同行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美国科技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硅谷的技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印度STEM劳动力在本土进行的技术创新劳动，这些劳动主要是为美国科技公司服务的。美国硅谷与印度新兴的科技中心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反映了帝国主义与次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

美国大科技公司与印度大资本不平等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在“挖掘”用户数据领域，也就是印度最富有的亿万富翁穆克什·安巴尼所说的“数据殖民”。安巴尼要求莫迪结束这种被全球企业俘获的现象。但在安巴尼的电信业务Reliance Jio（隶属于他的企业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抢占了电信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后，他伺机与脸书（Meta）和谷歌（Alphabet）等美国科技巨头进行金融（通过出售Reliance Jio股票）和技术合作，这两家公司在Reliance Jio的董事会中都有代表。挖掘用户数据是脸书和谷歌商业模式的核心。事实上，当时Reliance Jio已经与印度云存储服务的主要供应商微软合作，在印度建立数据中心。

当前，鉴于微软、谷歌、脸书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允许美国政府直接访问用户数据，以及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这些大科技公司的商业利益，我们不得不正视美国“政府-企业监控复合体”的存在。这引发了一个问题：用户的个人数据是否有可能被英国情报联盟“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所获取？有迹象显示，印度也在五眼联盟的监视范围内。例如，五眼联盟伙伴之间共享的情报曾揭露新德里的秘密特工涉及加拿大的一起暗杀事件。这表明，次帝国主义的印度有可能被卷入美帝国主义的全球监控资本主义网络。与追求数字主权的中国不同，尽管印度拥有大量科技人才，但目前看来，印度似乎并没有计划发展与脸书、谷歌或Whats App相匹敌的本土公司。

四、帝国主义地缘政治中的次帝国主义印度

次帝国主义框架对于理解印度在美中对抗中的角色极为关键，这一点在现今已变得愈发明显。在探讨印度的次帝国主义地位时，我们应当着重指出当前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北方与新兴的全球南方之间多极化的全球（不稳定）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少数几个半边缘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引领着多极化的趋势。为此，我们需要摈弃华盛顿所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由美国与其他强国共同制定，因而缺乏真正的国际普遍性——而应转而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由国际法所强化的主权国家秩序。印度敏锐地洞察到了这种不稳定的全球平衡。美国试图通过“遏制”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和伊朗等国来维持其全球霸权，而印度则一直在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它试图展现出一种中立或“多向结盟”的立场，但由于印度被支配阶级所统治，它的策略在本质上是具有倾向性的，倒向美帝国主义这一边。

是哪些地缘政治举措使印度成为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反华“重心转移”中的次帝国主义国家？

在1991至1992年间，印度民间社会的主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经历了一次彻底转变，全面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想。这一转变促使整个印度民间社会普遍支持依附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同时，蒙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使印度人民党嗅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印度人民党迅速（并非完全成功地）将印度教多数选民整合成一个统一的选票库，以赢得选举授权。其在1999年、2014年和2019年大选中的成功，不仅为印度人民党在意识形态转型后的霸权集团中的政治管理铺平了道路，而且进一步巩固了其政治地位，并由此巩固了作为政治权力堡垒的总理办公室。

对于2014年上台的莫迪政府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将印度纳入“华盛顿反华、印太战略规划”的努力，在前任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政府（2004—2014年）执政时期就已开始。时任美国总统的贝拉克·奥巴马在2011年底启动“重返亚太”政策，该政策的目标是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外交以及战略和军事上的复兴。在这一背景下，美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得到加强。这一进程“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更快展开”。

自20世纪50年代起，反共的亚洲安全架构大多采用旧金山体系的形式，即高度不对称的“枢纽-辐条”双边安全联盟，美国是“枢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台湾和泰国是“辐条”。多年来，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其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并要求其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推动因素。此外，尽管美国保留了以支配-服从为特征、高度不对称的双边安全联盟结构，但华盛顿一直在劝说和引导“辐条”国家之间也结成安全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将三边伙伴关系/联盟（美国-日本-印度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与四边伙伴关系（四方机制Quad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进行有效结合。2018年，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这一举措标志着“印太”概念和术语在地缘政治领域得到重要认可。然而，日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有观点认为，日本是“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概念的最初倡导者。尽管“印太”这一术语最初是由德国纳粹地缘政治分析家卡尔·豪肖夫提出，并在2010年由希拉里·克林顿重新使用。2007年，日本首次尝试启动QUAD，并在2017年与美国合作，将其升级为更为强大的“QUAD2.0”。

暂且不论命名和功劳归属问题，目前，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显然已经成为安全和军事战略部署及其伙伴关系构建的重要框架。与此相比，印度在印度洋地区（IOR）的部队集中和部署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因为中国的海上交通线不仅延伸更远，而且更加脆弱，这限制了其部队快速集中和部署的能力。历史上，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曾是英属印度的海军基地和流放地，如今已经转变为重要的防御设施。印度在此地成立了安达曼和尼科巴司令部，由陆海空三军联合组成。尽管存在生态威胁，但自2001年以来，该地区的军事和相关民用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与升级一直被认为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这些岛屿的南部位置靠近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南中国海的主要航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于美国海军在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部署，新德里一直坚持适用“金发姑娘”原则，即美国海军既不能显得“太火热”，也不要显得“太冷淡”，而是要“恰到好处”，同时期望印度海军能在该区域发挥主导作用。印度已被定位为印度洋区域的“净安全提供者”。马拉巴尔演习，作为四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美印之间的一项倡议。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华盛顿开始与新德里建立“防务合作”关系。显然，新德里已经开始根据华盛顿的期望调整其外交政策。例如，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新德里秘密允许美国军用飞机在印度机场加油，这一行为间接支持了美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当时，印度正面临财政和国际收支危机，急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有条件的贷款援助。马拉巴尔演习始于1992年，最初是美印之间的双边海军演习，主要目标是提高参演海军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2007年，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加入“马拉巴尔”演习，同年，Quad最终建立。但第二年，澳大利亚对参加印太反华演习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不过，2010年澳大利亚表示有意重返，并最终从2020年起成为马拉巴尔演习的永久合作伙伴。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和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mbull）于2017年在马尼拉举行了四方会议，同意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从军事和外交上对抗中国。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可能加入的其他国家）正在考虑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多国军事同盟，目的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及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这一地位正面临中国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马拉巴尔演习的地理范围正在向东扩展。2020年，美、日、澳、印四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举行了马拉巴尔演习。2021年，四方国家海军在菲律宾海和孟加拉湾举行演习；2022年，在中国东海举行演习；2023年，在南太平洋举行演习。

正如我们所见，印度海军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印度洋，根据其2015年发布的《海上安全战略》，印度海军的“主要利益区”已经扩展到马六甲海峡附近、菲律宾海、东中国海以及南太平洋，在这些关键海域，印度海军与美国、澳大利亚的海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在南海举行过Quad-马拉巴尔演习。但具有挑衅意味的是，2019年5月2日至8日，美国第七舰队的一艘导弹驱逐舰率领印度、日本和菲律宾的舰艇在南海进行军事巡航。印度和新加坡海军还于2023年5月2日至8日在南海共同举办了首次东盟-印度海上演习。

2016年7月，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做出了一项支持菲律宾立场的裁决。在该案件中，由于中国没有派遣代表参与，仲裁庭宣布北京方面声称对南海“九段线”内区域拥有“历史性权利”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对此，华盛顿方面迅速表态，声称该裁决具有“约束力”。然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国完全有权拒绝参与未经其同意的仲裁程序，并且不受该裁决的约束。实际上，历史上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在内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曾采取过类似行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本身甚至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南海争端中，其他声索主权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越南，也表态支持仲裁法庭的裁决。此外，印度、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家也纷纷表达了对裁决的支持。

国际法的历史起源与为殖民国家和帝国主义服务的目的紧密相关。在联合国成立之前，这种做法很少受到质疑，而且即使在今天，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这些国家所主导。这一点在处理主权问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选择不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主权争议，而是一直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协议的方式来处理此类争端。然而，美国却坚持自己的立场，派遣美国海军与菲律宾海军在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黄岩岛）进行联合巡逻。斯卡伯勒浅滩也是南海中一个存在主权争议的岛礁。尽管这种巡逻行动有可能引发与中国船只的军事对峙，但华盛顿似乎仍然决心将南海和东海的争端推向军事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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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伯纳德·德梅洛（Bernard D'Mello），著有《纳萨尔巴里之后的印度：未完成的历史》，20 世纪 80 年代起担任《经济与政治周刊》和《前沿》杂志记者，现居孟买。

本文编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4年9月1日文章，原标题为Sub-Imperialist India in Washington’s Anti-China “Pivot”，原文链接为https://monthlyreview.org/2024/09/01/sub-imperialist-india-in-washingtons-anti-china-piv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