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 |相激相生：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进化”观念

陈建华｜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在近现代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的各类思想观念经历了“理解”与“消化”，“改装”与“重组”，乃至“创造”与“再生”。伴随中西交汇，思想的种子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直至成长为参天大树，深刻影响并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转型之路。其中，“进化”可归为这样一个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柯林武德指出：“19世纪的后期，进步的观念几乎成了一个信条。”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观念也几乎主宰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这一原本出自自然科学的理论话语，随着近现代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浪潮而成为强有力的精神符号，进而构成一种普遍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翻开20世纪的历史，几乎所有中国现代思想和理论建构中都可以看到其或隐或现的身影，正如严复笔下的“以天演为体”。“进化”在中国形成的“次生形态”，既是思想和世界观意义上的，也是整个社会革新意义上的。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进化”与革命、现代化、社会发展等激动人心的概念紧密联系，在历史语境中相互呼应、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绘制了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构成了社会持续演变的思想动力。一方面，“优胜劣败”的危机感被植入国人认知深处，认为中国“必须”且“应该”变革，保守和复归是毫无出路的；另一方面，进化主义试图定义变革的合理化尺度，“激进”抑或“渐进”的紧张，构成尖锐而持久的历史变奏。

近20年来，人们惊奇地发现，天演和进化的文明叙事未必如曾经想象的那样激动人心，构成进化乃至其整个语词家族的基座已经不再坚实，甚至连同线性进步观一起摇摇欲坠。超克进化论成为20世纪以来伏脉千里的一条隐线，远的有康有为大同叙事的创造性转化，继而有五四互助论的昙花一现，进而有21世纪当下对数字时代的深度反思，蚍蜉和大树在新的维度下有了齐物的意义。与此相关，在100年和20年的对勘中，我们要追问，“进化”作为一个源自自然科学的概念，如何演进为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观念，何以成为中国人改造旧世界的思想武器？进化主义与中国相遇后产生了哪些新的形态和景观，又是怎样促成了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今天人们需要从哪些角度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从中获取全面、多元的思想资源？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期特邀王中江、陈建华、陈赟、刘大先、吕存凯五位学者，围绕“进化”及相关话语的历史语境、内在特征、关联概念、当代解读等展开探讨。

——编者按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将20世纪中国的命运描述为一个漫长而充满颠簸的“现代化”——从西方引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程。此书秉持西方视角，却评估了中国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意义，且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所起的作用。从语言角度看，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一词如一根红线般贯穿其现代化进程，其话语实践以种种方式渗透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象征、民族危机的呐喊、群众运动的奇观、图腾与禁忌的仪式、文学与艺术的正典、日常现代性的活塞。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革命”这个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的叙事就会失去血髓和灵魂。

张灏提出，1895至1920年前后，由于新传播媒介与新知识阶层的出现，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代”，也形成新的思想论域，其中“革命”一词主要通过英语与日语的翻译而融入世界革命历史潮流，更在“进化”观念的加持下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产生巨大动力。就世界“革命”的基本意义而言，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针对18至19世纪的欧洲历史提出“双元革命”说，认为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曾经改造，并继续在改造整个世界”，这包含了两种基本的历史运动模式：一种是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包括暴力的颠覆；一种是科技力量和社会改革的渐进运动。当然，世界革命不止为中国提供了法国和英国的革命经验，也包括日本的、俄国的，大体来说，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离不开“革命进化”与“渐进进化”这两种基本运动模式。

首先须考察“革命”是如何经由跨文化跨语种翻译并结合“进化”思想而展演其现代意义，通过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邹容，形成了革命进化与渐进进化的话语谱系，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早有“革命”一词，它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源出《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而建立周朝，这段话以天意民心的名义将暴力手段的“革命”合法化，成为后世儒家评判王朝更替的“春秋大义”。历史上王朝更迭循环无已，在实际应用中“革命”呈复杂性。有时以非暴力形式取得政权也被称为“革命”或“禅让”；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则被斥为“造反”或“叛乱”。由于“革命”违背“忠臣”伦理，在儒家中间引发争议，因而其不轻言“革命”；因为对当局政治权力含有威胁，统治者也讳言“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至日本，孙中山也经由英伦而流亡日本，在他们的救亡图存的政治实践中，“革命”一词被唤醒，走出传统而开始跨语言跨文化之旅。“革命”主要通过英语、日语的翻译而发生现代意义的转换，与“进化”“民主”“自由”等观念接轨。尤其是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后，人类文明“物竞天择”的进化观念所向披靡，深入人心，成为传播“革命”观念的主要推动力。梁启超是进化论的热烈吹鼓手，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以“天演”观叙述人类自洪荒开辟时代到二十世纪之将来，最后呼号“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预言了中国的未来走向。

也正是梁启超，他在流亡日本后不久便发现日人将英语“revolution”一词译成“革命”，其意义并非仅指政权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尤其是在政治领域里：“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他在1899年12月的《汗漫录》中批评中国“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所糟蹋，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在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通过文学革命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旨在推进他的改良主义议程。与此同时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运动，影响越来越大，梁启超所鼓吹的“一切万事万物”的非暴力革命不但收效甚微，且以梁的舆论影响力而言，反而使反清的革命潮流如虎添翼。

1906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法国革命史论》一文，引发了被称为“革命与改良之争”的论战。结果是反清革命派占上风，改良派在理论上失势。康有为一方面极力排斥反清“革命”运动，把法国大革命形容成洪水猛兽、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残忍的事件，但另一方面他以含有进化色彩的“三世说”——中国必须经历从“据乱世”与“升平世”而臻至“太平世”的三个阶段而成为现代强国——作为推动变法的理论纲领。同样出于进化观念，他把法国革命及其建立的民主国家看作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成就。因此，尽管康有为反对暴力手段，却在观念上接受了近代西方“革命”的意义，因此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必定显得软弱无力。

孙中山早年在香港即从事反清活动且诉诸武力手段，但他自称“革命党”则是通过日本的媒介。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1895年他和孙中山赴日，“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另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当时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虽然这些记载难免带点传奇色彩，却真实反映了在全球文化流通的语境里中国的“革命”禁忌被打破，人人可自称“革命”，而孙中山更从“汤武革命”的传统获取精神资源，由此也可见在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的形成及其展开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般认为1903年是中国现代革命意识趋向成熟的一年。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概要》说：“邹容之《革命军》、章太炎之《驳南海先生革命书》尤一时传诵。同时内外出版物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胜屈，人心士气，于以丕变。”钱基博的说法也具概括性：“启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复作《新民丛报》，痛诋专制，导扬革命。章炳麟《訄书》、邹容《革命军》先后出书，海内风动，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机则自启超导之也。”的确，在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中，中国革命“传统的创新”得到一种经典的表述：“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中国传统的革命话语和“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接轨，意味着中国从此被纳入黑格尔、马克思所勾画的世界革命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军》提供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现代性范本。所谓“天演之公例”等语，实即重复了梁启超在这数年中有关革命和西方进化观的论述，只是它远比梁氏表达得更为直接和彻底而已。更重要的是，邹容表述了所谓“文明之革命”的具体内容：从建成独立的“中国人之中国”，到保护“人民营业之生活”，提出了以西方共和政体为底本的民族国家的蓝图，并预示了暴力革命所能带来的令人醉心的远景。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是由恐惧革命而突然转向欢呼革命。造成这一戏剧性转变的原因，除了因为清廷已失却正统地位外，更重要的是“革命”一词已突破传统而指向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意义，在宣扬暴力手段的同时亦包含着有关民主和民族内容的社会渐进变革的种种许诺。因此，“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经历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型、在世界潮流中融汇中国历史经验并重塑中国现代主体的过程，也经历了政治思想与制度移植的过程。

在这方面富于卓见的是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其对“革命”作了所谓“广义”和“狭义”的区分：“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醉心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所谓“狭义”与“广义”，即在革命进化与渐进进化之间划出了界限。此后，这两种进化模式时而分途、时而交集。

经过了清末的翻译过程，“革命”一词含有激进或渐进的意义，伴随各种社会进化的愿景。1917年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论文学革命》两篇文章为标志，“文学革命”的序幕拉开了。两人都无情抨击中国古典文学而提倡新文学，却显示了“改良”与“革命”的不同倾向。胡适在使用“革命”一词时谨慎地将其限定在渐进的意义上，提倡以“白话”替代“文言”及文学形式的改良。而陈独秀的“革命”则具有激进的政治倾向。在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主张以思想革命为先导，鼓吹唤醒民众和社会整体改造而使中国走向“科学”“民主”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中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此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在文学表现中“革命”常成为结构性的象征指符，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从政治制度、家庭伦理、科举制度、封建迷信等方面批判了中国旧文化对人性的压迫和毒害，犹如狂人在“铁屋子”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深刻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精神。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四·一二”事件，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转入地下从事反抗运动。1928年年初，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检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不足而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使文学服从无产阶级的解放目标。随即在革命作家中产生关于“无产阶级文学”“意识形态”等问题的争论，鲁迅、郭沫若和钱杏邨都参与其中，这标志着共产党人在危机情势下反思理论战线、重新整合革命力量的实践，为1930年3月成立以鲁迅为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1920年代末，蒋光慈、丁玲、胡也频和茅盾等创作了“革命加恋爱”小说，致力于反映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历史，通过浪漫爱情故事塑造新的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英雄形象。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与丁玲的《韦护》皆以主人公投身广东革命军作为结局，对“国民革命”表现出热诚憧憬。而茅盾1929年的长篇小说《虹》则改变叙事策略，重新诠释革命历史而突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小说描写了梅行素思想上受到《新青年》的影响，离开四川前往大都市上海，最后走在“五卅”群众示威队伍的前头，与租界警察作无畏的抗争，由是表明自“五四”至“五卅”知识分子逐渐觉醒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自身，在共产党领导下加入革命的洪流，并领导群众走向未来、走向解放。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带领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确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宣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革命”的定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他指出：“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这也凝聚为一种哲理表述：“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新中国的诞生，具有人类历史的划时代意义，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此后，激烈革命的方式一度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今天，“革命”一词更多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有时也在媒体中出现，体现了一个世纪之前梁启超所说的“一切万事万物”的“变革”的意义。

总之，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与“进化”观念相激相生、相辅相成，共同展演了一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现代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