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高熙睿：印制造业只要崛起，就会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

摘要

比较印度独立以来不同的学理催生出的尼赫鲁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古吉拉特模式等发展模式，尤其是曼莫汉和莫迪新老两届政府在发展理论上的不同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印度主要的社会思潮是以费边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左翼，国大党等中间派和印度人民党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右翼。在中左翼日渐式微，右翼崛起的当下，印度人民党推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成为主要社会思潮。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导了印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影响了其大战略和外交政策，突出表现是印度同美国积极合作针对中国，印日在印太框架下不断推进合作。而从印度制造业崛起的安全属性角度来看，印度制造业或许完全崛起也无法对中国形成严峻的产业经济挑战，但是只要崛起就会对中国形成安全挑战。印度制造业崛起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为一个“黑天鹅”事件，两个基本问题与三个“灰犀牛”事件。这将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战的具体形式。中国应重视和正视印度的制造业崛起，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关键词：印度制造业 国家安全 印度教民族主义 印度人民党 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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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印度提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的计划后，中印比较被赋予了浓厚的政策意涵与竞争色彩，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些许波诡云谲。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按现价美元计算为4.87万亿美元，而印度为4439.1亿美元，印度制造业增加值约为中国的9.1%。以制造业驱动、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扩大了中印经济体量的差距，但中印制造业上的差距形成并不久远，直到20世纪90年代差距才明显扩大。然而中国极快的发展速度造成了两国认知差异：中国往往站在当下的时间点，认为中印存量不可比；印度从改革滞后中国12年考虑，认为如果采取中国的增长模式，印度未来增量可期。

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是中印比较在历史、现实和现代化路径上有相似之处。历史上，中印作为古老文明都经历了殖民侵略。获得民族独立并建国后都采取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优先发展制造业和重工业。两国在经济制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会矛盾、人口体量等方面的相似性是中印比较研究的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印度人民党是世界上唯二拥有近一亿党员规模的政党。现代化路径上，中印都要推进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先于印度12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所以中国出现在印度的视野里不足为奇，印度借鉴乃至追赶中国的脚步也是应有之义。印度时任总理拉奥的讲话体现了印度迫切的心情，“经济改革席卷了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和东欧的小国，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如果印度要生存下去——它必须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印度就不能落在（别国）经济改革的后面”。

面对崛起的中印，人们自然想要比较：“印度能否取代中国？”答案在于印度推进改革的能力和增长的潜力。业界、媒体和自媒体先入为主，在产业经济视域下讨论印度制造业崛起，引发大量经济学学者参与讨论“印度能否取代中国”。

关于“印度能否取代中国”的现有研究实则集中于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印度综合国力能否超越中国？主要比较中印实力，探讨印度的国家实力未来有没有可能超越中国，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该问题具有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色彩，“实力本来就是相对的。一个国家实力的获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实力的损失，是构成了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及其重要性的基础”。市场有助于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所以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只能加剧国家实力的差距。第二，印度经济能否超越中国？一般是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或）宏观经济的比较。有时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的其他要素，最重要的应当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该问题带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即关心经济增长的绝对收益。可以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机构的预测，本文不予赘述。第三，印度制造业能否取代中国制造业？此问题指，中印两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中国是否会被印度替代。其智力渊源汲取糅合了16、17世纪重商主义者的主张、19世纪40年代以李斯特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美国战略贸易学说（新重商主义）、德国与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莱茵模式和东亚模式。虽然上述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印度不太可能取代中国，但许多研究预设了否定结论。

首先，要厘清“取代”的含义。“取代”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是“推翻他人或排除同类的事物而自己代替其位置”。“印度制造业能否取代中国制造业”的题中之义是：在中国没有完成向世界价值链上游移动和产业升级，并且不会主动放弃中低端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时，印度能否完全挤占中国的地位？转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在中国投资的产业链转移到印度，但转移不一定等于“取代或被取代”。以下情况即不属于“取代或被取代”，而属于产业升级的经济规律：中国完成了产业升级，战略上不再需要中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端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和跨国企业转向印度，使得印度承接了这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产业转移到了印度，但是并非因为印度的比较优势或者其他因素所导致，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且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一个重要推论是，印度制造业崛起对中国制造业最具威胁的产业经济挑战不在尖端芯片制造等高端产业，而在于中国仍然需要中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印度制造业崛起对中国的可能冲击。中国目前仍然需要中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本文的基本假设。

其次，要厘清“完全取代”和“部分取代”。若将由“部分取代”到“完全取代”看作一个连续统，毋宁说供应链多元化（Supply Chain Diversification）等战略就已是一种程度较轻的“部分取代”。中国产业若真的转移出去，或许不会再出现一个相当于中国体量的“世界工厂”，而是分散于印度、越南、墨西哥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也即每个国家都“部分取代”了中国。但以目前的规模上述国家显然无法对中国形成严峻的产业经济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印度不可能取代中国之后，就将目光匆匆移开，说明了一种非黑即白式的战略思维。该思维的潜在假设为：只有印度制造业能完全取代中国，才构成产业经济挑战。却忽略了另一种更现实的可能，即印度制造业崛起会带来政治、安全、经济等多方面的挑战。

一国的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忽略了印度制造业崛起作为地缘事件的政治和安全属性。当扩展到政治和安全视阈时，印度制造业崛起产生的不仅是经济挑战，还有安全挑战；产生挑战的条件阈值也不再是“完全取代”般严苛。另一方面，针对印度的安全研究关注印度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与外交政策，较少讨论制造业崛起的安全影响。而结合霸权国基于霸权体系对中国发动的战略打压，印度的制造业崛起对中国的安全挑战并非臆想。

或许印度制造业崛起的经济后果在当下看来并不严重，但其政治和安全后果是什么？国际与地缘政治的哪些因素会影响该进程？应当通过观察印度的哪些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特征、后续政策以及改革举措来研判其取代的可能？

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结合安全理论，分析印度制造业崛起的战略选择、政策制定及对中国的安全挑战。关于印度能否崛起的问题，先后有现代化理论、革命化理论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等理论视角。印度经济体量比中国小，目前及未来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所以相对变化速度比中国快。而制造业决定了国家实力，因此印度制造业崛起不仅是产业经济问题，更是安全问题。既不能低估印度崛起作为次要战略方向上主要挑战的重要性和优先级，也不能忽视印度制造业崛起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事件对世界“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的塑造和地区安全的影响。无论其战略意图是否友善，对中国客观上的安全挑战都已形成。

要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印度的内因应成为核心变量，而国内既有研究又较少或较肤浅地关注印度的内因。许多分析从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般理论出发，缺乏印度研究的知识积累，因果推断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较强，而疏于国别的“情形条件”，因此短于预测印度的发展趋势。通过梳理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本文通过考察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制造业的发展理论与战略选择，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分析印度制造业崛起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同时，以印度公共政策与改革的出台作为指标，研判印度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的安全挑战，并提出应对思路。

一、印度制造业的发展理论与战略

当下，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有政治和经济两重动因。政治动因是企业母国政府的行政命令，即“友岸外包”；经济动因是在国际竞争中印度更具比较优势。二者都服务于生产供应链安全考虑。逐利的跨国公司与追求生产供应链安全的母国政府之间的分歧会导致不同的投资决策。对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如果政治决策损害了经济利益或者二者相左时，经济理性决策和市场选择往往比行政命令更持久。目前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较为稳定 , 既归因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体现了经济与政治安全考量的逻辑差异。但即便流入中国的FDI减少，也不一定导致流入印度的FDI增加，因为仍有越南、墨西哥和孟加拉国等热门投资目的地。只是相较于这些国家，印度承接产业的空间和规模更大。但印度只有采取行之有效的发展理论与战略才能兑现规模潜力。否则，转移到印度只是“友岸外包”的政治产物，却不是市场的经济理性决策。

（一）

印度制造业的发展理论之争

美国印度裔领军学者们的辩论为管窥印度发展模式之辩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在学术界和媒体上的公开经济政策辩论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视野，成为了当下印度政治的一个特色，也反映出印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分歧。

印度当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可分为三类：社会主义及其变体，民族主义及其变体，以及自由主义及其变体（见表1）。莫迪政府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指导政治、社会、文化和语言政策，以新自由主义指导经济政策。印度左翼则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以官员不配合、学者批评和群众示威游行的方式进行反对。

图源：《南亚东南亚研究》

制造业发展理论的辩论不仅是学理之辩，更是政策之辩。学理之间尚且因意识形态莫衷一是，应用到公共政策则分歧更甚。一类辩论发生在新老两届政府班子之间，另一类是与对当下政策的反对声音的辩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阿尔温德•巴纳格利亚（Arvind Panagariya）串联起了两类辩论。首先是莫迪与辛格两届政府班子之间的辩论，也被称为“莫迪经济学v.s.曼莫汉经济学（Modinomics v.s. Manmohanomics）”。这类辩论主要是巴纳格利亚和高希格•巴苏（Kaushik Basu）之间的辩论。其内容看似是莫迪与辛格改革对于印度经济增长贡献的争论，实质是做大蛋糕和切蛋糕之争，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帕戈瓦迪和巴纳格里亚为代表，认为经济增长最重要，没有经济增长其他无从谈起；另一派在经济上以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iya Sen）及其学生巴苏为代表，主张公平分配优先。支持自由贸易的巴纳格利亚对尼赫鲁模式背后的苏联模式与费边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具体到政策上的辩论则主要围绕发展模式展开。巴纳格利亚所持的观点是“印度应该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条腿走路”，主要驳斥的观点是“印度应倚重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复制中国的制造业模式窗口期已过”。考虑到其官方背景，他作为印度政府咨政源的可能性较高。但就落实转化情况而言，则有难度。

反对声音涉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公共政策。巴纳格利亚与美国经济学家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关于印度的改革是亲商业（Pro-business）还是亲市场（Pro-market）的辩论值得关注。巴纳格利亚与阿图勒•科利（Atul Kohli）的一个分歧在于对市场改革的看法。科利基于不同的定义将印度的改革分为亲商业和亲市场两种，并以此批评印度的改革。巴纳格利亚则反驳和质疑了这两种定义和分类方法，认为亲商业和亲市场改革是一致的，都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应有之义。他们的另一个分歧在于对尼赫鲁时期的看法。巴纳格利亚等学者批评尼赫鲁和英迪拉时期的缓慢增长，推崇1991年自由化改革后的经济增速。而科利认为尽管该观点有大量拥趸，他们却未能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情形所带来的历史局限性，因此结论是错误的。

关于改革与发展政策的争辩本质是关于以下理论的分歧：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战略贸易学派、东亚模式与产业政策等一系列理论政策与发展模式辩论；比较优势理论引发的关于印度比较优势的分歧；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分歧。虽然上述学者都不反对新自由主义，但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各不相同。

（二）

印度制造业的发展战略选择

从尼赫鲁到莫迪时期，基于上述学理，新德里以一些政治价值取向和政策指导为核心，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模式。发展战略模式既有领导人的个人色彩，也由当时印度面临的发展任务所决定。

当1947年独立后，印度面临国家建构的诸多矛盾。主要矛盾是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同落后的物质水平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重工业缺乏、印巴分治带来的经济失调、通货膨胀、粮食短缺等现实问题非常紧迫。大量借鉴苏联模式的尼赫鲁模式应运而生。消除贫困、自给自足和国防是该模式的三个基本目标。尼赫鲁模式以重工业为经济引擎，以轻工业提供非农就业，通过最小限度依靠外资实现自给自足。选择重工业的首要原因是重工业才能快速完成工业化。尼赫鲁指出：“如果要发展，就必须有钢铁，并且有自己制造机械设备的能力，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其次，没有重工业，印度生产设备和交通运输都要依靠进口，就会在附加各种条件的进口和外国援助中逐渐丧失独立自主。同时，印度需要重工业发展国防。

尼赫鲁模式的形成有多重因素。一是尼赫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抱负与不结盟主张导致印度拒绝通过附加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的外国援助来发展。二是费边社会主义为学习苏联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尼赫鲁在英国留学时期接触到了费边社会主义。在殖民地经济中诞生的国大党秉持阶级和谐理念、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都与费边社会主义不主张阶级革命的调和理念相契合。三是苏联模式具有优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危机与苏联高速发展的对比使得国际学界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上推崇苏联模式。四是印度的社会现实与对殖民的痛恨。尼赫鲁本人痛恨进口，认为依赖从资本主义工业国进口物资会使得印度在政治上依附于帝国主义，所以具有较强的贸易保护与进口替代倾向。

尼赫鲁模式有诸多影响。首先，影响了后来印度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好，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印度资本的相对缺乏又制约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其次，对自主独立的坚持形成了进口替代的传统。再次，费边社会主义强调保护工人权益，在劳动法的保护下，大规模的企业辞退工人较为困难，同时工人罢工也经常发生。最后，尼赫鲁反对关键部门私有化，对关键产业和领域设立了许可证制度。尼赫鲁模式为印度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但路径依赖导致后来的印度政府不够重视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减少了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创造，限制了印度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不过尼赫鲁必须选择产业门类发展也是印度缺乏资本积累的客观原因造成的。

尼赫鲁去世后，国大党左派和秉持“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逐渐式微。在英迪拉•甘地时期的绿色革命后，农业发展的短板被逐渐补上，但经济发展难有起色。英迪拉•甘地时期仍可以看作是尼赫鲁模式的延续。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印度进入改革时期。印度经历1991年财政危机后，拉奥政府改弦更张，推进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改革。正是这一时期，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理论在国际盛行，拉奥政府启用了大量持该主张的西式精英，社会思潮也转变为民族主义抬头和左翼式微。总理拉奥任用曼莫汉•辛格为财政部长，辛格自此成为了拉奥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和执行者。在辛格看来，印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努力把印度从一个管制型约束的内向型经济转变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外向型经济。”辛格的战略判断得到了拉奥的肯定：“在当今世界，自力更生(आत्मनिर्भर,Aatmanirbhara)并不意味着我们制造所有需要的东西。它意味着赚取外汇，支持进口的能力。”拉奥改革使得印度经济加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影响，制造业崛起正是其中之一。进行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有苏联解体与大环境变化的原因。其次，印度的财政危机和长期缓慢的经济增速现 实让印度高层思考改变。除此之外，当时的国际理论主张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印度起用了大量认同该主张的西式精英。而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也导致民族主义抬头与左翼的式微。

经历改革时期后，尼赫鲁模式虽然仍有影响，但当今印度经济学家对于尼赫鲁的评价则更多倾向于负面。除了他们大多是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数十年的迭代，站在前人总结的经验与历史的基础上批判，却没有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他们迫切地想要“拨乱反正”，以至于矫枉过正，在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导致了印度左翼的不满。

“自力更生”成为印度制造业崛起最响亮的口号，但“自力更生”的思想、战略和政策可追溯到拉奥改革之前。尼赫鲁对“自力更生”的理解是自给自足、进口替代，那么莫迪对“自力更生”的理解则偏向于赚取外汇、支持进口的外向型经济。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对外资的态度：尼赫鲁从“独立自主”出发，限制外资以最大限度减小对外资的依赖；而莫迪则欢迎外资进入。

同时，还有一些地方特色的邦运行模式，如科利对西孟加拉邦、卡纳塔克邦和北方邦的比较研究。莫迪执政以后，喀雷拉模式、班加罗尔模式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莫迪的古吉拉特模式，表现为其主政古吉拉特邦时的设立工业特区、提升工业用地供给、发展电力等基础设施等政策措施。

在莫迪主政全国后，被推广到全国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又被称为“莫迪经济学”或莫迪政府经济政策。古吉拉特模式的定义莫衷一是，“莫迪经济学”也值得商榷。或许莫迪的政策还不足以被称为一种经济学，但是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和发展模式来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印度制造”、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等。

古吉拉特模式的出台是多重因素的叠加：一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印度制造”“自力更生”几乎都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这种教派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倾向于贸易保护、进口替代等政策。二是中国的成功与产业政策的潜力。古吉拉特模式无法被归类于任何一派的经济理论，因为它既有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的政策，也有费边社会主义、凯恩斯学派的政策，更像是一个杂糅的政策体，而且处于改革期，政策变动极大，不仅需要系统评估而且需要拆解分析影响该模式的社会现实与政治思潮。

印度生产关联经济计划代表了印度政府推进印度成为制造业大国、强国的愿景。尼赫鲁模式及苏联模式遗产（偏爱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充分就业、缺乏大中企业（导致的生产力低下与产业生态问题）、高层心态（“产业婆罗门心态”、单引擎、贸易保护）和法律法规（历史、劳动法、罢工）是影响和制约印度生产关联经济计划的五个主要因素。印度生产关联经济计划是否能够顺利执行，取决于改革者能否在经济层面上推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并且在政治层面上避免经济政策政治化的同时平衡各利益集团。印度战略界认为印度是承接移出中国的制造业的首选，但是印度生产关联经济计划强调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忽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布局有可能使印度无法如愿以偿。而工业化能否解决不充分就业并且带动外贸出口型经济决定了印度经济能否超越日本并且进一步成为大型经济体。大量的劳动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政策得当，可提供充分的劳动力禀赋，如果政策不得当，随着农业产出占印度GDP比重的进一步下降，大量农业人口被困于第一产业，将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例如：拉低人均GDP、抬高贫困率及基尼系数，甚至带来社会动荡。

（三）

印度制造业的改革政策

莫迪在2014年就任后理顺了决策机制、重启一大批改革项目、改善营商难度，整体上重启了印度改革。在该背景下，莫迪政府为推动制造业发展改革涉及多个重要领域（见表2）。

战略选择的辩论或有主观因素，但印度想要繁荣制造业需要进行五个方面的改革。

图源：《南亚东南亚研究》

第一，外资准入审批改革。“产业婆罗门心态”导致印度高层钟爱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要发展必须吸引大量FDI。而印度现有的FDI准入审批流程需要简化，对外资的门槛和限制也要放宽，但这又与政府内的左翼理念相左。印度政府针对高科技、资本密集型和高端产品的计划会让资本本不充裕的印度更加缺乏资本。

第二，生产关联激励计划拓展改革。生产关联激励计划覆盖的十四个产业中，只有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足以拉动滞留农业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发挥印度的比较优势，也不能解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以纺织业、鞋类服装等产业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将是重要的政策指标。中国纺织业的地位固然难以撼动，“产业婆罗门心态”则是印度不屑于从纺织业开始追赶的原因，这与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有关。前者偏好资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业，后者导向进口替代陷阱。纺织品作为相当大的市场是印度制造业崛起的潜力所在，但印度纺织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出口额的11.4%，世界纺织市场份额的4%。而处在同样区位、要素禀赋不如印度的孟加拉国都可以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纺织业，佐证了印度高层的产业偏好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欧美消费疲软会影响服装出口，但服装需求的刚性较大。更重要的是，人口在增长。1999年，中国的服装和配饰仅超过印度250亿美元。这一差距在15年内扩大到1090亿美元。2022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分别增长2%和3.2%，达到3233.4亿美元。

从经济体量上来讲，如果跨国公司和中国公司想在中国境外投资，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小型经济体由于劳动力有限，无法占据全部份额，印度是最佳的承接地，但事实上没有。所以有观点认为印度远离世界生产网络的任何一极。这看似站得住脚，但有两个误区。一是没有考虑向度。欧洲美国东亚是异质的三极，印度要替代的不是资本密集且占据高附加值的欧美，因此，印度只要比东亚一极更靠近美欧就不会有地理区位上的劣势。况且，邻国孟加拉国的出口主导了欧美市场至少证明该地理区位并不会给印度带来劣势。孟加拉国可以发展低端制造业并对欧美出口，印度也同样可以。二是静止看问题。“远离任何一极”是一种静止的观点。“能否取代中国”这个问题本来讨论的就是印度成为世界新一极、中低端制造业从中国这一极转移到印度的动态过程。不宜拿现在的状况否定未来的可能。印度撑起第四极的难度仍然由其战略选择和公共政策决定，而非地理区位。即便运输成本真的更高，只要该成本低于届时中印两国的劳动力差价，跨国公司仍有利可图，可能也会选择迁往印度。

第三，《劳动法》改革。印度劳动法赋予工人比企业家更大的议价权，罢工时有发生，导致雇主难以大规模招聘。此外，《劳动法》规定如果公司雇用超过300人就不能裁员（后来门槛下降到100人）。这也是企业家很难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原因。

第四，《土地征用法（2013年）》改革。印度私人收购土地程序繁琐，土地流转不够灵活，进一步压缩了土地供应，土地侵占侵蚀了印度的土地供应。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土地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市场均衡导致房地产价格偏高。这些因素抬高了土地价格和制造业的成本。城市的低容积率和高房价迫使许多农民工进入非正式部门，居住在贫民窟。他们不会出售农村的土地，因为需要在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季节迁移回农村，使得农村地区的制造业征地也很困难。

二、印度制造业的政策制定

印度国家政策受到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近现代以来，教派民族主义者一直是游离于传统左右翼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因此要进一步分析国民志愿服务团、财团和地方势力等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影响。他们可能没有系统的政治理论，但与各阶层有清晰的利害关系，因而可以在政治光谱上定位其主张。这些本土势力选择维护其自身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和主张，并通过罢工抗议、代理人和庇护主义、政治动员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

（一）

宏观层面：意识形态分歧与政治实体偏好

印度主要的社会思潮由费边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左翼、国民大会党（国大党）等中间派和以印度人民党（印人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组成。在中左翼日渐式微，右翼崛起的当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无疑居于主流地位。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了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对抗。

印度的主流思潮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们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取向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同时政治上受到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即一方面，推进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另一方面，施行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进口替代和产业政策。由于其多党制、代议制民主的政治体制，利益多元化，导致博弈复杂，妥协困难，直接体现是改革推进多有反复，效率低下。但这绝不意味着印度的改革无以为继。目前印度经济政策制定上的一个重要分歧仍然是左派和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右派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主要表现为反对右派私有化关键领域国有资产，例如针对铁路私有化的抗议。

国际社会对教派色彩浓厚的印人党政府持批评态度，以及对国民志愿服务团与日俱增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非常担忧，这也是对于民粹主义和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担忧。他们认为印人党的政策违反了多元世俗等代议制民主的应有之义。

（二）

中观层面：社会运动的影响

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领导的国大党在领导印度独立的民族运动中积攒了大量民意支持和政治资本，通过相对保守的政策和庇护主义建立了跨阶级联合后，尼赫鲁和国大党巩固了统治。英迪拉•甘地任内国大党分裂为两派，导致了权力真空。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和种姓政党等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填补了国大党留下的权力真空。

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头，催生了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独立意识都更强，长期的印度教徒式增长使得一部分人不再甘于之前的生产分工模式，印度的制造业和经济应与印度的大国地位相匹配。如果少数人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必然会在经济、文化、法律和整个的社会生活中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大资本家为了维护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必然地在政治上寻求自己的代理人。

印度独立后没有彻底改造买办和地主阶级代表的殖民和封建制度安排。但民族主义要求去殖民化，资本主义要求反封建。同样的道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自然催生了两大任务：去殖民化与反封建。

去殖民化可以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来完成。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源于印度长期被外族殖民的历史。因此，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核心的团家族是当下印度影响力最大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

反封建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印度土地受到地主阶层和土地法的双重制约，供给严重不足。对于印度不同路线的支持者来说，土地问题一直都是核心。激进左派认为当下印度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需要彻底的土地革命；印人党右派和新自由主义右派都认为搞民族工业需要增加土地供给。而印度地主阶级（जमींदार，柴明达尔）收拢土地和资本流转，制约了机械化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束缚了劳动力进入低端制造业，使得印度无法发挥人口上的比较优势。对从尼赫鲁到莫迪这些主张工业化的领导人来说，印度地主阶级代表着旧的土地所有制度，是禁锢流动资本、阻碍大工业化进程的落后阶级。除非有寻租空间或者政治让渡，不然地主阶级没有动力欢迎土地流转，允许政府在私有土地上建造工厂。对于右派来说，土地流转限制了工业用地的供给，因而是发展民族制造业的阻碍，因此必须反封建。但反封建必定会激起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弹。莫迪尝试强硬改革最低收购价格，触碰了地主阶级和代理人阶层的利益，因此遭到极大反弹。

（三）

微观层面：贫困选民悖论（Poor Voter Paradox）

印人党的效用偏好（Utility Preference）存在内部矛盾。政治上，莫迪需要平衡底层贫困选民与大财团的利益，而这二者本来就是相悖的。考察莫迪政府的政策需要思考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为了扶贫还是为了选票？二是靠政府还是靠市场？因此，国家层面的分析可以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视域下，以扶贫或选票和政府或市场两个基本问题为线索进行。如果印度民族独立意识比较强烈的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希望在政治上崛起，那么如何争取广泛的社会底层大众显得至关重要。这也就是吸引贫困选民的策略，也即贫困选民悖论，指的是贫困选民会投票给不符合他们经济利益的、亲富人的精英政党。

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支撑着印人党的民族资本主义路线，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存在矛盾，这在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人党间有所体现，两者的角色功能导致政策偏好不同。例如团家族和印人党在最低收购价格上的分歧，团家族认为应当优先保障农民的利益，显示出了对底层和弱势群体利益的关心。由于全球化时期印度拉大的贫富差距，去殖民化动员起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选民很可能导致右翼抬头，转向保守，进一步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这对于想要走民族资本主义的莫迪来说是一个两难局面，产生了一个选民层面的问题：如何让社会上中下层的选民也投票给右翼精英政党？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弥补选民对于未能分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的不满，从而带来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右翼政党与右翼社团却采取了左翼政党惯常使用的社会政策，例如提供社会服务。

有观点认为宗教和种姓是印度发展制造业的劣势。首先，该观点认为印度的宗教让印度人民消极出世，创造财富的进取心比儒家文化圈的中国、越南更弱。可印度亚洲富豪、初创公司、独角兽、输出到欧美的人才的数量都不逊于中国，经济体量更远超越南。即便是“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越南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并不相同。事实上创造财富与遵守印度教的四行期并行不悖。印度教经典《摩奴法典》中家居期和“法、利、欲、解脱”中的“利”和“欲”正是对于财富的追求，举一个代表案例，提出积极进取的“印度制造”的莫迪总理本身也是一位印度教徒。

其次，类似观点认为印度宗教的这种“出世精神”和“种姓制度带来的阶层固化”会阻碍经济发展。该观点与印度的社会现实不符，也没有实证研究检验假设。印度建国后在法律层面废除了“种姓制度”，该变量在印度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前后没有变化，为何印度经济却在改革后从“印度教徒式增长”一下子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如果印度教让人出世，不追求创造财富，那么为何存在商人阶层种姓吠舍？印度有三千多种亚种姓，高种姓占总人口比例不高。假设种姓制度限制了阶级流动，那为何有占印度人口比例较高的中产阶级出现？

种姓（Caste）是一种社会分工。印度社会的问题在于基于市场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社会分工方式没有在全部的社会空间中完全替代种姓分工。这种按照血统出身而非个人的天赋决定社会分工的模式仍然存在，是造成低效率（Inefficiency）的原因之一。社会分工模式的经济基础是歧视等上层建筑的副产品赖以生存的土壤。反例则是在美国的硅谷仍然有种姓歧视，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们向上流动。种姓与社会阶层并不完全对应。低种姓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 SC）、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 ST）和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 OBCs）也有不同的配额政策来改变。在今天的印度，吠舍经商比婆罗门更加富有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从种姓制度的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将印度制造业能否取代中国简化为一个经济问题，并将此经济问题归因于社会文化，在没有对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分情况讨论的情况下，不可过度外推，让“种姓制度”成为解释印度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万金油”自变量，不然“种姓制度”反而失去了解释力。

“宗教文化落后论”不符合经济学研究中的理性人假设。印度教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生活方式，与追求财富增长并行不悖。除行为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一般遵循经济理性人假设。即便引入微观层面的文化因素，也需要说明宗教对微观层面的个体影响如何影响宏观的经济增长。

三、对中国的安全挑战

印度的经济方略驱动了制造业崛起，并为国家安全服务。因此，印度制造业崛起属于安全研究的范畴，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安全因素来考察其带来的安全挑战。

（一）

印度大战略的变化

印度的大战略源于考迪利耶在《利论》中提出的六合策略（Six-fold policy）。六合策略指国家间的六种状态，即“和平（संधि）、战争（विग्रह）、中立（आसन）、接近（यान）、结盟（संश्रय）、双面策略（द्वैधी भाव）”。

新德里的战略制定者们受四种思潮的影响：尼赫鲁主义、现实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尼赫鲁主义认为中国是可以合作的对象；现实主义将中国视作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和安全上的威胁；印度教民族主义羡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也警惕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自由主义重视中印贸易和经济相互依存。随着尼赫鲁主义的式微，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了印度的主流思潮，左右着新德里的外交政策。新的“不结盟战略”基于印度古代的六合策略，注重对冲平衡。战略的内容是：“接触美国，制衡中国，深耕欧洲，安抚俄国，借力日本，拓展邻国（Engage America, manage China, cultivate Europe, reassure Russia, get Japan into play, expand neighborhood）。”中国将是印度战略的重点，而“接触”和“借力”说明美日是战略新变量。

印度有比中国更宽松的外部环境，而这种外部环境是由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构成的软实力集合所决定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催生了印度传统不结盟战略的变化。首先，印度有亲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苏联解体后，费边社会主义同样式微，新自由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尽管印度与俄罗斯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新自由主义和民主政体塑造了改革后的印度与美西欧先进工业国家的关系。印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与西方国家共享“普世价值观”。西方学界和政界都称印美是所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西方发动基于价值观外交的“制裁”和贸易战的借口较少，也没有和平演变的必要。其次，印度有宽松的国际环境。由于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冷战后印度不容易被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制裁和脱钩的原因是无钩可脱。由于美国政策重视短期效益，无暇顾及印度长期形成的挑战，因而目前放松对印度的战略打压，美国亦可能认为长期来看，去战略自主化的印度崛起可能性不大。同时，美国战略支付能力也不足以支撑其同时打压中国和印度。

因此，印度的大战略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下调整为对中国的平衡战略（Balance Against），具体的手段则是威慑（Deterrence）。比如近年来的“印度不再 是1962年的印度”等错误声音体现了印度大战略转向威慑战略。

（二）

印美合作与嫌隙

印美合作是中国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战与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战合流。印美合作是印度试图通过多样化、试图通过多样化的战略来平衡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要研判印美合作的前景，就要分析印美合作的性质。许多学者认为印美合作损害了印度的“战略自主”，但却很少对印美关系定性。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让渡“战略自主”的战略有仆从和追随（Bandwagoning）两种。印度有完全的主权，显然不属于美国的仆从国；追随国是指面对崛起国，选择追随而非平衡崛起国以避免冲突的策略。美国显然是单极霸权国而非新兴崛起国，同时印度也是崛起国，追随国的概念也不适用。因此，印美合作属于对中国的平衡。平衡战略不损害“战略自主”，而恰恰是“战略自主”的结果。

印美也并非盟友。首先，如果印美结盟，需要考察：结盟的收益与成本分别是什么；在无政府和多极化的国际大环境下结盟的结构性动机是什么；结盟的非结构性动机是什么，例如军事实力、利益冲突等；决定结盟主动权归属的是什么；如何决定盟友间收益与成本的分配。以此考察，印美合作中，印太战略是主次合流的枢纽，但是存在逻辑缺陷：美国能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配 , 美国现阶段总体实力和可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支付能力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该逻辑缺陷限制了该战略的执行效果。印度对美方的不信任既来源于该缺陷，也来源于印美之间的分派模式。在分配中，美国的战略文化往往倾向于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成本。而印度恰恰想利用美国来最大化自身收益，最小化成本。其次，印度如果和美国结盟，就需要支付违反“不结盟策略”的观众成本，导致国内不满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地位下降。这种分配模式上的分歧也体现为印度对于丧失战略自主和偏离“不结盟政策”的担心。

印美合作只会损害印度的国防等自主能力。因为印美不是盟友，没有联合防御条约约束，印度转变姿态甚至解套的成本低，尽管美国可以施加压力，但是绑架印度也并非易事；而一旦印度大量采购美制成熟和尖端武器，则国产尖端武器的研发就会受到冲击，损害国防自主。美国向印度转让技术是在扶持印度的同时让印度去国产化，这也是避免印度在军事上成为“下一个中国”的预防性措施。同时，向印度出售美式装备可以加强双方装备的适配程度，减少美印军事合作的后勤难度。向印度输出战斗机发动机生产线也有助于将印度打造成美军的后勤基地，降低美军在南亚开展军事行动的难度。

但无论印度之后是否选择与美国结盟、印美合作是否“同床异梦”，与美国合作针对中国的收益对莫迪政府仍具有吸引力，对华强硬也是印美不多的共同议程。中印在边境问题上缺乏战略互信，中国逐年增长的军事实力导致印度陷入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在印度看来中国增长的军事实力对其而言是安全威胁。印度政府一再主张“解决边境问题是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和基础”，将其作为同中国发展关系和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相较于同中国全方位合作的长期利益，无疑莫迪政府更加关注的是边境问题的短期安全利益。

此外，海外印度人群体和组织充当了印度与西方国家的润滑剂，推进了印度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海外印度人为母国带来大量侨汇、技术投资与人脉。另一方面，庞大的海外印度裔群体叠加高投票率和政治参与率使得美国等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政客都争相拉拢其选票。印人党和 RSS 的海外组织都积极地游说对象国政府并充当母国和对象国之间的交流桥梁，而美国议会也组建了“印度连线”等组织来推进两国关系。

（三）

印日关系与发展

印日合作是中国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次要挑战与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战合流。“自由印度”超越并且早于美日印澳框架，QUAD不过是印日关系中的一个新阶段。长期以来，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基于民族主义对二战秩序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核心的人物和实践就是我国印度研究较为忽视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及其影响。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看来，鲍斯是可以比肩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的民族英雄。他们以“反英独立”为主线，强调英殖民的无情统治，却忽略了日本法西斯的残酷，渴望借助日本法西斯的力量帮助印度从英国手中独立。

虽然印度最后这段历史随着鲍斯殒身台北而很快为主流历史所忽略，但对当今印度政治仍有极大的影响。譬如，历任印度总理到访日本都参拜过鲍斯。RSS也表达了对于鲍斯的肯定。鲍斯作为前国大党领导人，却受到了超越党派的纪念。这反映了无论是发端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国大党，还是走民族资本主义路线的印人党，都将民族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因此，在他们眼中，民族矛盾是印度与英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印度是对二战后秩序的建立与反法西斯的影响有限的国家。整个二战期间印度都是英属印度，这就赋予了印度独立后建立与日本关系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而鲍斯又成为导向印日合作的民族主义符号。无法理解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二战中贡献的紧密关联性的印度，自然认为其有资格要求入常。

民族矛盾能够衍生出对殖民的仇恨。但由于印度二战期间没有遭受日本法西斯的大规模侵略，因此印日之间尚无尖锐的民族矛盾，印度无论在主观意愿还是共同经历上都难以理解日本法西斯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印度在发展同日本关系时也不会顾及中国的民族感情。印度积极发展同日本关系以平衡中国，在中国看来只会降低中国人民对于印度的好感，将印度同日本画上等号。而两个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权进一步开展价值观外交，即所谓“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与“亚洲历史最悠久民主国家”之间的交往，甚至印度还可能会进一步支持日本政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错误政策和言论。

同时，印日合作由于可以互补短板，还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例如，印日针对日本较弱的网络安全能力开展合作，帮助日本提升网络安全防御和进攻能力，或者共享网络情报。日本可能会保持甚至扩大在印投资，尤其是技术性资本。印日可能还会就印度高铁等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合作。

（四）

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在21世纪中叶需要面对和研究的很可能是一个作为有核国家、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三、常规军事规模世界第四且旨在主导印度洋并辐射亚太的印度。中国对印的战略衡量、政策制定与学理讨论不应也不能以此问题的非黑即白之答案为转移。倘若仅因为一时的“能”而过度倾斜投入本属于其他战略方向的资源，或因“不能”而减少关注和投入，都不恰当。诚然，印度制造业或许完全崛起为“世界工厂”才能对中国形成产业经济上的严峻挑战，而且印度只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条腿走路”，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才有可能取代中国。但是印度制造业只要崛起，无论其战略意图是友华、反华或左右逢源，客观的安全挑战都会形成。这仍将成为中国本世纪上半叶面临的重大长期战略挑战之一，若仅将其看作经济事件而忽略其政治与安全属性，将成为误判。

因此应该重视和正视印度的制造业崛起，做好长期准备，经营和应对次要战略方向。需根据印度改革推进的实际情况与国际局势的变化，整合和建构对印度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国家能力和政府能力的综合分析框架，并由此推演一定时间段内的地缘战略形式。

针对这种形式的政策评估和推演多采取“最坏情况法”（Worst Case Scenario），以免低估挑战。若在对中国最不利的情况下印度的制造业也无法取代中国，则可以排除其他情况下取代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印度作为中国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战略对手，或将与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战略对手和次要战略对手合流，继而成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最大的战略挑战，因此应考虑次要战略方向呼应与跟随主要战略方向同时对中国发起挑战的情形。如果将东亚与南亚地区安全状况对比，假如美日台激化台湾海峡矛盾，则南亚地区安全状况更高，国际资本往往会考虑去南亚投资或者回美国避险。因此中国有必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和“世界35%人口的独立现代化道路”的高度上去思考和应对印度的制造业崛起，欢迎和鼓励印度采取非零和博弈策略，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其他博弈情形。

美西方和印度对华强硬派在进行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时内嵌了零和博弈逻辑陷阱。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印度能否取代中国”的零和博弈思维，就会自然陷入与印度对抗的逻辑和“印度必然是中国的战略对手”的认知，从而错误地左右战略布局。而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理想情况下最好的博弈均衡是合作共赢，让世界35%的人口都享受到现代化的发展红利，而非对抗。需要警惕这种分化发展中国家并制造对立的倾向，这与美国希望近期将中国定性为发达国家并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剔除的愿望是一致的，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印度作为一个制造业崛起中的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挑战可以总结为：一个“黑天鹅”事件，两个基本问题与三个“灰犀牛”事件。

“黑天鹅”事件为让中国陷入两线困局。印度制造业崛起需要大量的资本尤其是技术性资本流入，而地区安全与稳定度与资本流入呈正相关。中国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机制，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增强了资本承接能力，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资本集中地，也是产业配套最好的地区。俄乌战争导致大量欧洲资本流入中国，因此让中国成为潜在的战争热点地区，也即霸权国希望在中国周边制造不稳定因素，甚至是局部战争，让流入中国的欧洲技术性资本和本土资本出逃。印度的发展需要大量技术性资本流入，那么扰乱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稳定自然也可以获利。而最好契机就是参与危机，以期打击中国的市场信心，促使投资中国的资本出逃，去印度避险。这种以金融资本获利需求为动因的安全隐患是不以一国和平的外交姿态和携手共建的良好愿景为转移的。

两个基本问题为：传统安全上，印度制造业崛起在边界问题上为印度带来更多底气，服务于其国防工业、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等产业；经济安全上，在制造业取代问题，尤其是芯片问题上与台湾合作，给大陆制造些许焦虑和影响，让大陆产生“地位焦虑”，进而打乱大陆的发展节奏。这更契合了美国丰富产业链和与中国脱钩的战略意图，从而增加了其在美国布局中的战略价值。

进而带来三个“灰犀牛”事件：主次合流带来的印美合作、印日安全合作（导致修正二战叙事与调整战后秩序）、印度以所谓“民主—威权”叙事介入台湾、南海和新疆等中国内政。这三个“灰犀牛”事件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斗争和国际事务中印度对我国的主要安全挑战。

虽然主动权在新德里，尽最大努力防止印度完全倒向美国仍然符合中国利益，仅靠印美的嫌隙绝不足以说服印度放弃与美国一同针对中国的共同利益。中国还需要扩大与印度的共同利益，如强调发展、巩固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加深和强化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印政策仍应充分考虑印度政策固有的利弊属性，并且予以利用。例如，崛起的制造业给印美合作带来军工技术转让落地生根，短期内会助力印度发展更强的军工制造业，长期来看损伤印度军工国产化的能力，且发展路径受制于人。印度制造业崛起同时需要廉价能源供应，即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由于美国能源价格高昂，印度仍然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因此，中俄印关系短期内仍然是稳定中印关系的抓手。

四、结语

印度针对制造业发展理论有新老两届政府和当下政策两类辩论。不同的学理催生了尼赫鲁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古吉拉特模式等发展模式。背后则是费边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三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头，催生了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独立意识都更强。穷则思变，长期的印度教徒式增长使得一部分人不再甘于之前的生产分工模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印度的制造业和经济与印度的大国地位相匹配。印人党顺应该意识形态，选择了民族资本主义路线，并面临两大任务：去殖民化与反封建。印人党利用民粹政治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来完成去殖民化，通过行政手段完成反封建。

但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存在内部矛盾，体现在对待底层和小微企业的态度上。支持印人党的大财团希望垄断市场，社会不平等不是他们的主要考量，而支持印人党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强调关注农民、社会底层和帮助小微企业，稳住票仓。印人党通过组织优势将吸引贫困选民的任务外包给团家族，同时通过自由化政策确保印度精英的利益不受影响，因此达成了跨阶级联合。印人党动员起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选民导致印度政治右转，反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因此印人党不得不通过团家族向贫困选民提供社会服务以获得选票。

印度教民族主义也主导了新德里的大战略和外交政策。印度同美国积极合作针对中国，印度同美国积极合作针对中国，希望借力美国削弱中国，美国也可能在中印双边关系和争端上支持印度。印日由于不存在民族矛盾，所以会在印太框架下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友岸外包、价值观外交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印度制造业或许完全崛起对中国不能形成严峻的产业经济挑战，但是只要崛起就会对中国形成安全挑战。印度制造业崛起导致的一个“黑天鹅”事件，两个基本问题与三个“灰犀牛”事件将是我国未来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战的具体形式。对待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战应当一分为二，战术上，针对莫迪政府的短期挑战，做好安全应对；战略上，针对印度长期崛起，站在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南方的立场上，从“世界35%人口的独立现代化道路”高度，欢迎印度采取非零和博弈思维，扩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合作与共同利益。

作者简介：高熙睿，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南亚政策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