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概述：为什么奥斯曼土耳其被肢解了，而晚清却没有？（增补版）

胡日查   汗八里文艺之声   2024年07月13日 18:00 北京 

“东亚病夫”的蔑称，一度令19世纪末的国人倍感耻辱。实际上，当时的大清帝国还有个被称为“西亚病夫”的“难兄难弟”。没错，它便是一度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奥斯曼土耳其。不过话说回来，两个“病夫之国”在百年之后的情况却是大相径庭：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新中国的建立，尽管经历了多次革命，但国家并未陷入严重的分裂，因此保住了绝大部分领土；反观奥斯曼土耳其，在转型至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丧失了绝大部分的领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奥斯曼土耳其被肢解了，而同样羸弱的清朝却能摆脱这一厄运？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9世纪末西方漫画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左）与清朝形象

1奥斯曼土耳其：散装的帝国苏莱曼一世（1494—1566）的武力征服，让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不过话说回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似乎自始至终都未能将与生俱来的军事才能“升级”为治国理政的才能，不仅该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建树比较有限，统治阶层也从未做出“推行大一统”的举措。其结果就是，该国的中心和边疆地区之间处在一种很松散的联系，整个国家也长期呈现着一种散装特质。

苏莱曼一世继位时的奥斯曼土耳其版图

1）全方位的“放权”与“因俗而治”在国家的人事制度层面，苏丹尽管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但帝国的政治与行政权力从未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的常规政务，通常由以顾问和权臣组成的会议“底万”（进入十七世纪后更名为朴特）来处理；苏丹在做出重大的政治决定前之前，需要充分参考包括权臣和宗教领袖在内的上层人士的意见。按照奥斯曼土耳其的基本法，由苏丹亲自任命、持有帝国印章的“大维齐尔”拥有着代表苏丹颁布法令与随时召集群臣共商国是的权力。到了十六世纪末，奥搜门苏丹不再参与政务。因此，大维齐尔已经成为了帝国的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内景

在国家治理层面，奥斯曼土耳其一直采取着“因俗而治”的制度。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阿拉伯行省南部的广大地区，中央几乎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原有的部落和村镇，直接由苏丹任命的桑贾克贝伊负责管理。帝国在叙利亚与阿拉伯沙漠的疆界，在16—18世纪前期一直处于松散状态，中央在当地确立直接统治的努力总是不成功；外来部族的持续迁入，使得库尔德地区、约旦河东岸、也门以及北非等地长期处于无序与混乱状态。巴尔干地区的鲁米利亚尽管被划入行省，但摩尔达维亚等公国被予以保留，中央一直以“属地”的形式进行管辖；征服埃及后，中央不仅将该地单列列为独立行省，还专门制定了《埃及法典》。

托卡比皇宫外观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央会推行这样的制度？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一旦中央过度干涉地方事务，当地的商贸等活动就会陷入停滞。因此，地方政府普遍享有较高的自治权限，最高长官也可以在很多时候都能独立行事，即便违逆中央的意愿也不会承担太高的代价。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密切，尤其是当国家局势陷入动荡后，地方的“独立倾向”也会变得愈演愈烈。

卡比皇宫内的帝王殿

在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时，奥斯曼土耳其一直采用所谓的“米勒特”制度。简单地说，居于帝国境内，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非穆斯林族群，只要在保证承认苏丹权威的前提下按时缴纳人头税，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内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力且不受伊斯兰教法的制约。另外，基于巩固这些地区统治的需要，中央政府通常会选用本地的宗教领袖和地方精英充当代理人进行管理。进入17世纪以后，伴随着国势的日趋衰微，衍生的腐败蔓延以及政局不稳等不利情况相继出现，帝国境内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日趋激化，“米勒特”制度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等到了19世纪以后，伴随着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奥斯曼土耳其与现代世界的距离被进一步拉大了。

托卡比皇宫内的圣迹之室

2）为什么将钱袋子“拱手让人”？因为崇尚“武力可以解决一切”，身为帝国“主体民族”之一的土耳其人长期以来只对参军和入仕为官情有独钟，对商业、手工业、银行业等盈利性行业，既不上心也不熟悉。一方面，尽管境内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有着营商传统，但是“不重商”的帝国统治者们，既没有给予他们自由发挥的平台，也没有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更没有充分挖掘他们的商业潜力。因此，该国阿拉伯人的商业思维，长期停留于传统的集市贸易和城乡交换层面，几乎不具备涉足到以工商业、银行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当中的思辨能力。

古画中的阿拉伯商人形象

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银行、信贷等行业，基本由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非穆斯林族群所垄断。比如当时知名的银行家，主要是精通欧洲多国语言，有财力，富有商业头脑与经验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帝国境内的金饰工艺以及珠宝行业，也基本被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垄断和把持。另外，以邮政、电信、统计、铁路等重要职能部门的核心岗位，也大多被这些非穆斯林族群的知识阶层所垄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非穆斯林”上层人士已经在财政、内务、教育和公共工程等部门担任要职。

中世纪穆斯林眼中的罗马人就是西欧人眼中的希腊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着黑海、爱琴海、土耳其海峡与红海，但在占领这些港口与商业城市以后，统治者们将关税征收、市场管理等一些需要会计学、财务管理知识的部门一股脑地“外包”给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从未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自己的国库充分“开源”。一言概之，帝国的统治者们既不懂广开财源，也不懂节约开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日渐空虚等不利情况的出现，只会是时间问题。

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号召少年为奥斯曼皇室与政府服务

2为什么要肢解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尽管不像亚历山大帝国那样迅速，也不像罗马帝国那般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热衷扩张”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底色”。对于它的东西方邻居们而言，只有将之彻底肢解才能“睡上一个安稳觉”。1）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之路1299年，趁塞尔柱罗姆苏丹国分裂之际，奥斯曼一世（1258—1326）宣布独立并建立奥斯曼酋长国。经过一个世纪的扩张，这个酋长国家不仅将安纳托利亚地区据为己有，还重挫塞尔维亚王国，占据了马其顿与保加利亚的部分地区，兵锋一度直抵匈牙利。

奥斯曼一世画像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1432—1481），奥斯曼土耳其进入兴盛期。1453年，他的大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彻底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因此，学界普遍将其视为“奥斯曼土耳其的真正缔造者”。资料显示，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的三十年间，他的军队先后灭亡了波斯尼亚王国，夺取了热那亚人在黑海的殖民地，兼并了克里米亚，征服了阿尔巴尼亚与希腊的大部分地区。

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

塞里姆一世（1467—1520）即位后，奥斯曼军队又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以及叙利亚和埃及，使得国家延伸到红海以及北非境内。在苏莱曼一世统治（1520—1566）时期，他不仅亲率大军征服了基督教重镇贝尔格莱德、罗得岛与匈牙利的大片领土，还在与波斯萨非王朝的战争中将大半个中东地区收入麾下，甚至一度攻克了重镇大不里士。另外，他的军队还将西至阿尔及利亚的北非大部地区纳入进了帝国版图。

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会客厅大理石浅浮雕上的苏莱曼一世

巅峰时期的奥斯曼土耳其，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抵今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南抵苏丹与也门一带，领有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的大部分领土，不仅掌握着东西文明的陆上交通线长达6个世纪之久，也是15—19世纪伊斯兰世界当仁不让的最高盟主。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巅峰时期，奥斯曼军队也并非打遍天下无敌手。他们曾三次围攻维也纳，但不仅均未得手还丢失了匈牙利；他们曾多次与波斯萨非王朝交手，但从未将对方彻底击垮；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与西班牙人就地中海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角逐，但从未完全夺得摩洛哥与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取得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尤其在1697年被奥地利击败后，不得不在两年后与奥地利、荷兰、沙俄、波兰等国签订《卡洛维茨条约》，接受战胜国的惩罚条款。

在爆发于1697年9月的森塔战役中，奥斯曼军队损兵折将

2）为什么他们热衷于对外扩张？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如此钟情于扩大地盘？坦诚说，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对于帝国而言，对外扩张不仅可以赢得功名，更能得到巨额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无论是停止扩张，还是在对外战争中遭遇失利，都会让国家财政遇到严重危机，进而引发时局动荡。

匈牙利国王觐见苏莱曼一世

奥斯曼土耳其的财政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国家以长期将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税收视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国家财政收支与王室的财政收支的界限并不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财政预算中最大的份额一直都是军费预算。这样的财政制度，存在三种致命问题。首先，为了筹措军费与维持规模庞大的行政费用，政府只能依靠增加捐税的方式“填坑”，民众背负的经济负担日趋沉重。其次，帝国即便失去了对外扩张的能力，但防御性的战争与维护稳定所需的军事行动依然不敢停止。因此，相应的军费预算不会出现大幅削减。第三，停止对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停止输血”，会使国内经济陷入停滞甚至是崩溃的状态。

奥斯曼巨炮，铸造于1464年，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重武器

一言概之，对于不善经营或疏于经营的统治阶层而言，对外扩张是维持稳定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甚至没有之一。进入18世纪以后，欧洲国家整体处于上升期。由于统治阶层的固步自封，使得奥斯曼土耳其错过了发展机遇。等到了18世纪后半叶，已经被欧洲强国远远甩在了身后。3）热衷扩张的惨烈代价进入19世纪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奥斯曼土耳其也不能幸免。1821年3月25日，希腊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独立战争拉开序幕。9月，起义军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次年1月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宣布希腊独立，成立希腊执行委员会。

希腊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大规模运动

1827年7月，英法俄三国在伦敦签订三国协约，要求双方停火。这份措辞强硬的倡议，遭到了奥斯曼土耳其的严词拒绝。10月20日，三国舰队与埃土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湾展开了激烈较量。经过4小时的激烈海战，后者遭遇到了惨痛失利，希腊独立进入倒计时。1828年4月，第八次俄土战争爆发。沙俄军队穿过巴尔干半岛，进入马里查河谷，攻占了阿德里安堡。随后，法军也占领了伯罗奔尼撒。1829年，奥斯曼土耳其与沙俄被迫签订《亚德里亚堡和约》。根据条约，希腊获得独立地位，最终在1830年建立了希腊共和国。

“希腊独立战争”主题绘作

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近东危机”的爆发，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1859年，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合并。1862年1月，两公国合二为一取名“罗马尼亚”，不仅实现了宪法与行政管理实现了统一，还在承认奥斯曼土耳其的宗主权的前提下实行自治。1875年，塞尔维亚和黑山等地相继发生民族起义。1878年，奥斯曼土耳其与沙俄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塞尔维亚与黑山完全独立，波斯尼亚与邻近的黑塞哥维纳也在奥匈帝国的“保护”下取得事实上的独立。

巴尔干半岛全图

1878年7月，英、德、法、沙俄以及奥匈帝国联合奥斯曼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共同在柏林签署《柏林条约》。条约规定：

奥斯曼土耳其拥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的宗主权，但奥匈帝国在当地享有驻军权和行政管理权。塞尔维亚、黑山与罗马尼亚正式独立，但需要分担奥斯曼帝国的债务；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沙俄，以收回北多布鲁查作为补偿。保加利亚被一分为三，南部归奥斯曼土耳其，北部取得自治但需接受沙俄的“保护”，东鲁米利亚取得自治权但需要接受国际监督。

一言概之，《柏林条约》的签订，使得奥斯曼土耳其至少失去了约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78年7月，列强签署《柏林条约》的场景

在1911年4—8月间，阿尔巴尼亚德契奇山区爆发民族起义，但以失败告终。次年11月，阿尔巴尼亚宣告独立。一个月后，英、奥、法、德、意、俄六国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但是，科索沃地区划归给塞尔维亚，北伊庇鲁斯划归给希腊。这就意味着，阿尔巴尼亚的领土缩水了一半。1912年10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土耳其遭遇惨败。次年3月，他们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等国签订《伦敦条约》。至此，奥斯曼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几乎丧失殆尽。一年后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尽管收复了包括埃迪尔纳在内的东色雷斯地区，使之成为了在欧洲境内的仅有领土。不过话说回来，面积也由原来的16.25万平方公里缩水至2.75万平方公里，人口由600万减少到了300万。

一战前夕的巴尔干半岛

位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早在1830年就被法军实力渗透。1905年，法国基本完成了对整个阿尔及利亚的占领；至于埃及，尽管早在19世纪初就取得了实际独立的地位，但也同时引来了英国势力，最终在1882年沦为了其殖民地。进入19世纪30年代以后，围绕突尼斯的所属问题，奥斯曼土耳其与英法意三国展开了激烈角逐。1881年，法军占领了突尼斯；从1883年开始，法国正式确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关系。利比亚一直是法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争夺对象。在1911年9月至1912年10月期间，奥斯曼土耳其与意大利发生战争。1912年10月，两国签订《洛桑协定》。根据协定，奥斯曼土耳其被迫承认意大利对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利比亚北部）拥有主权。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

4）小结：从“帝国”到“普通国家”1908年宪政革命成功后，“青年土耳其党”由秘密组织变成了公开的政党，并且在1909年成功掌权。尽管他们不信任苏丹，但也认为没必要将之废黜，因此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在1909—1913年之间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方案，一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土耳其青年党的宣传画：恩维尔正在解放自由女神

但需要指出的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大多数成员都是年轻的上尉、少校或职务较低的官员，基本是没有多少阅历和经验。对于控制政府权力的相关事宜，他们力不从心，因此难以挽救国家颓势。截至1914年，奥斯曼土耳其名义上的领土只有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也门西部与欧洲的色雷斯等地，面积大约210万平方公里，只有原来疆域最大时的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二。伴随着一战的结束，昔日庞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彻底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奥斯曼土耳其的“缩水”进程

3为什么清朝能逃过一劫？进入19世纪后半叶，清朝也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片土地，甚至连首都北京都一度被外敌攻陷了。不过话说回来，基于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多重因素的考虑，西方国家还是放弃了“肢解中国”的计划。用发展的眼光看，晚清之所以能够维系绝大多数地域尤其是蒙疆藏等边疆地区的统治，不仅是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合法性与权威性得到了边疆族群上层人士的基本认同。

乾隆《内府舆图》铜版画

1）与生俱来的“大一统”执念按照学界约定俗成的说理解，符合古代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泛指清朝及其之前的历代中国王朝。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下，王朝国家基本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长期呈现着“有疆无界”和疆域“盈缩无常”的特质。众所周知，推崇儒家文明的中原王朝的世界观是“天下观”。其中，“天下”被限定在了一个天赐的、相对隔离的自然地理空间内，具有天然的内聚力。“天下”的主体是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与四方的“夷狄”，二者处在一种共存、共在、共融的体系当中。儒家学说认为，君王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出发点，不能仅仅局限于建立一个现实的皇权政治体，还要致力于构建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天下”秩序。因此，“天下”存在着所谓广义和狭义之分。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何尊与内底上所刻的铭文

广义的“天下”，是一种“理想的伦理秩序”，能够体现自然、社会和人类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价值观。简单地说，在社会整体秩序上，追求的是“天下大同”；政治形态上，追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制度上，主张“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生活形态上，讲究“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狭义的“天下”，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对“以中原为中心”的“对世界空间的差序的想象”，由内到外共分为几个层面：核心是中央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和手段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第三层是以朝鲜、越南、暹罗（泰国）、琉球等为代表的藩属国；最后一层是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不存在直接关系的“处于化外之地的蛮夷”。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界定“天下”的地理范围？对此，有学者认为，“天下”不仅囊括了二十五史中记载的中央王朝所辖疆域，也理应包括西伯利亚、朝鲜半岛及东南亚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原因很简单，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是居于这一区域内的众多族群及其所建政权共同推动而实现的。

那珂通世著《中国通史》中的“中华帝国全图”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中国的叙事体系中，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原王朝还承担着 “教化”蛮夷的使命。因此，“天下”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教化”夷狄的地域拓展空间。所谓“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大抵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华夏、什么是夷狄？在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华夷之辩”并不是一种种族划分，更像是一种文明性分野。换言之，华与夷之间虽然存在着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差异取决于“是否有文明”，即以“是否接受儒家推崇的礼教秩序”为评判基准。因此，“华夷”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可变动的，“天下”内部没有绝对的敌人。一方面，那些没有或拒绝接受华夏“教化”的夷狄，需要“辨”或“防”；另一方面，如果夷狄主动学习和吸纳儒家推崇礼乐政教，那它将会被自动接纳为“天下中国”当中的一份子。一言概之，所谓“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是历史中的常态化事件，也是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毕生追求。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尽管华夷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内外之分，但“共享天下”是一种默契的共识，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几乎都对“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存在着高度的认同与执念。

长城

2）为什么清朝能实现“大一统”？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文化与地理中心主要在以汉族为主体人口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张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但向北方有游牧地区的延展却非常吃力。即便在两汉与隋唐的巅峰时期，也从未稳定有效地统治过草原区域，更从未真正征服过这些游牧民族。

古画中的汉匈大战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连盛世汉唐都可望而不可即的帝国梦想，为什么能够在“异族”清朝这里得以实现？对此，葛剑雄教授将之归结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客观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满人虽然来自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却是一个具有一流政治智慧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长期在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夹缝之中求生存谋发展，既有过征服别人的经历，也有过被征服的历史。因此，他们深谙草原与农耕两大文明的差异与不可调和。

承德避暑山庄

因此，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了这样的现象：

清朝建立的“大一统”不再执着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是意图在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内部创造了一个二元政教制度；官方不再刻意推崇宗教、文化、政治等领域的一统天下，而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双重体制的并存。大量配有火绳枪的八旗军主力

3）“因俗而治”与“国家认同”“新清史”的学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存续三百余年，原因之一就是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带有“因俗而治”色彩的统治举措。首先，清朝对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统治政策，存在着明显差异。入关之初，清朝的统治者们秉承着“怀之以德，违之以兵”的原则，采取了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有效稳固了满与汉、蒙、藏的一体化政治关系。

乾隆御笔“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文拓片（正面）

在传统的“汉地”：清廷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统治，相关政策都主要通过省、府与县等地方机构来实施；藉由尊崇明朝诸帝，表明其继承历代帝王的“政统”；儒家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任命的官员基本由科举产生，各级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汉族，符合“以汉制汉”的基本逻辑。不过话说回来，截至19世纪上半叶，清廷一直将汉人民众限制在内地，禁止他们越过长城前往蒙古、东北等地拓殖开垦；至于与边疆民族的通婚，根本就是不可能事件。对于“故地”东北地区，清廷设置军府制，由中央派遣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署理军政。后来，官方又在汉人较多的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等机构署理民政，实行旗民分治。在蒙古地区，清廷实行盟旗制度，将蒙古地区分成24部49旗，委派蒙古王公担任“札萨克”（旗长），管理一旗事务。一旗或数旗合为一盟，盟长也由官方委派的蒙古王公担任。

满蒙联姻

在新疆地区，清廷实行军府伯克制，以将军辖下的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驻扎大臣兼管民政。伯克是等秩不同的大小封建领主，最初该制度仅存于南疆地区，后推广到天山以北，但废除其世袭特征。在西藏地区，清廷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雍正年间，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拥有与达赖喇嘛共管西藏的行政权。噶厦政府设噶伦、俗官、僧官等，由中央政府决定人选。凡涉及重大问题，如西藏与邻国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继承等事务均由驻藏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另外，清廷还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取得了最高等级活佛转世的最终确认权。除此之外，清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西藏通制》和《喇嘛律例》等适用于不同边疆地区的专门法规。

清朝治理制度示意图（图片来源：地球知识局）

众所周知，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大小事务，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协调和处理的。但与管理内地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级官员基本均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汉人被彻底排除出了边疆事务之外。对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另外，欧立德还发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蒙古人和西藏人还与清朝存在着特殊的宗教关联”：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满洲君臣们对藏传佛教给予了高度尊重；盛京、京城及承德的藏传佛教寺庙，得到了官方的大量赞助；西藏和蒙古地区的神职人员普遍拥有巨大的势力和声望，这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精神纽带是现代世俗国家难以复制的。这就意味着，大清帝国看起来和大多数其他的大帝国非常相像，即通过独特的文化模式，皇帝分别同各个边疆民族建立联系。

用于甄选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

其次，“大清皇帝”似乎与其他中原王朝的君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比如一些欧美学者认为，清朝皇帝具有“共时性”的特征。简单地说，对于汉人而言，他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对于满人而言，他是“满洲大汗”；对于蒙古人而言，他是继承了蒙古帝国衣钵的可汗；在藏传佛教徒看来，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转轮王”。比如欧立德就进一步指出：传统的中国皇帝没有狩猎的习惯，也没有将狩猎纳入到宫廷仪式之中；他们不会主动学习外语，身边没有来自异域的博学之士；大多数皇帝不会御驾亲征，不会巡游全国并主动在民众面前“露脸”；他们不会主动学习神秘的佛法，不会对藏传佛教的密宗大师予以高度尊崇，更不可能在宫中从事萨满教的活动。作为对比，“上述这些事情，17—18世纪的清朝皇帝都做过，甚至不止于此”。鉴于此，欧立德认为：使用纯粹的“汉族中心观”去研究清史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满洲皇帝的统治下，国家体制与皇帝本身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普世性，它借鉴了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各种政治传统，并将它们予以更高层次的创新、理想化和实用化。

慈宁宫的“三语”牌匾

但是，清朝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虽然它部分接受了中原的儒家文明，却由于自身的异族身份，无法将王朝的正统性与儒家实现完全的统一；双重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又使得帝国始终缺乏一个与国家统一的文明及其制度。进入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一大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深受其累。

比如钱穆就一直坚信，“满洲这种狭义的部族政权，根本就不具备征服中原的政治与文化能力”。在他看来，“满洲人之所以侥幸得手，主要是得益于汉奸之助”；对于明末统治的腐朽堕落，他认为“大部分是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是民族的衰老”。

钱穆

4尾声

由于奥斯曼土耳其过于迷信德国的先进武器与军事组织，因此在一战爆发后，主动选择与德国缔结同盟，最终迈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根据1920年8月20日与协约国集团签订的《色佛尔条约》规定：叙利亚划归法国统治，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归英国统治，亚美尼亚正式独立；欧洲部分的东色雷斯与亚洲本土伊兹密尔及周围地区割让给希腊，摩苏尔产油区割让给英国，安纳托利亚由接受英法两国支持的希腊军队托管。

黄色区域为《色佛尔条约》规定的土耳其疆域，只有今天土耳其的三分之一

鉴于条约内容过于苛刻，安纳托利亚境内的民族主义者们进行了激烈反抗。在凯末尔的指挥下，土耳其国民军在1922年取得了对希腊的决定性胜利。受挫的协约国集团，不得不决定在瑞士洛桑与之展开和谈。1923年7月24日，新生的土耳其政府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正式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被废除。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首任总统。同时，原本多民族的奥斯曼土耳其，缩水成了一个高度“土耳其化”的普通国家。

凯末尔

同样，受制于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不少晚清革命党人一度执迷于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族国家”，以至于国家一度陷入到了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在对外发布的《布告海内人士电》一文当中，直接摆出了一幅与“满、蒙、回、藏等边疆民族全面开战”的架势：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

武昌起义主题绘作

但历史证明，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系领导人，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领土与民族问题上铤而走险。当然，这也充分证明，无论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无力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