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路径:中美各自选择的是不同的道路
最近,三中全会降下帷幕,很多小伙伴留言希望我解读一下三中,其实,网上的解读已经很多了,大多是就事论事。
不过,猫哥觉得格局应该更高一点,如果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层面,站在系统可持续发展层面的高度,可能会让我们对三中全会,会有更为深刻认识。
从哪说起呢?就从最近最火的China Travel说起吧。
2023年11月17日开始,中国陆续向54国公民开放72/144小时过境免签,同时,陆续对一些国家开放了单方面免签。
本来,这可能也就是个刺激旅游业的政策,但慢慢地,竟然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中国,结果赫然发现:
wc!这和西方媒体中的中国不一样啊!
毕竟,预期有多低,惊喜就有多大。
景点一逛,高铁一坐,城市一看,无数外国人瞬间就成了中国的迷弟迷妹,以往那些负面印象一扫而光。
于是,各路外国博主纷纷晒出他们的中国旅行Vlog,把中国的美景、美食以及中国人的热情和包容展现到了全世界。
不仅让China Travel瞬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彻底打破了西方媒体用有色眼镜滤镜所构筑的“信息茧房”。
万万没想到,中国辛辛苦苦、花了好多钱也没起到的外宣效果,被144小时免签给实现了。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外最为成功的舆论战与认知战。
但是,如果把对外免签,仅仅理解为舆论战与认知战,那显然格局就有点低了,我们要站在系统的层面去看到大国路径的问题。
1 超稳态帝国
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
中华上下五千年,如果从社会状态来分的话,可以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阶段。
其中,封建社会的时段是最长的,从秦到清的封建社会时期,总共有2315年,占据华夏文明生命的五分之二。
不过,在这2315年中,却有一系列十分奇怪的现象。
比如,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会几百年周期性出现农民起义彻底颠覆王朝?
你看,每隔两三百年,华夏大地都会出现一次王朝的更迭,即便是以长寿著称的汉朝,也是由东汉西汉构成的。
国外呢?却完全不同。
比如英国从12世纪金雀花王朝开始,就算经过一系列王朝更迭,但国王均出自一脉;
法国也差不多,法国从公元987年始的卡佩王朝到1792年的波旁王朝,历经805年,虽然王朝不同,君王之间也都是嫡亲。
这和中国一个家族取代另一个毫无血脉关系的家族的情况完全不同。
比如,为什么农民起义后,王朝更迭,但是始终都是封建社会,社会制度一直保持稳定的状态,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
唯一的区别,就是原来起义的人变成了新的地主阶级(皇帝和官僚),被取代的皇亲国戚,变成了新的农民。
角色换了,但社会制度没换。
比如,为什么几千年中国技术发展迟缓,甚至出现倒退?
纵观中国古代,现代科学理论基本上没有产生。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属于技术而非科学理论,它们是积累和改进出来的,而不是对自然界规律的深入探索和理解后发明出来的。
所以无论是生物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理论,还是其他科学理论,都没有在中国古代获得快速的发展。
虽然很多古籍上偶尔也有一些发展记载,但是都没有能持续下去,或者没有进一步发展。
你看,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耕作工具,曲辕犁,早在唐朝就发明了,但一直到明清时期,仍在使用。
还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高效的配套的收麦工具麦钐麦绰等,曾经兴盛一时,但到了明清,反而罕见了。
有的地方,甚至从牛耕退回了人耕!
就连明代中国农学科学著作《农政全书》,其实内部的所载农具,也大部分都是抄前朝《王桢农书》的,没什么新创造。
所以,如果单纯说农业生产水平,明清时期相比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除了金属工具变多了一点之外,其他没有本质区别。
比如,为什么中国封建主义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化是一种不可遏制的现象?
你看,贞观元年(627年),百万人口的长安,官员也不过730名。
到了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36868人。
明朝也差不多,明初洪武时,文武官员为24000余名,一百年后宪宗时,膨胀为八万余名。
同时,随着封建王朝的延续,官僚机构腐败问题往往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甚至形成了“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公开贪腐。
再比如,为什么到了封建王朝后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保守?
你看明清两朝,不但一再发布禁海令,而且对国民的海外经营支持很少,在国内的商业环境上也很少“产业升级”。
于是,中国虽然整体商业体量庞大,但近代资本主义必须的那些商业环境,比如银行、保险、商法等方面,都非常薄弱。
所以很多人都感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没发展起来。
但其实在这种封闭保守的环境中,资本主义就算有萌芽,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从控制论中找原因。
英国控制论学者艾什比曾提出了一个超稳定结构(ultra-stable system)概念,指出这种系统是通过振荡回到稳态的。
这样来看,中国的封建历史两千余年,这种社会结构并不是静态延续,而是通过周期性大动乱这种改朝换代机制,即通过振荡回到稳态。
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地延续下来,倒是很符合超稳定系统特征。
所以,1980年,中国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出版了一本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同样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马克思对欧洲小国林立的封建社会有一个比喻:
它们好像是一个袋子里的一个个土豆,互相不发生联系,就算产生联系,也是互相攻打和互相征伐。
所以整个欧洲几乎都在打来打去,基本没有个大一统的时候。
为啥?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超稳定结构的三大要素。
第一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结构。
相比西方“贵族分封”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制更为先进,中央集权更为彻底。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西方的封建管理体制,是君主、贵族、骑士(可视为诸侯下面的小贵族)、农奴组成的,一级管一级。
“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这就是西方封建制下管理关系的写照。
中国呢?不一样,上下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士”阶层。
以士为官员和西方以贵族为官员不一样。
贵族管理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封地,封地内部的事务贵族说了算,君主说了不算。
士不一样,任命你为郡太守或县令,你就是一个公务员,干得好升官赏赐,干不好就把你免职,还可以任意的调动。
这些士,有的是从世家大族推荐,有的是通过科举从平民选拔,于是,皇帝就有了大批可以管理郡县的官员。
这样一来,就能把皇帝的意志,贯彻到县一级,让中国拥有真正的中央集权,动员能力远超西方的封建制国家。
当然,这个“士”阶层被重用后,也诞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集团。
第二是地主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结构。
地主经济不同于西方封建领主经济,西方的封建领主,要对国王负责,替国王收税。
中国的地主呢?其实是一种地主乡绅自治模式。
虽然名义上是对皇帝负责,但其实是对官僚阶层负责。
地主士绅与政府合作,帮助政府执行管理农村。
在政府管理基层的事务中,地主士绅起着地方领袖的作用,官方则以部分特权,作为对他们为政府效劳的回报。
这样一来,就能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组织中层和上层官僚机构有效地衔接整合,实现了民情民意的上传以及官府意志的下达。
第三是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
欧洲国家,如果算起民族溯源,可以说乱七八糟,哪怕同属拉丁圈子里,语言和风俗也大不相同。
所以欧洲的语言和文字高达几十种,这就给统一带来了困难。
原因很简单,大家虽然长得基本一样,但语言和文字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产生统一的向心力?
中国就不一样了,虽然各地方言千奇百怪,但经过秦始皇的“书同文”之后,文字彻底统一了。
为什么历史书要把“书同文”放在秦始皇功绩的第一个?
其实,就是这第一个“书同文”,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纷繁芜杂,百家争鸣,但到了汉朝,皇帝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为啥?因为儒学被董仲舒改造得非常适合中央集权了。
比如,董仲舒改造的儒学,主要有三个观点:
首先是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把皇帝视为天子,代天牧民。
其次是忠孝。
什么三纲五常、忠臣孝子、仁义道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都是忠孝,这是儒家基本道德原则。
第三是大一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为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你看,这一套意识形态,简直是为封建帝王量身定做的,所以才会获得统治者的肯定。
独尊儒术之后,皇帝得到了忠诚和治理团队,官僚阶层得到了皇帝委托他们代为统治国家的权力,双赢。
但问题在于,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意识形态咋办?
没关系,前文提到的“书同文”就起作用了。
统一的文字,官方认可的标准学术典籍,让各地的士族阶层学的圣贤书是一样的,这就让官僚阶层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当意识形态统一了,那皇帝就不费什么劲了。
皇帝不用强调自己的权力,官僚集团就会自觉遵从这个权力。
皇帝不用强调忠孝,官僚集团就会自觉把忠孝作为自己道德准则。
皇帝不用说咱们统一全国吧,可能皇帝还没说呢,也会天天被大臣们催着统一。
为啥?
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天下的地盘都是皇帝的,皇帝必须把这些地盘交给官僚集团去治理,谁会嫌自己治理的土地多呢?
所以官僚集团最希望大一统,让官僚体制覆盖到天下的每一个郡县,天然的反对分裂,也就产生了国家大一统的内生向心力。
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生产力存在上限,这种大一统结构覆盖的范围,其实也都和现在差不多。
北到荒漠,南到大海,东到关外,西到高原,地理上的隔绝,让中国这种大一统,成为了一个几乎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
这样一来,皇权通过官僚机构到达大一统国家的每一个县,再以士绅自治为中介,最后由基层宗法家族达到每个家庭。
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实现了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高度统一,为这个封闭大一统结构提供了稳定的运行规则。
金观涛称这种一体化结构为之为"宗法一体化结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能维持整合两千多年的原因。
但问题在于,这个系统也有BUG。
在热力学中,有一个熵增定律:
它描述了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系统的熵(即系统的混乱程度)总是趋向于增加的现象。
熵增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最终会达到熵最大的状态,即系统陷入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牛的是,这个熵增定律,可以解释无数人类活动中的现象。
那么如何对抗熵增呢?
比利时俄裔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可概括为:
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
这么来讲有点枯燥,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咱们可以打个比方。
一家初创公司,所有人都朝气蓬勃,流程简单,大家目标一致,效率很高。
但是呢?随着公司不断发展,人数越来越多,为了维持秩序,流程规定越来越多。
同时,内部竞争加剧,一边内耗,一边效率变低,员工也从原来的全心进取,变得追求安逸,惰怠贪婪。
这种现象,就是这个公司的“熵值”在不断地增加。
那么如何调整呢?
那公司就必须改革,比如裁汰不合格员工,比如优化简化流程,比如扩大经营赚更多钱来加薪等等。
这些手段,就是耗散对抗了熵增。
如果不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那熵增就不会削减,最终导致系统陷入混乱。
那么封建社会的熵增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封建主义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化。
一般来说,新王朝建立时,官僚队伍比较小,比较廉洁,效率也比较高。
但问题在于,官僚机构是会腐化的。
官僚机构也是人组成的,是人就有私心。
在封建时代,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那么其政策,就要保证地主阶级的利益。
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什么?
土地,更多的土地。
在中国古代,土地是可以流动的,自耕农干得不好,只有把土地卖给别人,给别人当佃农,但如果干得好,也可以买来土地,扩大规模。
这一过程中,可以刺激民众辛勤劳作,也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积累,国家也可以收到税款。
但问题在于,土地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
土地流动是正常的,但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土地兼并,是不正常的。
在中国古代,地主们有一万种阴险手段,让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
有人说,这种阴险的兼并手段,难道没有人去告吗?
当然有人,但问题在于,官僚机构早就被地主阶级买通了!
他们在制定律法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所以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法律上,都没有破产农民的活路。
当官僚机构把手中的去权力去作为自己变现的工具的时候,官僚阶层的腐败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无论哪个朝代,到了后期,都是贪官污吏横行,官员们“非奸即迂”。
腐败,自然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但皇帝呢?又要求较强的控制能力,咋办呢?
那就要增加机构和人员。
所以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至数十倍。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官员越多,腐败的越多,效率越低,那就要继续增加官员,为了养活官员,收的税就越多。
地主阶级作为基层收税的主力,绝对不会让自己承担增加的税款,只能变本加厉盘剥农民。
结果就是农民阶级彻底活不下去,不如奋死一搏,天下大乱。
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熵增,它对稳定系统是一种遏制,代表了封闭系统熵值总是上升的自然规律。
系统陷入混乱后,一切归零重来。
农民起义后,通过社会动乱,旧的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被杀的被杀,败落的败落,社会矛盾大大减小。
新的皇帝任命新的官僚阶级,新的官僚阶级和新的地主阶级一起治理社会,新的农民阶级继续种地,社会就又回到了初始的稳定状态。
所以,农民起义,就是系统解决BUG的一种自我修复手段,通过周期性农民动乱,进行清零与重装系统。
但问题在于,清零的过程太过残酷。
动辄就是全国一半的人口死亡,不但清除了系统的癌细胞,同样也将健康的细胞清除了——包括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新技术。
这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封建王朝后期,面对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工业革命、技术爆炸、枪炮的发展、强势文明的进入),这种稳定系统想继续持续,变得越来越难了。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啥?
是像日本那样,向世界接轨,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最终实现自强。
可是中国系统维护者(儒家官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记得利益,选择的不是改造系统去适应环境,而是抱残守缺,选择更加封闭与保守来降低环境的影响,想维护系统的稳定。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死路,结局我们都知道了,带来的是系统的系统性崩溃,封建制度彻底灭亡。
2 开放系统
让我们看回现实。
目前,全球化形势逆转,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面临民意向右转的趋势。
特别是美国,随着宾夕法尼亚的一声枪响,特朗普代表的右翼代表执政,已经不可阻挡。
那么右翼的政策,也必然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趋于保守。
曾几何时,资本主义还是进步的代表,而现在呢?
资本主义同样也成为了保守的代名词。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认为:
“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
如今,“资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
这个逻辑很简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生存的关键就在于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覆盖范围。
要么增长,要么死亡。
拜过去100年技术大爆炸所赐,不断有新的技术问世,带来新的市场,创造出新的经济模式。
在这个系统中,一直都有注入的能量,所以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熵增,推迟了资本主义“玩不下去”的危机。
但是在现在,基础科学陷入瓶颈的情况下,已经很多年没有突破性技术了。
那么系统获得的能量日趋减少,熵增不可避免地增加,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
资本主义曾经用以克服危机的种种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失去效用。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熵值就大大增加,而且已经有了诸多混乱表现。
比如民主制度的崩溃。
原来为了捍卫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已经被资本家的政治献金、游说以及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之间那道“旋转门”玩得彻底崩溃。
更不要说一些“假选票”“邮寄选票”“死人选票”的游戏了。
比如平等神话的被揭穿。
原本提倡的人人平等,但现在,已经被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代际贫困的传递一点点耗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变大,矛盾不断激化。
再比如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曾经是资本主义标榜自己优越性的具体成绩,但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弊端也在不断涌现。
比如移民薅羊毛,比如福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普遍民意,比如“懒惰吃福利,丧失斗志”的副作用,以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福利负担”等等。
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福利政策还能维持,但经济一旦陷入停滞,那么福利负担就会成为压垮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府只能借债度日,至于还不还得起嘛,有下一任操心呢,关我啥事?
如果熵值这样不断增加下去,但总有一天,资本主义就会崩溃。
面对这种大变局,正确的路径是什么?
耗散理论,这一理论曾经在冷战后期的几十年被验证有效。
冷战结束后,经济走向全球化,美国、欧洲向亚洲、非洲等国家输出技术、人才和资金。
全球贸易以及中国打开国门,走改革开放之路,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这样一来,就构建了一个有效的耗散系统。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整个世界暂时摆脱了熵增的困扰,走向了巨大的繁荣。
哪怕现在世界已经因为地缘博弈的激化而走向封闭,但耗散结构,仍然可以对抗熵增。
比如大力全球化,减少关税,用资本的高效配置,来促进经济发展,以市场的扩大来延缓危机(毕竟还有很多国家没发展起来,还有市场潜力)。
比如改革移民政策,以做贡献的多少来作为享受福利的标准,这样既带来了新鲜血液,给本国劳动力以竞争压力,同时也能防止移民薅羊毛。
比如给底层更多的权利,提供更多上升渠道,减少社会矛盾,等等。
但是呢?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却为了迎合民粹,反其道而行之!
你看看特朗普竞选口号,美国优先、对全球商品加税、禁止非法移民,走的都是封闭保守的路线!
为啥这么玩呢?
其实就是想尽量减少外界环境对系统的冲击,维护系统的稳定,其实与过去我们封建王朝末期的路径是基本相同的。
但问题在于,这种模式不管怎么折腾,也无法对抗封闭系统熵值上升的自然规律,所以也无法避免我们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毛病:
周期性动乱、技术发展缓慢,官僚系统的膨胀与腐化以及越来越封闭保守。
很多人感叹,现在的美国,越来越像明朝末年了。
明朝万历年间,财政赤字率接近2.5%,远超万历六年期间的国家年均财政收入,这和美国已经超过其GDP的国债何其相似?
明朝耗费千万两白银的万历三大征,和美国耗费2万亿美元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何其相似?
明朝的军头割据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何其相似?
明朝的党争,和如今美国的党争,何其相似?
更夸张的是,明末的闭关自守政策,也和如今美国的小院高墙、高关税、去风险化等等逆全球化政策,非常相似。
世界好像开了个玩笑,原本开放的美国,却变得封闭保守,而中国却变成了开放的代表了。
有人说,中国建国后也曾封闭保守过啊!
其实吧,那要看历史背景。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面对资本主义阵营(后来还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封锁和围堵,不得不走自力更生修炼内功的路径。
但是,等机遇来临,中国马上就抓住机遇,推动改革开放,并将之作为基本国策。
何为改革开放?
先看改革。
改革就是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市场经济的力量调配资源,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真正解放生产力,使人们有用武之地,各显其能。
再看开放。
开放就犹如赶集进行交换(国际交换和国际交流),就是学习先进,就是取长补短,就是优势互补,就是洋为中用,就是借船出海,就是比学赶帮超,开放是人类开明、文明与智慧的表现。
改革、开放各有侧重,又互相融合,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
过去40多年,中国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折,建立了开放型经济体制,创造了世界发展史的奇迹。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从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从多次削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到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行业准入;
从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搭建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一系列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举措,不仅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国际社会,也让中国构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耗散结构。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8年美国GDP约为中国的15.7倍,人均GDP是中国的68倍;
到2020年,美国GDP仅为中国的1.4倍,人均GDP为中国的6倍。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谁也否定不了的巨大成绩,也是中国这个系统从外界获取的巨大能量。
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都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
一方面,中国认识到,在现代国际分工之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最高效地生产所有东西,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而存在(哪怕朝鲜也不行)。
中国不仅需要进口海量商品来维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的庞大产能,也必须依赖于庞大国际市场来消化。
另一方面,中国同样认识到,对外开放是对抗熵增最有效,也最直观的手段。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各国做生意,输入能量,不断推进降低耗散结构运营成本完成中国崛起和现代化。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现实原因,也有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
更关键的是,不仅仅单纯开放,中国还通过内部改革,对改革开放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中也会产生问题,那是前进中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开放不到位、不执行到位出现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选择的不是因噎废食,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
过去40多年,我们一直走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路上,发展不止,深化不止。
最近一次的优化与修正,就是我们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公报中,53次提到了“改革”,13次提及“开放”,这都体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面向未来,一个持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更好激活世界发展繁荣。
简单来说,中国建立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系统运行规则与模式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且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对系统进行周期性的优化与修正,这样才能适应形势发展。
也正是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系统,系统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优化调整,熵值是可以通过系统优化降低的。
所以我们才能对抗封闭系统熵值增加的自然规律,所以外界变化越是剧烈,我们系统的优势就越是明显。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这种模式会越来越有优势。
相反,美国呢?
随着俄乌战争爆发,美国再次设立围墙,形成了东西方对立阵营。
特朗普不仅要对中国商品加关税,而且要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加关税,那么这就意味着世界的开放格局再次被关闭。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加之技术创新的停滞,这意味着熵增必然达到阶段性的极限,最终进入彻底的混乱。
所以,不要看个特朗普挥拳朝天的表演照片,就觉得特朗普一定能“MAGA”。
特朗普选择保守政策的那一刻起,就决定着美国一定会迎来一个封闭和熵值激增的阶段,陷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站在系统的高度,再回头来看我们对外免签,其实就会觉得,这也不算什么。
不就是144小时免签嘛,不过是我们开放系统的基本底色,没什么大不了的。
来中国旅游只是小场面,中国每年吸收的上千亿美元的外资,才是大场面呢!
所以,站在开放系统的高度,我们才能高屋建瓴真正理解我们三中全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