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记124：当才华遇见品德，这是一道单选题
喻以流年
在《资治通鉴》里，探寻当下与未来2024-09-24 15:10
春，下令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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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五年，曹操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下令求才。
终曹操一生，类似的文书一共发过三份，史称魏武求才三令。这三份红文的中心思想都一致：有没有道德败坏的才能之士能辅佐我成就霸业呀！
注意，重点不是才能之士，是道德败坏的才能之士。
前两份文书说得还比较收敛，只是说品行差一点也不要紧，有才能就可以。但是到了第三份就说的很直白了：只要有才就行，不考虑道德因素。
举世震惊。
如果你感受不到这种震撼，那么我们可以来做个类比：
你正在准备国考，突然，中央说：以后我们招考公务员不考什么行测申论了！你只要能拉动GDP增长就OK，贪污腐败都随意！
估计微博知乎天涯甚至抖音都得炸。
曹操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种求才令，效果又如何？我们今天就来做一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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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背后的终极考量，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选人用人的时候，究竟是品德好重要，还是才能高重要？
有才又有德当然最好，没才又没德也不消说，但是，在才与德只能二选一的时候，在那些厉害的人渣和平庸的老好人之间，天平到底应该倾向谁？
让我们从汉朝的察举制开始说起。
帝国的统治，需要各级官员来运转。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在汉朝创立之初，官员大部分继承自秦朝，以及部分军功卓著者——虽然仗已经打完了，但这些人的组织管理才能还在，正好可以把这些转业军人利用起来。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道，毕竟大规模的转业军人只有在王朝的初期才会存在。之后，又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摸索，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完备形成：地方官员负责考察本地区的人才，并推荐给国家，择优录用。
察举制中最重要的一科，便是孝廉。
孝，的是指孝敬父母；廉，指的是清廉勤政。孝子廉吏，成为当时对官吏的重要考核指标。你只要被举了孝廉，基本上就能入官了。
为什么汉朝要用举孝廉这种办法呢？
答案是：可量化。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替地方官做一下考虑：你是一位郡太守，现在面临着替国家挑选人才的重任。那么，你想要挑一个什么样的人出来呢？
当然最好是有才能的。但问题是，“有才”这个事，没办法标准化。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有才，有的人认为自己懂得安邦定国之道，是有才；有的人能教化四方，是有才；还有的人说自己给家里人分猪肉分得好，也是有才。
一定有人会撇嘴，认为会分猪肉算什么本事。不好意思，你还真错了，会分猪肉还真的是个很重要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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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就很得意于自己会分猪肉，曾经美滋滋的想：我要是哪天当了宰相，主宰天下的方法，不就和分猪肉一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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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陈平为什么如此得意？因为这是一头祭祀用的猪。礼成后，猪肉要分给大家吃掉，而把猪肉分给家里的长老，谁多一点谁少一些，哪个部位的肉应该分给哪位长辈，这其中的权衡，相当的难。陈平竟然能得到大家的好评，足见其能力不凡。
而这些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果太守手中的名额不够，那么，你凭什么用一个会分猪肉的人，挤掉我这个会治国安邦的人呢！
公平选拔人才的前提，在于可比较。才能虽好，但不同才能的人，却没法放在一起比较。因此到了最后，汉朝人选择比较大家的两种能力：孝顺父母，为人清廉。
每个人都有父母可孝顺；为人是否清廉，也能从旁人的评议中得知。因此，以这两条为基础，就可以把所有人放在一个平台之上，分出三六九等了。
而且，不管你能力如何，有了上面这两条，那么最起码能保证，你为官不至于太坏。
这里要插一句：汉朝以“孝”选拔官员，也是汉朝厚葬之风盛行的一个原因。任何竞争到了最后都会异化，既然父母活的时候大家比不出高下，那么在父母去世以后的行为，就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二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朝廷选人，想要的是有才能的人，但因为才能这东西没办法量化考察，因此最终变成了一些个人品德方面的考核指标。
这个变化，也是几乎所有考试都所存在的问题：考试的内容，跟考试选人所要达成的目标，总并不见得一致。
考试的目标，一般是选出具有A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大部分的A能力都是没有办法考核的，最后只能是考察B能力。
你看看公务员考试的试卷就能明白，那些所谓的行政能力测试的题目，真的跟行政能力有关系吗？
以德选人的标准，就这么被确定下来了。
一定有人会问：那既然如此，这些靠道德品质选出来的人才，有用吗？
在实际中，还真的很有用。
一个社会成熟以后，各级官吏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有固定章法依循，并不见得需要发挥多少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这个官员还有孝心，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欲望，这就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官员了。
事实上，这种对官员品德的考察，古往今来一直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就有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你看，其中的德、勤、廉，都是品德方面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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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汉代的察举制是一项不错的制度。但是，在几百年的执行中，这套程序却出了bug，而且无法修复。
假如你我同朝为官，各自在对方的家乡做太守。某天，我跟你说，我儿子马上就要成人了，得麻烦您照顾一下。
哦，你马上就懂了，下一年便将犬子举为孝廉。
在下这厢当然也要投桃报李。到明年，令郎也会被举为孝廉。
旁人肯定会很愤怒，你们这么私相授受，朝廷难道不管吗！
朝廷还真不管，而且，也管不了。
因为我们家有文化。
虽说官员选拔看中的是道德品质，但你想当好一个官，必要的文化知识还是要有的。于是问题就来了：你学富五车，这又是一个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这时候你会把这一肚子的知识文化教给谁？
不用想，肯定是首先传给自己的儿子嘛！所以几代以后，你会发现，读书这种事情，慢慢的就变成家传的了。
我们家世代都是读书人。皇帝你治国理政不用读书人，难道还要用目不识丁的老农民吗？东汉的世家大族，由此慢慢的就演变出来了。我们在前篇曾介绍过：袁氏四世三公，你固然可以把他们家理解为门阀，但请注意，袁氏家里的人，可都是真正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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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以德选官以及东汉世家大族的一些背景。此后。汉王朝的轰然倒塌，天下陷入乱局。到了建安十三年的时候，曹操对此现状有了想法，想要做一些改变。
曹操的考量，既有实际困难，也有自身需求。
说实际困难，是因为察举制所选出的人才，不符合他的要求。
就像刚才所说，察举制下，孝廉们做一个太平年间的好官，基本上不难，循规蹈矩即可。但如今是乱世，指望这些人能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基本上是痴人说梦。因此曹操想抛开正常的选拔机制，放弃对人才的道德要求，以期求得贤才。
说自身需求，则是因为曹操想要借此对世家大族有所排斥。
几百年来，世家大族已经逐渐把持了官僚系统的选拔，这对于朝廷来说，是致命的伤害。你换个场景试想一下，如果你们公司里的职员全都是各个头头脑脑家的亲戚，那么谁还会对这个公司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呢？
而想要在世家大族之外寻找人才，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之前的人才评价体系。既然察举制下以个人品德为优先考察内容，那么现在就得反其道而行之：唯才是举。因此，曹操明确提出：不考察候选人的道德品质，只重视实际才能。
在第一次求贤令中，曹操说，有没有怀才不遇，像姜子牙一样在民间钓鱼的贤才呢？有没有像陈平一样，虽然和嫂嫂通奸、在军队中收受将领好处，但的确有才能的人呢？我都要，快到我的碗里来！
请注意，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政府发文。你在赞叹他的无所禁忌之时，也要考虑一下实际的道德影响，这完全就是在向接受了几百年道德熏陶的士人宣称：道德TM不重要，老子不care。
到了第二次求贤令，曹操说：有才能的人，品行不一定好；但是，品行好的人，不见得有才。二者选一，我选有才能的人。各级官吏，你们要注意我的这个择才标准。
第三次求贤令发布时，曹操又说：选才用才，出身什么的，不重要；之前做过什么事，也不重要，只要你有才就行！真的不需要核心价值观，有才就行了！
此举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后世之人常常只注意到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但你若真的看他的政令，才会发现事情来得远比你想的要震撼。
唯大英雄真本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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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才能和品德之间，曹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为后世不少英雄豪杰所赞许。但是，曹操的这种政策，却并不是历史的常态。千载以下，唯才是举，始终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口号。
为何如此？我们回归到曹操发布政令的时代背景中就可以明白了：这个政策本身就是乱世之中的应急之策。
那为何不把这套制度延续到承平年间呢？
答案是：正常的国家，并不见得需要那么多有才能的人。虽然曹操追求唯才是举，但历史的真相是：选人用人，还是要以德为先。
司马光对此曾有过一番论述：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马光以德和才之间的比较作为考察标准，将人分为四种，而取人之术的顺序，依次是：圣人、君子、愚人、小人。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任命小人，不如任命愚人。因为愚人既没有德，也没有才，犯不出多大的错。
现实中也是如此。
在很多半大不小的企业里，财务都是那种小心谨慎老实巴交的人。因为这样的企业，本身对财务人员的要求并不高，你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
但若找一个有能力却心眼坏的人来，那么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他一定能把公司偷个底朝天。
此外，司马光在这段论述中，还藏了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
才能一定要和德行相匹配。
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就是做个县长，管个几万人，那么对他德行的要求相对也就比较低。但若这是一个郡太守，职位提升了，对德行的要求也要相应提高。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是这个意思。在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德不配位，那么，也算小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人为例子：诸葛亮和司马懿。
按照司马光的评价标准，诸葛亮应该可以跻身“圣人”这个范畴，再不济，也是“君子”。而司马懿呢？毫无疑问，才胜于德，属于“小人”。
这似乎与我们所理解的“小人”概念不是很契合，但事实的确如此，司马懿就是小人。他身受两代托孤重任，朝野倚重，最终却竟然欺负孤儿寡母，篡夺了曹魏江山。你若站在曹魏皇室的立场上，这不是小人是什么。
事实上，司马懿的人品，在当时就曾有人怀疑过。
魏明帝曹睿曾经问大臣陈矫：司马懿这样忠心正直的人，可以称得上社稷之臣吗？陈矫说，司马懿可算是朝廷有名望的大臣，但是不是社稷之臣，我不知道。（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选人用人，虽然几千年来一直都在声称要量才选人，但事实上，从来都是以德为先的。越是重要的岗位，越是如此。
当然，古今不同，对于“德”的标准还是有差别的。在古代，“德”大约就是忠君爱国，谨守本分。而在现代，似乎可以认为是忠诚奉献。
“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有一技之长并不难，难的是德才兼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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