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明知打锦州是一招“险棋”，毛主席为何仍然敢于坚持？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

彼时东北野战军总兵力已经超过100万人，而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仅55万，且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孤立地区。

面对这样的战场有利态势，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行动的目标是哪儿？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下一步应攻打长春，另一种认为应先迅速攻占锦州，之后对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意义更重要。

先来说说我军攻打长春的有利因素。彼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后方根据地在北满，距离长春近。且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只有约10万人，他们远离关内，孤悬北边，已被我军围困长达数月之久，补给困难，士气也相当低落。毫无疑问，攻打长春风险性低，把握性较大。

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眼界并非局限于东北全局，而在于未来整个战场局势。攻打长春虽容易，但极有可能产生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攻占长春的战役全面爆发，国民党军只要听闻战局对他们不利，其余据点的几十万国民党守军很有可能会迅速撤退到关内，形成新的重兵集团，从而在未来华北战场上对我军造成极为不利的战争态势，甚至会影响解放全国的进程。

而锦州不同，它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相当于东北国民党军通向关内的大门。如果我军能把这扇大门关上，东北国民党军便成了“瓮中之鳖”，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将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

当然，打锦州面临重重困难：一是东北野战军主力距离锦州遥远，攻打锦州需要长途奔袭，对于当时交通不便、运输车辆缺乏的我军来说，困难不小；二是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一旦国民党军探明我军的战略意图，葫芦岛、沈阳方向的敌军援军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战场，会对我们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三是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攻克锦州，战事陷入胶着，我军补给线太长，且完全暴露在国民党军沈阳守军的眼皮底下，他们可以随时掐断我军的“生命线”，后果会很严重。

但即使面临如此大的困难，明知道这是一步险棋，毛泽东同志的眼光始终落在锦州。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并多次向东北野战军强调攻锦作战的重要性。“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役方针，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接连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等地，25万大军直逼锦州。10月9日，东北野战军到达锦州城外，并对其外围阵地实施攻击。很快敌人也开始了援锦作战行动，形势十分紧张。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指示东北野战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坚定了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的信心和决心。遵循指示，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解放了锦州，并俘获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

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电致贺，庆祝东野“取得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战，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实现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构想，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就连被俘的范汉杰也感慨道：“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解放锦州后，我军又和平解放长春，会战辽西，攻占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的胜利，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格局。它的成功经验深刻说明，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习主席多次称赞辽沈战役的部署。“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2022年初，习主席就抗战胜利后党在东北的部署指出：“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战略决断！后来的发展也证明这个战略决断对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后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习主席再次强调，辽沈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高超的战略眼光和战略谋划。

“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时保持战略定力，要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从而推进各项工作开展。

同样，强军事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军队领导干部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大视野格局来思考处理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只有切实掌握了战略思维这把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才能站在全局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形势、想问题、出思路、抓落实，推动部队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