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的战争

按：此文发表于去年年底，当时正是税务风暴最猛烈的时候，受此影响的编剧也难以独善其身。

这半年以来，编剧们很心塞。

心塞源于自7月份开始的娱乐圈“税务大地震”。由于之前“去杠杆”国家政策不断颁布实施，加上今年5月份由崔永元发起的针对娱乐圈不合理薪酬现象和“阴阳合同”的质疑，整改本在情理之中。却没想到，“新政”来得如此严厉而又迅捷。霍尔果斯、上海松江、江苏无锡、浙江东阳这些过去一直有着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吸引了无数影视公司地方不仅相继开始催缴税款，还很“贴心”地关闭了注销渠道，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而这其中，最为心塞的就是一些编剧工作室，根据新政，他们需缴纳的综合税率将达到总收入的42%。而编剧属于脑力劳动，成本难于量化，如果将收入等同于利润，这部分过去的税率在3%左右。也就是说，新政让编剧工作室的纳税额一下翻了14倍！

政策阐释者还解释道：编剧的成本为零，因此高税率是有理可循的。这话让编剧们都坐不住了，难道辛辛苦苦写作投入的脑力、体力、时间不是成本，为了获取素材阅读、调查、访问、采风不需要成本？难道脑力工作者就该受欺负？

编剧，从流程上来讲肯定处于影视产业链的源头位置。但在中国，在地位和待遇上，却事实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除了个别大牌编剧外，大部分编剧的话语权、议价权极低，不仅收入微薄，很多时候连自己作品的权利都不能保全。

而当我们回首去看这几年影视行业的发展时，会发现这只是编剧们经历的诸多大事件中的一件。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些年所历经的“编剧的战争”。

编剧与资本

2015年11月27日，在天津举办的“原创与IP相煎何太急”论坛上，阿里影业副总裁徐远翔的一番发言点燃了编剧们的怒火。

徐远翔说：“我讲一个观点吧，我是在给在座的编剧指出一生路，IP真的是信息传播有效的传达方式。以前没有互联网之前是什么呢，因为编剧都很聪明，都很渊博，现在是你知道他也知道，但是有些东西他知道你不知道。由于信息的传播方式，如果信息有效到达，人越多就越成为一个超级IP。因为最终是靠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去植入到人们的内心里，这个东西我们要尊重。“我们现在的方式完全是颠覆性的，我们不会再请专业编剧，包括跟很多国际大导演谈都是这样。我们会请IP的贴吧吧主和无数的同仁小说作者，最优秀的挑十个组成一个小组，然后再挑几个人写故事。我不要你写剧本，就是写故事，也跟杀人游戏一样不断淘汰。最后那个人写的最好，我们给重金奖励，然后给他保留编剧甚至是故事原创的片头署名。然后我们再在这些大导演的带动下找专业编剧一起创作，我们觉得这个是符合超级IP的研发过程。现在很多人都在讲IP，但不是所有人都具备IP的开发能力。”

这种公然与整个编剧群体开战的架势引发了天雷地火式的效果。诸多编剧纷纷起来声讨阿里影业。

编剧汪海林：祝阿里一路走好，不送！《心花路放》《老炮儿》编剧董润年：把贴吧吧主和无数同仁小说作者圈养在一起厮杀，这不叫创作，叫养蛊，这是对所有人尊严的践踏。创作从根本上关乎的是人心，不是金钱。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如果有钱就能做好电影，李嘉诚早就出手了，几时轮到这些土豪？！《永不消逝的电波》《重案六组》编剧余飞：请IP吧主和小说作者进入斗兽场自相残杀，这是挟资本以奴化网络作家，杀伐过后再在尸堆中携导演、专业编剧来收割这血洗的IP，专业编剧不一定配合，网络作家也会揭竿而起，我们是社会主义，不是奴隶社会。《神医喜来乐》、《雾里看花》编剧高大庸：资本的意义本来是中性的，可以促进一个产业，也可以毁灭一个产业。这两年闯入文化产业的这波资本其实和制造615股灾的是同一拨人：穷凶极恶、无所顾忌、杀鸡取卵……最终自取灭亡

自此之后，专业编剧群体便与所谓“IP模式”和大资本杠上了。16年到17年中，编剧们不断放话“IP将死”。而徐远翔也在那次讲话之后，淡出了阿里影业。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战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啼笑皆非。事实上，原创与改编是编剧的两种工作模式，大部分编剧都既做过原创也做过改编，两者之间本无对立。并且，编剧与资本之间本来也应该是相互扶持，共生共荣的关系，却因为一番无的放矢的言论搞得势同水火，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值。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指导思想的不同。事实上，随着“互联网+”模式的不断孵化，加上阿里、腾讯、百度相继成立影视公司和开展视频业务，一种“互联网思维”向传统行业不断渗透的潮流一直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编剧陈彤说：

现在我觉得就尤其这两年，就大数据写作以后，就都不这样了。来找我的人，一般都是说，最近有一个戏数据特别特别好，是男性向或者是女性向，是反正乱七八糟说一大堆数据，我开始还听不懂，后来我听懂了，就是让你照着这个数据，就再写一个，大概就这样。或者就是跟你说你有一个戏播得很好，你能不能把这个戏再给我们写一个？我说我这个戏已经写过了，我不能再写了。没关系的，你就改一改给我们就行。就是后来他们管这个叫大数据写作。 有一天，我就跟一个朋友说这个困惑，我就说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我说它就行不通，……一百家影视公司都按照这个数据去写，那最后写出来东西不就都会很像，都会很雷同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会有问题。我这个朋友是上商学院的，他就对我说，你逻辑学得很好，但是你资本学得很差，金融方面很差。……从商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让大家都去种土豆，种完了以后我就议价权了，我就可以压价了，就是你们都是土豆，土豆太多了我就可以挑三拣四了，所以就是人家用数据来让你去写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听了，那你最后你肯定就会丧失掉议价权，所以你们这些搞文学的人或者说你逻辑很好的人，你是永远搞不过我们这些学工商管理的。

汪海林说：

当年我入行的时候，投资人跟编剧谈剧本，一般都是在洗脚房里面谈，一边捏着脚一边谈，要么是在夜总会里面谈。我还记得有个投资人在夜总会里，一边搂着一个小姐一边跟我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弘扬正能量。到今天我还是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我经历了各种投资人，有煤老板、房地产商，到现在是互联网企业，但最好的还是煤老板，他们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他根本就不干预我们的创作，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煤矿里面如果瞎干预会人命的，他有一个安全生产的意识。真的，他是特别尊重专业的人，因为挖煤这个事真的不能瞎干预。房地产商也还好，他们也不干预你创作，但是他喜欢管理。最差的是互联网企业进来以后，他有很多他的想法，大数据啊、各种流量、大IP啊，越来越离谱。现在煤炭企业也不景气，我们特别呼唤他们再回来。

汪海林最为诟病的就是互联网资本干预创作，事实上，任何一个创作者最为忌讳的也是这一点。问题在于，一部分互联网从业者自视甚高，总觉得自己的概念很高大上，搬出一个大数据，IP什么的概念就觉得把你秒杀了、降维打击了。这种傲慢心理是激怒编剧群体的根源。

编剧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汪海林说：

我们编剧每天的生活其实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市场的压力，各种外行的阻力，都压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是对自我艺术的要求，这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没有强大的意志支撑，是不足以让我们坚持写作的。

编剧做为脑力劳动者，既无法取得与资本对应的议价权，也不能得到足够的尊重，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创作权益，这场编剧与资本间的斗争，似乎还将旷日持久。

编剧与抄袭

2014年4月，著名作家、编剧琼瑶起诉于正的《宫锁连城》抄袭其作品《梅花烙》。

2004年，作家庄羽起诉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其作品《圈里圈外》。

这两个案例是著作权诉讼的典型案例，结果均以原告胜诉、被告作出赔偿告终。不约而同的是，虽然被告方都按照法律判决作出了赔偿，却没有按照法律要求进行道歉。编剧宋方金曾在多个节目中diss过郭敬明和于正不道歉的行为。（2018年5月，北京市三中院依据判决在《法制日报》刊登案件内容作为公告。2018年5月23日，北京市三中院表示于正已将钱交付。这意味着该案已全部执行完毕。）

创作者与抄袭者，可算是天然的对立面了。但是在著作权案例中，“抄袭”和“借鉴”的区别却往往非常模糊难以区分。汪海林曾全程参与了琼瑶诉于正案，了解大量的细节。据他说，审判此案的法官和工作人员对于专业性的把握和深入细致的程度令他吃惊。这个案子的胜诉也极大鼓舞了编剧行业的士气，为遏制这些年影视行业相互抄袭粗制滥造的风气吹响了号角。

自那以后，关于影视剧的著作权纠纷似乎一夜之间“多”了起来。仅去年到今年，就有关于《白夜追凶》、《风筝》、《一出好戏》等几部影视剧本的著作权纠纷。更不用说之前沸沸扬扬的《芈月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案了。

有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于正也曾振振有词反驳琼瑶说：“你是不是也借鉴了《红楼梦》呢？”当年于正还是个不知名的编剧的时候，也遇到过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占为己有的悲剧。也许正是这样的挫折锻炼了他的生存能力。

直至今日，关于文艺作品是否抄袭有没有一个业内公认的标准还是悬而未决的事。编剧余飞曾致力于著作权维权和抄袭鉴定工作，“想做出一个鉴定抄袭的基本标准，以便让后人在这个标准之上继续完善并固化下来，为反抄袭划出一道相对清晰的判断标准。”

不过这个工作因为他对《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桃花债》的抄袭鉴定结果受到网友的普遍质疑而告终。建构抄袭鉴定标准的努力失败，反抄袭同盟也宣告解散。今后，关于著作权案的纷争只会多不会少，而情况只会越来越复杂。这场维权的战争，依然长路漫漫。

编剧与演员

汪海林说：

大概两年前还是一年前，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有一位女明星的粉丝攻击我，原因是我说那个女明星演的一部戏存在抄袭情况。其实我也没有直接去批评这个女明星，我只是说她脑子不大好使，不要去演这样一部戏，而且一再地演。现在我依然不想批评她，因为出现这个情况是整个环境造成的，尤其是资本的环境造成的，对了，我说的这个女明星就是唐嫣。我说完以后她的粉丝就跑过来攻击我，还在微博上说你这辈子能过上唐嫣那样的生活吗？我对此就感到很疑惑，我就回应说哪样的生活？她的粉丝说就是你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生活。我就问有男朋友吗？

汪海林老师对唐嫣本人是没有恶意的，也表达过愿意跟她合作——在有好剧本的前提下。

中国的偶像粉丝群体容易被人招惹（主观上），也容易招惹人，因为粉丝容易玻璃心，护主心切，往往殃及无辜。

而编剧们由于在整个的影视行业大环境中都相对弱势，本来就没有多少话语权，还经常要替别人背锅。比如一部影视剧火了，我们往往都认为是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资本舍得投入，服装道具好等。而骂一部剧的时候常常都是骂剧本太烂。

剧本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已经耳朵能听出茧子了。但是中国影视业对剧本的不重视也是由来已久。很多编剧都吐槽过投资方愿意花巨资去请一些演技一般的所谓大牌演员，却在编剧这个环节上大省特省。

前些日子，汪海林也在微博发文点名蔡徐坤和迪丽热巴，称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跟他们合作。

投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剧本因为某个演员的原因被要求改动也是家常便饭。2014年，编剧宋方金与演员宋丹丹因电视剧《美丽的契约》展开了口水战。宋方金指责主演宋丹丹现场篡改他的剧本，宋丹丹则表示他的剧本本身就有很大问题，此事甚至成为了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两宋之争”甚至蔓延到了几年后的《吐槽大会》和《演员的诞生》里。

一般的编剧缺乏话语权，当演员尤其是大牌演员与剧本的要求发生冲突时，几乎都是剧本迁就演员，而非演员迁就剧本。这在好莱坞这种成熟的影视体系中是很少出现的。

编剧与演员绝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成就。但这些年来影视市场在热钱效应下的畸形发展，尤其是部分演员的超高片酬与演技倒挂现象，和编剧在行业内一贯的弱势地位，使原本不是对立的也被推到了对立面上。

编剧与政策

在今年1月4日举行的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和4月4日的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辰席发表了长篇讲话，给今后几年的影视传媒包括网络内容输出定下了基调。

这两篇讲话既有信息量和干货，也有专业性和前瞻性，是真正行家里手的作品。

【一点资讯】【会议】聂辰席对2018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做出五大部署

【权威发布】聂辰席：加快新时代电视剧高质量发展 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讲话全文）

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几段话：

——当前，我国作为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第一播出大国的地位日益巩固，电视剧作为观众文化娱乐第一需求的地位不可动摇，中国电视剧在国际上也占据着分量越来越重的一席之地，电视剧依然是视听媒体最看重的核心竞争资源、是文化领域最具活力的中坚产业，特别是因其独特的美学体系、体量优势、传播特点，更是成为最受欢迎、最被关注、最普遍作用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艺术品。发展基础坚实，行业信心百倍，未来更加可期。

——新闻节目、综艺节目、电视剧是电视内容创作生产的三大板块，而综艺节目既是其中最基本的构成，也是潜力巨大的新增长点。近年来，总局以上星综合频道为重点，以结构化管理和宏观调控为手段，深入推进节目创新创优，涌现出一批原创品牌节目栏目，广播电视呈现新气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完善创新创优机制，引导电台电视台坚持正确的办台、办节目理念，把发展重点转到全面提高节目质量上来。

——大数据只是一个分析工具，我们可以依靠大数据、参照大数据，但不能走向绝对化。在再造电视剧创制流程中，要始终坚持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放在首位，把原创精神放在首位，既重视与大数据对接，又不能在大数据面前迷失自我迷失真情实感和创造精神。创作永远不能成为数据的工具，永远不能被数据控制和奴役。相反，充满智慧、情感和创造精神的原创性作品，则可以形成新的数据格局和流量格局，文学是人学，电视剧艺术也必须是人学，惟其如此，电视剧艺术才能始终以充沛的原创性保持在新的传播生态中的清醒定位，始终让数据跟着人心所向走，跟着智慧和艺术力量走。

这三段话一是敲定电视剧和综艺的地位，坚定电视剧是主阵地，主战场。二是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将“原创与IP之争”做出了终审裁断，并指出现实主义将成为未来影视剧创作的主流方向。

长期被压抑的编剧群体终于得到了来自上层的内行人士的呼应，气氛为之一变。在之后的各大影视论坛等活动，如6月份的上海电视节上，“新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热点名词。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之前数场战争中积压了一肚子气和苦水的编剧们摩拳擦掌，打算在新的时代中大干一场，以作品来回击过去那些年的荒谬现象和言论。

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打了翻身仗的竟然是他。

编剧大翻身

2018年，“大IP扑街”和“小鲜肉不灵”成了影视业的黑天鹅事件。前些年无往而不利的模式似乎被上帝诅咒了，一夜之间露出原形。《斗破苍穹》扑街，《武动乾坤》扑街，《天盛长歌》扑街，连“明星超高片酬”的始作俑者《如懿传》也是扑街。清一色的扑扑扑。

这固然是由于政策的转向和引导，另一方面也是过去几年一些粗制滥造的所谓IP作品激起了观众的逆反心理。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

在这一系列的扑街剧中，却有那么一部剧杀出了重围，成为了2018无可争议的全民爆款，你可以无视它，却不能不承认它。

是的，这就是于正出品的《延禧攻略》。

《延禧攻略》火到什么程度，无需赘言。新媒体“36氪”的报道《影视圈惊变2018》中有这样一段话：

就连一贯毒舌的著名编剧汪海林，也不得不承认《延禧攻略》是真正的爆款，而且是“划时代的”，它证明了没有电视台的放大效应，一部剧光靠视频网站也能播成大众流行产品。

这段话的出处是什么，笔者没有找到。不管汪海林老师是不是说过，这段话本身确实是成立的，《延禧攻略》是第一部获得了不亚于台剧影响力的网剧，这个成功的意义确实是划时代的。而缔造它的却是之前N年被认为是影视剧庸俗化始作俑者之一的于正。

经过了半年多的发酵和沉淀，回过头来看，《延禧攻略》的成功确实是不容置疑的。于正也真的是个求生欲极强的影视从业者。之前泡沫化时代，他靠着商业嗅觉制作了一批迎合当时审美潮流和市场风向的作品，赚得盆满钵满。而在被起诉和被“名门正派”抵制之后，又及时“转身”，几乎是将之前的成功路数倒转过来玩了一遍。——《延禧攻略》中的“莫兰迪色”一扫过去的于正式“阿宝色”恶俗审美，宫廷服装精工细作不输《如懿传》，重用老戏骨聂远、秦岚和新人吴谨言等，整体演员片酬不超过成本的十分之一，打破宫廷剧一贯的“白莲花”人设，以“就地反击、以牙还牙”的快节奏让观众爽上天……《延禧攻略》的每一个转变都卡在风口上，简直是三好学生式的模板。这颇让人有点“李涯在49年入了共产党”的感觉。

当然，我们也不需评价过高。汪海林评价《延禧攻略》召开的“影视剧的文化使命”为题的专家研讨会，称其“既没有文化也没有使命”。编剧余飞也曾分析过《延禧攻略》的成功没有那么值得过誉。但问题是，为什么于正能做到？

剧作中心制

因为大水满贯效应，这些年的影视行业热钱太多，也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行业生态。当年徐远翔的发言就是一个侧影。自那之后，编剧群体有意识地加强了互动与合纵连横，组成了“编剧帮”，还合作举办了编剧嘉年华。2017年的嘉年华会还将徐远翔请到了现场，并与宋方金来了一场“PK”。

平心而论，这些年的行业乱象，如IP过热、部分演员的过高片酬、收视率造假、抄袭泛滥、粗制滥造、小鲜肉霸屏、文替P图等，确实需要整治和遏制。但从职责来讲，这些更应该是主管部门和行业领导者的责任，而现实却是以往最缺少话语权的编剧冲到了第一线。

士不可以不弘毅，一个行业坏到了这个地步，站出来的却是一群文弱的脑力劳动者，确实让人又感动又唏嘘。不过，我们也需要反思一下，行业的颓势难道没有编剧自己的责任么？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今年5月份在山西右玉，一群著名编剧聚在一起，提出了“剧作中心制”。

我们知道影视行业有“导演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甚至“明星中心制”。而被汪海林、宋方金diss的于正，恰恰是其推崇的“编剧中心制”的代表。当然，这也不是于正的发明。在好莱坞一直有着“编剧中心制”的传统，而被于正抄袭的琼瑶老师，也一直是华语影视业中“编剧中心制”的代表。

那么“剧作中心制”和“编剧中心制”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按照右玉论坛的看法，剧作中心制，实际上是对资方提出了三个严格的要求：

第一，艺术判断。要求你有判断好剧本和差剧本的能力；第二，流程控制。要求你熟知剧本创作过程中的科学规律，以便保障有效率有质量的生产过程；第三，编剧心理。要求你对剧本的源头——编剧的心理有足够的了解，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怎么调动他的热情，回避他的短板，灵活调节创作流程，最终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如果无法同时达到以上三个要求，至少要达到其中一个要求，也有可能生产出好剧本来。

可以认为，“剧作中心制”是编剧试图争取自己权益，夺回行业话语权的一种努力。但这个理念能否得以实施，还是要依靠各方的共同协作，有一套可供操作的实际方案和成功案例才行。对于这场变革，我们吃瓜群众只能拭目以待。

编剧与时代

张艺谋在《十三邀》中说：“现在哪怕最烂的投资人都知道抓剧本！”“北电和中戏的戏文系一年级的学生都被抓去写剧本了。”

问题在于，这些一年级的学生的人生阅历有多少，行业经验、实操能力如何，能写得出经得起推敲的剧本来吗？

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所谓的“悬浮剧”，就拿下半年的《创业时代》来说，我看到有评论说：“以前意淫某某圈，现在又开始意淫创投圈，IT业了，不会写能不能不要写？”

体验生活，本来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而当今的时代，各行各业高速发展瞬息万变，不要说这些站在外面的写作者，就是从行业内部，也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这无疑对编剧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自从加入WTO以来，我们以往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都在发生彻底的、根本性的变化。而解释这些变化本来是思想家、理论家、学问家、行业专家的任务。这些年我们在数字经济和IT浪潮的带动下，策马奔腾狂飙突进，却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到哪儿去，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样一来，编剧们的笔力不逮就情有可原了。毕竟，虽然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剧作家也同时是文学家、思想家，但这毕竟不是编剧的本职工作。换句话说，连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解释不清楚的问题，你凭什么要求编剧能解释清楚呢？

宋方金老师在与刘敏涛老师的对谈中说：

宋方金：《伪装者》之后好多个找你老是这种类型的角色，就是可能没有机会接到其他的角色，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年来因为中国的，就是因为我老批评中国影视界其他行业，但是我们编剧行业也是要批评的，就是我们的剧本我觉得就是说，你知道吗？敏涛老师是真的，我觉得我们编剧辜负了像您这样还有很多。  刘敏涛：别这么说。  ……  宋方金：我现在很痛苦，因为就是说编剧写不出好剧本，因为编剧写不出好剧本，敏涛老师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是编剧的原因。……有少部分编剧他不考虑这个，但是环境不行，现在编剧写不出剧本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环境不行。这个环境不行一个是什么？你首先有没有人给编剧钱，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新围城》这个剧本，这个剧本也是找不到钱的。  刘敏涛：您写了很长时间。  宋方金：好多年了，这个剧本是好多年了，然后第一没有人投资这部戏。第二更可笑的是什么？没有演员接这部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演员拿到这个剧本，永远都会告诉我这是一个群戏。  刘敏涛：是群戏。  宋方金：所以说我不来。因为你不是围绕着他打牌。

宋方金老师能坦承编剧们没有写出好剧本，还是让人颇为感动的。但他提了钱的原因，演员的原因，主要还是在讲外因。而目前的情况是，编剧们已经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即便他们没有分析世界解释世界的任务，也被逼得必须要承担这项任务了。毕竟，编剧们曾站在了与资本和行业乱象斗争的第一线上，而内容革新，才是编剧面临的最终极的战争。

编剧与寒冬

2018年11月29日上午，编剧刘和平、汪海林、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导演闫建刚、尤小刚、刘仪伟等一行人走进了广电总局大楼，与等在那里的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进行了会谈。当天下午，刘和平发布朋友圈：

今天上午跟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沟通交流得很好，国家对影视行业的扶持政策不变，只会更好，关于这三年补缴应纳未纳税款对编剧行业已明确答复，按2002年国税字52号文件缴纳16%税款，未足16%补足即可。接下来还会继续沟通。

而此前，已经有大量的导演、编剧在朋友圈发布消息：他们被各税收优惠园区通知“补税三年”，其中流传最广且被大部分人证实的则是公式70%*（80%*40%-3.5%），约为编剧工作室总收入的20%。

自7月底以来悬了半年的靴子终于落地，引起了一片哀嚎。本来因为资本退潮，影视圈“寒冬”之声已不绝于耳。现在连当初地方政府允诺的税收优惠政策也被税务总局推翻（从法理上讲，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不合法的，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从业者们的恐慌和愤懑可见一斑。

对于七月份开始的这场“税务风暴”终于刮到自己头上，编剧们内心无疑是苦涩的。毕竟之前很多编剧都奋战在与行业乱象、“恶势力”斗争的第一线，而税务总局的这一出无疑是“误伤友军”了。除了少部分之外，大多数编剧在这几年的影视泡沫大潮中也没有赚到多少钱，还承担了N多骂名，真是爹也不疼娘也不爱。据称，“当刘和平对领导讲述自己的生存困境时，一位女性代表甚至当场抽泣。”

12月1日，同样境遇的导演团体则发布联合声明，“抗议”一刀切式的税务整改。不过这篇消息很快被删除。

而编剧群体们，依然要在影视业的瑟瑟寒风中，将以往因优惠政策而免缴的税补齐。年关将至，春天未来。为了影视业殚精竭虑的编剧们，依然任重而道远。这场编剧的战争，也还将继续下去。

想要了解更多文娱届深度解读请关注公众号：粽眼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