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刑也无法禁止贪欲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讨过饭，放过牛，当过游方和尚，后来参加农民起义军，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成为明代开国皇帝。明代立国后，朱元璋对政治腐败尤其憎恶，对贪污腐败官员大开杀戒，大批不法贪官被处以极刑，如开国将领朱亮祖、驸马都尉欧阳伦等，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朱元璋在惩治贪官上以严酷著称，其手段有凌迟、枭首、弃市、族诛等等。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下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侧设立土地庙，作为处死腐败官员的刑场，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后用草填充，制成“标本”悬挂起来作为警示，民间称之为“皮场庙”。

在铁腕反腐的同时，朱元璋还鼓励百姓举报，还赋予百姓直接捉拿贪官污吏的权力。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颁布《大诰》，其中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官员，赋闲的官员，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当地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可以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拦截，则枭首示众。

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约有15万贪官人头落地，朱元璋也因此成为历朝历代中杀戮贪官最多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如此，明代初期贪官污吏不仅并未绝迹，反而滋生不已，前腐后继，络绎不绝，以致朱元璋也不得不喟叹：“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俱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责有不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甚至感叹说：“朕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专制和腐败，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必然依赖专制。从根本上说，封建专制主义正是滋生腐败的根源。因此，尽管朱元璋在打击腐败惩治贪官方面采取了空前绝后的强有力措施，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也从未在根本上铲除腐败，明王朝也难逃“人亡政息”的命运，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载入史册。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曾对朱元璋的反贪如此评价：“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朱元璋大力反贪的历史已经证明：当死刑也阻止不了贪欲，贪官污吏必将越来越多。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专制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变迁，无一不是这段论述的注脚。政治腐败是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每一个专制王朝的覆灭，都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局。

由此，想起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有过一次长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自由、公正、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死刑，是对犯罪分子最大程度的威慑。当死刑也无法阻止贪腐的蔓延，若是一旦废除死刑，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