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你猜反对派开出了什么条件

周日香港举行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是2015年内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后的第一次，并得到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大力支持。研讨会讲者既包括全国人大常委和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的高级官员，也包括特区政府两名局长和金管局总裁，分别从国家和特区角度，阐释和探讨不同范畴的国家安全，为港人扩阔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对思考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可谓意义重大。

中央于2014年首次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11种“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点是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核心利益包括“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更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特别强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

非传统安全威胁日趋严重

近期愈演愈烈的英国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通过窃取、分析facebook超过8500万名用户资料，来向特定用户传送政治广告以影响美国大选的丑闻证明，以互联网安全、信息安全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是何等重要。原本只能使用军事、政治等传统手段达成的政权更迭，已可通过侵犯大量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实现。

信息安全对于国家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在各种领域已无法离开网络的时代，互联网加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日益发展，使网络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丝毫不能被低估。事实上互联网从来也不是绝对自由的领域，各国对网络加强管制和监控是众所周知的行为。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就是美国政府为国家安全而监控和管制全球互联网（包括其盟友）的行动。

因为一国两制，国家安全法并不在港实施，但香港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在香港，一般人常常将“国家安全”与《基本法》第23条立法画上等号，这实际上是没有全面掌握“国家安全”的内容，思维还停留在过时的理解当中。23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政治、国土、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根据香港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香港对于中国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能起到更为重要和全域的作用。

以金融为例，长久以来香港就发挥着连结中国和世界的窗口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愈发明显。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世界约七成的人民币支付交易。在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中，中央宣布“沪港通”和“深港通”每日额度将于今年5月1日起提高4倍。这样的开放政策既有利于内地金融和经济发展，也是对香港继续保持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支持，是互惠双赢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愈加紧密的金融合作关系使香港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在对外开放这个领域，是国家金融的门户。香港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问题不仅仅会使香港自身受到影响，更会直接影响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安全。所以，虽然在法律上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政策在港并无效力，但香港从来也不自外于中国整体国家安全，无论是传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

多年以来香港坊间尤其泛民主派人士有一个说法，就是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实行后，才应为23条立法。也有人反过来说，认为在23条立法后，中央会对香港普选的安排采取更宽松的态度。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国家安全在任何时刻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时刻存在。香港一天不立法，一天都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漏洞和“短板”。

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应有责任，这应该是无条件的，不是一个可交易的东西。有人把23条立法跟“双普选”挂钩，首先就表明对中央政府不信任，并试图以普选作为抗拒中央权力的手段。但在过去几年的政改风波中已证明，这既不可行，也不可能。人大“8．31决定”已为香港普选安排订立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无论23条是否立法，也不会对“决定”是否会改变有任何影响。

23条讨论不应局限“国安vs.民权”框框

这次研讨会对港人的最大意义和启发，是我们必须摆脱2003年23条立法的历史记忆。当年的争议导致50万人上街、问责官员下台，社会动荡不安。15年过去了，世界已经不一样，国家的实力和核心利益也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复杂性也大得多。

香港虽实行一国两制，但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安全也只能有一个定义。港人不应只把23条的讨论局限在“国家安全vs.公民权利”的框框，而应该虚心、耐心理解国家在新时代面对的各种国家安全问题，并思考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可以发挥的作用和贡献。

原文载于《明报》观点版(2018年0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