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暗杀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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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4月11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几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从世界几大通讯社传出：

“中共代表团前往印尼出席亚非会议乘坐的一架客机已经失踪，机上人员生死不明。”

“南中国海上空发生爆炸，一架客机失事。”

“中共代表团乘坐的客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海。”

而台湾电台发布的消息似乎指向更明确：

“周恩来座机坠毁。”

一时之间，议论纷纷：

什么飞机？谁在飞机上？是不是人为事故？为什么？

而大陆都最关心一个问题：

周恩来总理在不在飞机上？

2

这件事，还是要从三个月前印尼总统阿米佐给周恩来写的一封信说起。

1955年的1月15日，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代表五个发起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邀请中国参加4月份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中国政府经过商讨后回复：我们将派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参加。

中国之所以要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是因为这次会议确实意义重大：

在二战后，连同二战前获得独立的国家，已经达到了近30个，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地区。这些国家对保障独立、经济发展和和平共处有迫切的需求，所以有联合起来的愿望——而建国才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邀，说明已经获得了这个阵营的认可。

1953年12月，周恩来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缅甸和很多亚非国家的支持。

在这次参会的29个国家中，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只有6个，其余23个都是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按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在刚刚和美国牵头的“联合国军”打完朝鲜战争的背景下，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展示自己并获得朋友的机会。

所以，中国政府在确认将派团前往之后，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但在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外，中国代表团碰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怎么去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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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当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之间并没有开通国际航班，没有现成的航线。

其次，就算有国际航线，但北京到雅加达的距离超过5000公里——刚刚组建的中国民航，连一架可以飞远程的客机都没有。

于是，代表团提出了陆路、海路和空路三种方案。

海路时间最长，从香港到雅加达要耗时一周，且不可确定因素太多，所以首先被淘汰。

陆路方案同样也耗时漫长，且周恩来在3月份刚刚动完阑尾炎手术，不适合长时间旅途颠簸，也被放弃。

最终，走空路的方案被采纳——

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4月11日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中国的相关人员对包租的客机精挑细选，最终以55200港币的价格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星座式”749A客机。这架客机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装备4台发动机，不仅性能优越，而且外形漂亮，机身仿照鱼的形状设计成一个圆锥体。

所以这架飞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克什米尔公主号”。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749A型客机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代表团出行的时间、方式，一开始被严格保密。事实上，直到4月6日，中国才对外发布消息，称将由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万隆会议”。

但这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早在3月的时候，中国有关方面就得到了情报：

有人要阻挠中国代表团这次的出行。

4

谁会阻挠？

中国派团参加“万隆会议”，肯定牵动不少人的神经，首先是美国。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当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参加的——以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很容易成为亚非阵营中的领袖国。

但最急的不是美国，而是在台湾的蒋介石。

蒋介石其实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虽然大多数国家依旧和台湾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但随着中共在大陆政权的日益稳固，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转而和对岸建交——这是连美国也挡不住的（美国自己后来也建交了）。

他在1955年3月的《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之说明》演说中明确称，1955年4至6月是台湾“外交最危险的时期”。

之所以“最危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即将参加“万隆会议”。

所以，必须要做些什么。

蒋介石的心思，被他的一个下属揣摩了出来。他就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接替戴笠之位的毛人凤

毛人凤通过情报部门已经得知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班机由香港飞往雅加达，于是他很快就拟定了一个叫“绝密一号”的计划：

在香港的启德机场，找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置炸弹，等飞机上天之后引爆炸弹，最终炸死周恩来和代表团随行人员。

具体操作这件事的，是毛人凤的两个手下，一个叫赵斌承，一个叫陈鸿举。这两个人经过物色之后，选中了香港启德机场一个叫周驹的清洁工，让他在清洁保养“克什米尔公主号”号时，伺机将炸弹放入。

赵斌承和陈鸿举开出的价码，是50万港币（一说60万）。

周驹答应了。

5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印度孟买飞抵香港。

这是中国方面的意见：飞机抵达启德机场后，再转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

周驹和往常一样，拿着清洁工具，和同事们一起走上了停机坪。但他很快发现，机场的安保力量明显比以往增强了很多，“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周围，直接有警察人员站岗。

周驹所不知道的是，正如台湾方面知道了中国代表团的行程一样，4月7日，一份来自台湾方面的情报也摆到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办公桌上：

有人要趁“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启德机场加油之际，在油箱安置炸弹，准备制造暗杀。

双方都有“无间道”。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谷正文原来是中共党员，曾任林彪115师侦查大队大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深受戴笠赏识。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让人约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希望他们转告香港当局有关国民党有意暗杀的情况，并通报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社长，让他们找到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经理，再一次通报情况。

应该说，各方面在得到情报后，还是相当重视的。

英国方面立刻就转告了香港政府，香港政府随即派出了大批警察，对着陆后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进行严密防卫，任何陌生人不准靠近。而印度航空公司的经理亲自在飞机旁监督，目送行李和客人登机后才离开。

但是，他们还是忽略了清洁工周驹。

一方面，是因为周驹作为机场地勤的身份，确实不容易让人怀疑。另一方面，周驹得到的炸弹，是台湾方面给他的新式高科技炸弹。这种炸弹由美国中情局研制，像牙膏一样，由牙膏皮包裹封装后，看上去与真实的牙膏一模一样。

按照当时机场规定，工作人员是可以带简易洗漱用品的，而且牙膏在清洁某些材质方面确实有奇效，所以周驹最终还是带着炸弹通过了安检。

只是，由于防范太严，周驹没有机会把炸弹放进油箱，只能放进了飞机右翼轮舱的一个空隙处。

中午12点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正常起飞，飞往雅加达。

所有负责安保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克什米尔公主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几个小时之后，当“克什米尔公主号”正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的5500米上空飞行时，飞机右翼处忽然发出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火球立刻开始吞噬机舱。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机长贾塔尔是一个拥有12000小时飞行时间以上的老资格机长，他想尽一切办法拉升机头，但发现无济于事。

贾塔尔向雅加达机场塔台发出了求救信号。

塔台方面立刻询问：

“周恩来是否在飞机上？”“周恩来是否在飞机上？”

贾塔尔回答：

“不在。”

随后，信号中断。

6

周恩来为什么没在飞机上？

因为就在4月初，周恩来忽然又接到了一个邀请。

邀请来自缅甸的总理吴努。他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希望他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至16日先访问仰光，再参加“万隆会议”。他希望在仰光先与周恩来一起，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就“万隆会议”的一些问题先碰个头，通个气。

考虑到缅甸的这次访问也非常重要，所以周恩来临时决定，让中国代表团先到昆明集中，先去缅甸，然后再去印尼。

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

但是，有8位工作人员需要先期抵达万隆做相关准备工作，所以中方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依旧需要包租“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

那8位工作人员分别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驾驶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此外，还有3名外国人需要搭乘这班飞机前往万隆，他们分别是：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

很不幸，这11人连同8名机组人员，最终在4月11日踏上了死亡之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3位新华社记者遗像，他们分别是李平、黄作梅、沈建图（由左至右）

那天下午6点30分，炸弹爆炸之后，机长贾塔尔确实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但飞机上的火势实在太凶猛，最终贾塔尔决定在海面迫降。由于飞机发动机和相关组件都已失灵，“克什米尔公主号”像一团火球一般冲向海面，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后，机身断为三截，沉入大海。

领航员帕塔克、检修师卡尼克和副驾驶迪克西特在爆炸中被甩出飞机，成为三名幸存者，其余11名乘客包括5名机组人员最终全部遇难。与其他遇难者尸体时漂浮在海面上不同，机长贾塔尔尸体被发现时，依旧绑着安全带坐在驾驶座上——他在最后一刻仍试图控制飞机。

遇难者尸体被搜救队打捞后运往新加坡，中国政府随即派人认领。由于天气炎热再加上海水浸泡，遇难者的遗体已经难以辨认，最终在当地统一火化，骨灰带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而那一刻的周恩来虽然没有在飞机上，却在昆明承受巨大的煎熬。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残骸

7

4月11日的那天早晨，周恩来拒绝了云南省领导提出的“去看看石林”的提议。

在一旁的陈毅知道周恩来的心思，他告诉云南省领导：有情报说会有敌对势力对“克什米尔公主号”搞破坏，总理已经让人严加防范，现在飞机不安全起飞，总理不会有心思做其他事的。

在那天上午，周恩来时不时就抬腕看表，直到下午1点，外交部来电：“克什米尔公主号”已安全起飞。

周恩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没想到炸弹其实是定时炸弹。

当“克什米尔公主号”与塔台失联的消息传来之后，周恩来的脸色立刻阴郁起来。根据时任总理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姚力的回忆，在吃完晚饭后，一份中国情报部门破译的密电被送到周恩来的手上，这份密电是台湾方面在香港的情报站发给台湾“国家安全局”所属保密局的：

“周恩来已不过港，但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乃令检理飞机人员按原计划进行，唯因时间仓促，未及将定时炸弹置入油箱，乃置于油箱底，预计下午４时可望爆炸。”

电报来晚一步。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立刻找到凶手。香港警方当时给出了历史最高的10万悬赏额，但周驹还是安全逃离前往台湾，最终在台湾终老。

4月12日凌晨，所有相关人员都聚集到了周恩来的会客室，在悲痛之余，必须解决一个放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周恩来还去不去参加“万隆会议”？

当时在场的乔冠华等人，都主张周恩来不能再去了。

周恩来当场表示不同意。大家只能散去。

​4月12日清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来电话，请周恩来亲自接听，传达了毛泽东的建议：

建议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改由陈毅同志担任。

由于新华社将在4月13日正式发布消息，宣布由毛泽东任命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名单，所以刘少奇同志希望征询周恩来本人意见——而且要立即表态。

周恩来当即回答：

“临阵不换将嘛，首席代表一职不要变动。”

在那天夜里，周恩来给自己的妻子邓颖超回了一封信。

4月10日，邓颖超在周恩来离开北京3天后，给自己的丈夫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是“亲爱的人”，这是邓颖超很少对周恩来使用的称谓。

信的开头，是“刚别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在信中，邓颖超再三提醒周恩来这次一定要小心谨慎，“我衷心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邓颖超写这封信时，“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没发生。

周恩来想了一下，给自己的妻子写下了回信：

“超：

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

一九五五·四·十二”

4月18日，“万隆会议”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如约参会。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

【馒头说】

小时候，可能和其他一些小孩不同，对“国民党特务”这几个字，倒是没什么感觉的。

那时候无论是看小说还是电视，总觉得肯定是有些情节太夸张了，尤其是都已经建国了，哪来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直到有一次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报道以及相关新闻照片，才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在建国后，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依旧是如此残酷。

国民党自兴中会、同盟会时期开始，“帮会”和“暗杀”就是他们的传统，但做谍报工作和特务工作，应该还是有点原则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比较赞成周恩来当年在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时提出的原则：只允许消灭对党有危害的叛徒和内奸，不允许暗杀对方的领导人和头面人物。事实上，共产党在进行特工活动中连炸药都基本不许使用，因为动静太大，且容易伤及无辜。

曾做过国民党中统实际负责人的徐恩曾，195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曾这样说：

“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

可见在这一点上，当年中共做得还是有原则的。而这一点，不知为何，没有给当时的国民党以借鉴。

如今时隔多年，沧海桑田，两岸的发展与变化都非当日可比。

当然，我相信，在如今的隐蔽战线上，依旧还是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我也希望，像“克什米尔公主号”这种臭名昭著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不仅如此，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海峡两岸的这种斗争失去存在的必要，就此绝迹。

只因本是同根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