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我更爱国？美国人！”

【文/洪俊杰，来源：上观新闻】

从2000年到2005年，沙海林离开上海，干了五年多的外交官，当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及中国驻爱尔兰大使。这份经历在上海省部级干部中应该是唯一的，他也颇为自豪地跟我说：“我的人生是精彩的。”

专访沙海林是在人民大道200号他办公室内，我们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前面对面。就我不长的记者经历来说，我叫过他“沙部长”，曾是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去台北采访双城论坛的时候，叫他“沙常委”；他到人大工作后，叫他“沙主任”。而在专访中，我改叫他“沙大使”，因为据说这个头衔是终身的。

尽管通过微信提出专访要求时，沙海林一口答应，但采访前我还有过担心，外交官有太多“不能说的秘密”，况且沙海林目前还担任着公职。但在接下来两个小时交流中，沙海林很坦诚地讲了很多他亲历的事件及所思所想，当然他也有言在先：“除非涉密，其他的我都尽量跟你说。”

从上海出发，“半路出家”成为驻美外交官

上观新闻：大使好，您是外交部首次公开选拔的高级外交官，应该算黄埔一期吧？

沙海林：（笑）是第一期大使培训班。当时中央希望能从各地选拔一批年轻、优秀的干部充实外交官队伍，改变外交人员存在的经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问题。

我之前没有报名，应该是组织推荐的。那是在2000年，浦东新区正在建政（建立政府），我这个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天天忙这些事。当通知我去参加选拔时，离考试也就10天时间。时任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同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希望我去参加考试。

坦率地说，去考试的时候，我没什么负担，考得进就去，考不进去也无所谓。初试的时候，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七十个人。一个月后我去复试，一看就留了十几个人。再过一个月，中组部、外交部派人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对我进行全面考察。又过一个月，通知我去北京参加培训，也就是说我被录取了。

上观新闻：当时考试题目难吗？

沙海林：初试分两天考四科。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三个小时，题目很多，根本来不及做。下午是综合考试，主要考你的知识储备。第二天上午英语笔试，下午英语口试。口试就是给你十分钟时间看一份材料，然后让你去另一间房接受考官口试。一个月以后又进行复试，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傅莹同志就是我的考官之一。后来我才知道，我复试考的成绩不错。

上观新闻：您还记得进了培训班的同学吗？

沙海林：据我所知，我们班的同学都陆续成为大使了，还出了五个部级干部，宋涛（中联部部长）、李进军（中国驻朝鲜大使）、艾平（中联部原副部长）、谢杭生（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组长）和我。

请美国人吃工作餐，超过30美元他就要自己付钱

上观新闻：您外交官第一站是正局级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起点很高。知道组织为何安排您驻美吗？

沙海林：我们这批人分到哪里的都有，我想驻美工作应该是份量比较重的。我先是负责国会事务，后来又增加了双边事务，那时候我几乎天天都去国会山，最多时候一天要去两、三次。我当时主要联系国会的参议员与众议员，更多是与这些议员手下的三个重要人物打交道。一个是办公室主任，一个是法律顾问，一个是外事顾问。这段经历，让我比较深入了解美国国会的架构和运作。

上观新闻：能举个例子吗？

沙海林：美国国会的议员，实际上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参众两院也是各种利益集团进行相互较量的平台。因此，国会山的政客与我们平时见的美国人不一样。他出于政治考量，很多时候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比如，有一位叫霍林斯的参议员就明确对我说，虽然我个人对中国很友好，也懂得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但我绝不会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也不看看我从哪里来的，我是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参议员，那里冶金和纺织是主要产业，怎么能让中国同类产品进来？如果我支持中国，那我的选民就不支持我了。

那时，相对而言，华盛顿州与伊利诺伊州议员对中国就比较友好，那里有波音公司，波音要卖飞机给中国。

上观新闻：那个时候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华议案多吗？

沙海林：很多。那时每年美国会通过的涉华议案大约有70个到80个，里面有很多是侵犯我主权、干涉我内政、损害我利益内容包括涉台的内容。

上观新闻：那台湾当局在国会山的活动多吗？

沙海林：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要经常去国会的重要原因。我经常会在国会山附近的饭店里看见台湾人的影子。美国人对我们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台湾人请他吃饭，花再多钱他也去，而我们请他吃工作餐，一顿饭超过30美元，他一定要自己付钱，因为有顾虑要避嫌。

当然知道炭疽杆菌危险，但信要拆，人也要去

上观新闻：您负责与美国国会打交道，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太能细说”的故事吧？

沙海林：（笑）2001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国会想通过“西藏政策法”，公然干涉我国内政。国会有个规则委员会，它能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法案放到国会表决。经过我们努力工作，当然也有美国自己的考虑，最终这个法案没能排上会。

还有一次，美国参议员赫尔姆斯和众议员兰托斯联手搞了个提案，以中国人权状况为由，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而我们则对另一批参众议员坚决反对政治干涉体育、反对赫尔姆斯—兰托斯提案的做法表示支持。经过我们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努力，这个反华提案最终没能通过。

由于正值国际奥委会就北京申奥进行投票前夕，美国的正式态度会影响不少国家的投票态度。这个结果对奥委会成员最终多数投票给北京是有作用的。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许多外交官和家属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很激动。虽然没有掉眼泪，但我看到很多人的眼眶是红的。

​上观新闻：您驻美的时候，美国发生了“9·11”事件。

沙海林：那天我是通过办公室电视看到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厦的。而那架撞向五角大楼的飞机，是从我们使馆的上空飞过的。

不久后，华盛顿特区发现了炭疽菌，它像粉末一样，藏在邮件中。人接触它之后，马上会持续发高烧，最后死亡。当时华盛顿特区人心惶惶。这就碰到了问题，第一，我们每天要收到大量来信，还拆不拆？第二，我们每天要去国会山，还去不去？我们当然知道危险，但信要拆，人也要去。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我上午刚刚去拜会参议院军事情报委员会主席，下午他的办公室就被封掉了，因为那里发现了炭疽菌。

上观新闻：您想过防护措施吗？

沙海林：我当时通过上海好朋友，搞到了一种药，据说吃了可以增强抵抗力。朋友给我快递了一箱。之后，我们使馆外交官出去办事，我都分给他们各自一盒。其实这也没太大作用，也就是种自我安慰。但当时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就这样顶下来了。

跟外国人打交道，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逻辑办事

上观新闻：再说说您在美国工作的几个重大节点。比如，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

沙海林：我和曾经一起在美国使馆工作过的外交官，看到平昌冬奥会，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那段经历。

2002年初，为了做好中国代表团保障工作，我受时任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委派，率一批外交官前往犹他州开展工作。记得抵达盐湖城时正是2001年1月2日深夜，飞机降落在冰天雪地的盐湖城机场。下飞机后的第一件事是租车，没车哪儿都去不了。第二件事是找住的地方，到了酒店才感觉到肚子还饿着，那时候已晚上一点钟了，再去找饭吃。

2002年美国盐城湖冬奥会，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成为中国第一位夺得冬奥会金牌的运动员

上观新闻：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沙海林：最大的问题是反华组织要借机搞事。我们必须要向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解释这是什么组织，以便寻求他们的配合。而我自认为最成功的，就是在这件事上与美国警方找到契合点：盐湖城冬奥会是在“9·11”事件后不久举行，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安全，我们最关心的是不能让反华组织闹事，破坏中国的形象。

跟外国人打交道，有时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逻辑办事。我没跟美国人讲这是一个反华组织，因为这话美国人听不懂，更听不进。我记得我当时拿出许多反华组织破坏公共安全的案例给美国人看，然后明确地告诉警方，这批人到盐湖城来，对你们的安全保障不利。这些话美国人是听得进去的。

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下，当地警察和安全等执法部门与冬奥会组织方采取很多措施，让冬奥会顺利举办，也使反华组织的图谋没有得逞，确保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安全。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了做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笑）。

我们跟美国人斗，要斗智斗勇，不能斗气

上观新闻：另外一个节点就是南海撞机事件。

沙海林：2001年发生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我们的飞行员王伟魂归大海，为国捐躯。处理撞机事件，我们国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最后还是放侵犯我领空的美国飞行员回去。刚开始，美国舆论还比较克制，等他们的飞行员一到关岛，立刻翻脸谩骂和大肆攻击中国。

我在国内什么时候见到人家这么骂我们国家？在美国我耳闻目睹这一幕幕，心里极其气愤，一时很受不了。那个时候我才深刻感受到，每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其实都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如果有人要问我，是谁使我更爱国，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就是美国人。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还没那么强烈，因为碰到件事情，我才特别强烈地感受到：我是中国人。

上观新闻：那你们怎样与美方人员打交道呢？

沙海林：在当时条件下，我通过与美方周旋，来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利益缺乏耐心，在内部讨论不时流露出急躁情绪。后来碰到了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他说：“我们跟美国人斗，要斗智斗勇，不能斗气。”一句话把我点醒了，光斗气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上观新闻：我想与美国斗还要有实力。

沙海林：是的，发展是硬道理。跟美国打交道，我们手上要有牌可打。说实话，过去我们能用的牌很少，而且都是小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手上的牌越来越多，而且是大牌。这靠的就是发展，这个过程我很有体会。

上观新闻：在您眼中，杨洁篪大使是个怎么样的人？

沙海林：杨大使是一位富有强烈家国情怀和献身精神的人。他的那种高度的国家意识、责任意识以及一丝不苟、低调务实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及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他很爱学习。他出差时，随身带个小本本，看到什么重要的词语，就把它记下来。

他英语功底深厚。有一次陪他去美国新闻俱乐发表演讲，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说，中国大使用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征服了所有听众。还有一次他去亚特兰大发表演讲，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直到他走下主席台，回到自己座位上，掌声还不断。连负责安保的美国警察都在热烈鼓掌。

不管你干什么，爱国是条底线

上观新闻：2002年8月，您担任中国驻爱尔兰大使，知道组织为何这么安排吗？

沙海林：可能觉得我在美国干得不错吧，这是对我的信任。大使代表国家和国家元首，地位崇高，比如，外国领导人向大使敬酒时，第一杯总是说，为你们国家和国家主席干杯，然后再为你干杯。

爱尔兰对中国比较友好，我没有在美国工作那么累，但大使是使馆的馆长，身上的责任就更大了。

上观新闻：那么我们两国应该有不少共同语言。

沙海林：有一次我请爱尔兰总统到我的官邸作客。她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中国总是要求日本人道歉？我说因为日本政府从来没有为侵略中国的罪行向中国人民做过正式的道歉。然后，我就讲了很多日本侵略的史实。说到南京大屠杀时，我看总统眼泪都要掉下来，然后她若有所悟地对我说：我明白了，就像我们邻居一样，从不道歉。

上观新闻：离开外交系统后，您重回上海工作。这段外交官经历给您哪些收获？

沙海林：最大的收获是考虑问题会站在大局看、站在国家利益上看。这在之后，我在区里、市商务委工作，任职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都是需要的。

我一直认为，不能够以一个人的官位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因为这个东西有工作的需要，说白了也有一点偶然性。现在回过头看，我的人生还是比较精彩的，我曾经为国家出过力，我为此很自豪。人生的经历是笔财富，只要你认真努力了，就可以领悟很多东西。但不管你干什么，当记者、当教师或当公务员，爱国是条底线，为人民是根本，国家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