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话题,聊聊护国三杰的陈年往事
所谓护国三杰,系指护国战争爆发时组建的三个军的总司令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三人。
三人是留日陆军士官同学,按留学先后,则蔡为三期,李、唐为六期;按兵科,则蔡习骑兵,李、唐习炮兵;按年龄,则蔡、李同庚,唐小一岁;按革命生涯,则蔡曾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李曾首启二次革命战端,唐革命经历略逊蔡、李,但也没差多少,是继蔡后第二任滇督。
护国战争爆发后,三人各掌一军,蔡锷领第一军北伐四川,李烈钧率第二军东征两广,唐继尧以都督兼长第三军坐镇云南,护国战争大幕由此拉开。此时,蔡、李都只有33岁,唐只有32岁。
不由得感叹,真乃少年英雄也!
三杰之说最早见于何时尚不可知,但至迟在护国战争胜利后的1916年,就有类似说法。这年年底出版的《护国军纪事》一书中,便以护国伟人之称将此三人肖像并列于篇首,而且仅此三人。后来三杰一说成为共识,几十年间流行于史苑与民间,明确而无争议。
几十年来,关于三杰若干方面在坊间有欠公允的错误说法,有必要再讨论一番。
首先,蔡锷是不是护国战争主要发动者的问题。
按说这个话题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话题了,而且早已在当时便已经说清楚了。但不幸的是,由于那个特别能振奋人们谈欲的小凤仙的影响,又由于靠绯闻成名一点也不亚于小凤仙的刘大妈主演的那部《逃之恋》的戏说。让许多观众一说到护国战争就只联想到蔡锷,久而久之就在普通观众心中形成以蔡锷为主发动并领导护国战争的感觉。
如果仅仅是以大妈大婶为主力的电视剧观众大军如此这般认识,倒也不算啥,可这几十年来,狗尿苔一般冒出来的自媒体历史大V,很多人也用这样的定位,即认定是以蔡锷为首发动了护国战争,并复制粘贴以讹传讹,就必须得较个真儿好好说说清楚了。
主观上说,蔡是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但客观上说,由于其身在北京袁之幕府,与远在西南边陲的滇军无法取得及时的有效的联系,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首要的发动者了。也就是说,蔡锷不是护国战争首要的发动者,原因就一个,身在北京的他与起义军的主力互相阻隔,根本就联系不上。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是既欣赏蔡锷的军事才干,欲极力笼络为自己的心腹,又对造反起家的南方籍的蔡锷存有戒心,时时处处给予监视,这使得身处北京的蔡锷形同高级俘虏,根本就没有办法与云南军方取得有效的联系。
发动护国起义对袁世凯来说就是造反,自然必须得秘密进行。为迷惑麻痹袁党,身为滇督的唐继尧在袁的称帝活动中,故做姿态表示劝进,表现得十分卖力,这让已离开云南三年之久的蔡锷摸不清唐的真实思想,也就不敢贸然联系,即使偶尔遣人传信,也难能推心置腹。
巧合或者说无奈的是,身在北京的蔡锷与云南的唐继尧不约而同也采取了同样的迷惑手段,在袁世凯称帝的劝进书上率先签名,做足了积极拥护的戏码,这让远在云南的唐继尧等滇军将领对蔡之动机同样也是真假难辨。
蔡在民国二年后,思想上行动上都发生过很令革命党人感到失望的倒退。他先是借口倡导军队国家化反对党争而极力反对国民党,后又自食其军人不入党的誓言加入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特别是在国民党用武力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蔡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二次革命不仅口诛笔伐,并在对南用兵上积极帮助袁军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使差不多都是国民党员的滇军将领与蔡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对立。这样的政治对立,自然就更加阻碍了双方的沟通。
在蔡离滇赴京并推唐继尧继任滇督后,唐为了消除蔡的影响树立自己的威信,已将原来全由蔡一手提拔的中高级将领尽数调换。到护国战争爆发之前,所有执掌重兵的将领已全是由唐一手栽培。这些人,虽然对蔡仍存怀念,但碍于唐的猜忌,也不敢与蔡表示亲密,何况与蔡也联系不上。
所有这一切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加起来,使得云南军民秘密酝酿的反袁护国战争在最初阶段,特别是最关键的前三次会议进行中,蔡不仅未尝与谋,也根本不知情,当然也就谈不上最主要的发动者了。
蔡锷1915年12月20日抵达昆明,五天后的25日,护国战争即爆发。稍具常识就可以知道,一场主动发起的战争的动员准备,当然不可能是这样短短数日就可以完成的。
综上,那种以蔡锷为首发动了护国起义的说法,实在值得商榷。
其次,李烈钧及第二军护国战争东战场的问题。
记得八十年代有部电影《乱世郎中》,其中有句台词,说护国战争的领导,是“蔡锷、唐继尧,他们两个平分秋色。”
这句台词很不准确,护国战争分明是三驾马车,半个多世纪从无二议,说蔡锷、唐继尧两个平分秋色,你把李烈钧摆哪了?
在这场战争中,李烈钧的表现一点也不俗。
李烈钧并非与滇军无关,其在辛亥革命前,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处提调,与后来护国战争中许多滇军中下级军官有着深远的师生关系。但李与云南重九起义的确无关。重九起义前,李已离开云南调往江西,旋即领导江西新军起义,并任江西都督。二次革命时,率军首义湖口,任讨袁军总司令,打响武装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第一枪。
护国战争爆发前,李比蔡稍早来滇。战争爆发后,李率第2军东征,首战广南,击溃附袁之龙觐光主力。再战皈朝,逼降龙军,打开进桂门户。进而长驱直入,克服百色,挺进南宁,直下广东。迫使龙济光不敢乱动,巩固了广东反袁基地。然后挥军北指,三炮定韶关,占领了进攻湘赣出发阵地。至袁取消帝制,完成护国大业。
现如今与人聊起护国战争,很多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还有第二军还有东战场还有李烈钧这么一员杰出的将领。为什么会如此?我想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是李在云南的影响不如蔡唐二人。李虽曾在云南新军任职,但辛亥癸丑两次革命都在江西,只是在护国战争打响前不久才潜入云南出任第二军总司令,并无蔡、唐二人有重九起义与前后滇督之错综因缘,故而也就没能引起云南方面像对蔡唐那么强烈的关注。
其二,是因为护国东战场非主战场。袁世凯的北洋军主力全部集中在北战场,东战场的作战对象都是些粤桂土著,这些土皇帝们虽在政治上站在帝制一边,却并不死心塌地,战斗力也不行,故而李之第二军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并无北战场那般旷日持久的艰苦战斗,不论从政治的还是军事的角度去看,都不像第一军那样有值得大书特书之处。
第三,是炒作得不够。如果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护国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把镜头对准了四川讨袁的北战场,鲜有顾及东战场的。如今的自媒体作家,其历史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影视、地摊和网络,得先有戏说,然后再添枝加叶接力下去继续戏说,戏说之上再戏说,这才能越炒越热。李烈钧第二军东战场,文艺作品少,戏说少,大众关注少,所以也就越来越冷僻了。
其实关于李烈钧及护国第二军的历史,在护国战争之后,相比第一、三军反而更加活跃。民国早期历史上著名的驻粤滇军,其前身即护国第二军。这个驻粤滇军,以及该军李烈钧、方声涛、张开儒等统兵将领,在之后的护法战争及孙中山广东政权建设中,曾数次弄上潮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惜的是,这同样不是自媒体作者与影视文化人关注的方向,故而也就难以赚得公众眼球。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三、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
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一说到护国战争,几乎都是蔡排首位,鲜有将唐列为三杰之首者。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较起真儿来,还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从蔡、唐二人对于发动战争所起的作用上看,唐比蔡更关键。当时,蔡已离开云南三年,滇军虽都是蔡之旧部,但此时云南的兵符却握在唐继尧的手中,而且在蔡离滇后,唐已重新洗牌,将统兵将领全换成了自己的人。经过三年的经营,唐在云南的统治根基已基本夯实,举足轻重。没有唐的表态,发动这样一场全由滇军做主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这么说吧,只要唐想打,即使蔡不南来,战争仍然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打响,只是缺少了蔡锷这员能战之将,在军事打击上可能未必能像后来蔡挥军北指那般顺利;但如果唐不愿意打,不管谁再怎么想打,那对战争的发动造成的影响就会相当严重。当然以彼时云南乃至整个南方民众的革命情绪来看,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但爆发的时间可能就会推迟,滇军内部可能就会出现掣肘甚至流血,战争的进程可能就会受阻,战争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许多今天无法预测的情况。所以说,以当时蔡、唐二人的地位来看,虽然说缺了谁讨袁战争都同样要爆发,但缺了唐比缺了蔡显然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从二人在护国军中的地位上看,唐也高于蔡。护国战争爆发时,唐继尧任护国军都督(当时第3军还没有成立),蔡锷、李烈钧分任第一、第二军的总司令。那么都督大呢,还是各军的总司令大呢?无疑是都督比各军的总司令大,因为护国各军都得受都督节制。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确定谁当都督坐镇谁当第一军总司令出征时,唐念蔡是自己的老长官,坚持要蔡坐镇而由他率第一军出征,但蔡则执意要唐坐镇而由自己率军出征。就为这事,二人反复谦让达三日之久,留下传诵至今的一段佳话,从此也可看出哪个大哪个小了。
如果说蔡的贡献最大,最大之处就在于第一军的战绩了。在北伐征川的主战场上,第一军仅以不足万人的兵力,竟然让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几倍于己的北洋军连连败北,这固然有民心对士气的影响,但蔡锷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在战争中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可终归一场战争并不是其中的一次或几次战役就可以全部搞定的。综合而论,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居护国军都督之位的唐继尧,断断不应排名在第一军总司令蔡锷之后。
长期以来,抑唐而扬蔡是什么原因?
战争爆发前和战争进行中,护国军曾有大量通电,无一例外全是唐继尧领衔,比如电文中“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同叩”、“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等等,比比皆是。只要读过小学的,都能看出这护国三杰以谁居首。
请看上图,那是出版于1916年的《护国军纪事》一书中扉页上的插图。其中第一张图在书的第7页,是唐继尧一人,第二张图在第8页,是蔡锷、李烈钧二人。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按说有此如山铁证,三杰排名唐、蔡、李的这个次序,应该不是个问题,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明里暗里打压唐继尧而拔高蔡锷,为啥呢?
这有着多重的原因,试分析:
第一个原因,是唐继尧在护国战争前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令人失望。1915年下半年,南方的反袁革命怒潮已经是暗流涌动,云南更甚。但在三迤军民澎湃的激情和滇军将领磨拳擦掌必与袁党决一死战的求战面前,唐继尧却表现得异常迟钝,不动声色,这让云南乃至整个南方的军民感到起急和失望。而在接待袁党派来的以皇帝的身份授予他侯爵的专使来滇时,其欢迎场面经过精心策划,却格外隆重,他本人表现得又极尽谦卑,给人一种受宠若惊奴颜婢膝的感觉,就更是遭到恨袁切齿的革命群众的不满和唾骂。
但殊不知,就在唐前台隆重接待袁的授勋专使大造声势的同时,反袁战争的秘密会议却在其组织或授意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讨袁而调动的军队,也在以剿匪的名义掩护下悄悄展开于川滇边界,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而所有这些,却是包括一般中级军官在内的全省军民并不知情的。
蔡锷却不同了。由于蔡一到云南,护国战争便立即打响,就容易造成这战争要是没有蔡就打不响,而有了蔡抵滇后的振臂一呼,讨袁战争才得以发动的误解,于是在广大民众中便极正常地会产生扬蔡而抑唐的情结。
第二个原因,是蔡出征在外,护国第一军以绝对弱势屡破强敌,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唐坐镇后方,为了前线急需,要征粮征款,要征兵征夫,就使得云南当时的赋税成几倍几十倍的增加,从事生产的青壮年大量减少。这还不算,唐还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构,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作军费。所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云南百姓的负担,引得怨声载道。这怨声,自然指向坐镇云南后方的唐继尧,而不会指向率军在前方打仗的蔡锷、李烈钧。
第三个原因,是蔡在其功勋达到顶点时以34岁英年突然病逝,犹如一颗流星,在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时疾速地殒落,给人留下了永久的美好的哀思;而唐在功勋达到巅峰时没有死,后来又走到了反面,成为国共两党都不待见的军阀,盖棺定论,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好评了。
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影响普罗大众最热烈的原因,应该是小凤仙的调味作用。青楼浪事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情,而这女子又与民国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有戏,又与护国战争这样的大题材相关,怎不让人百般玩味千般遐想,各等小说家影视编导当然不能放过,于是妙笔生花,戏说不断;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蔡将军便也沾了小凤仙的光而在银幕和荧屏上永放异彩。因为当年的八卦娱记们没有炒作出李烈钧、唐继尧如此这般的风流事儿,后来的人们便少了许多的谈兴,所以这三杰常驻地摊自媒体的便只有蔡锷这一杰了。
三杰的评说远非笔者之能力所能概全,以上所谈,不过闲聊而已。
补说几句——
护国三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被史学界所公认,多少年从无争议。但前些年,看有些载体中,对护国三杰竟有了新的说法,比如央视一部电视专题片《兵魂》,就说护国三杰分别是蔡锷、李根源、李烈钧,蔡、李尚在其中,而把唐给排除在外了;再比如网上一篇名为《护国三杰蔡戴陈》的文章,则称护国三杰乃是蔡锷、戴戡、陈国祥,把唐、李都给排除在外了。
这种种新创的说法,当然都是胡说八道,错得离谱,不值一驳。
另,几年前,笔者专程驾车去云南会泽唐继尧故居,却意外地发现,那纪念馆对唐继尧的评价,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唐给吹的,仿佛云南乃至整个大西南的救世主一般。
唉!不是这个极端就是那个极端,不极端就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