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谈继任问题：继任不是交给个人，而是交给一个群体，是一个庞大的继任计划

5月24日，任正非在华为总部接受了彭博社的电视采访。前几天，彭博社公布了一段对任正非采访的视频，今天，华为心声社区也公布了任正非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的全文。

全文较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里看全文。这篇文章中主要挑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下。

记者：近期特朗普总统有讲话，从安全角度、军事角度来说，他认为华为是一家危险的公司。您对此如何回应？

任正非：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理解为危险。我们为世界30亿人提供信息通信服务，帮助非洲等艰苦地区、其他地区都能沟通信息。我们就像过去“传教士”一样在深山老林中努力传播文化，我们的精神也有宗教般的虔诚，是为人类服务的，怎么会认为我们是危险的公司呢？5G不是原子弹，5G只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传播内容跟工具没关系。就像麦克风，不能说麦克风能够传递声音就是危险的，可能谁说了什么话、说话的人才是危险的。工具怎么会是危险的呢？

所以，他讲这点缺乏依据，他自己是否有信心把他讲的这句话解剖给大家听一听？

记者：一些公司被要求不能提供给华为组件和软件，这些公司包括高通、英特尔、谷歌，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组件和软件，华为还能生存多久？

任正非：美国不是世界警察，它不能管全世界，全世界都会根据自己的商业利益和立场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和我们交往。确定和我们不交往的公司，我们就要去补这个“洞”，飞机上一边飞，一边用铁皮或纸把洞补上，飞机还可以继续飞。能飞多长时间？要飞到才能说，一个破飞机，我们怎么知道可以飞多长时间。我们希望能飞到喜马拉雅山顶上，我们的理想是到珠穆朗玛峰顶，美国也想去珠穆朗玛峰。美国从南坡爬坡，背着牛肉罐头、咖啡……；我们背着干粮，没有矿泉水，只有雪水，在北坡爬坡。

美国采用了极端的手段对待华为公司，美国为什么这么恐惧？美国这么强大，华为这样一个小公司怎么会被这么重视？我觉得很兴奋，被这么重视了，被世界夸大了作用。别人给我们做那么好的广告，我很感谢。

记者：近期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您认为对华为更加痛苦，还是对美国供应商更痛苦？

任正非：双方都痛苦。

记者：目前来看，华为在5G上是领导者，美国对华为的行动会不会给竞争对手一些优势，给诺基亚、爱立信多一些优势？

任正非：挺好的，它们多赚一点钱也是为人类服务。诺基亚、爱立信都是很好的公司，当年在欧盟反倾销制裁华为公司的时候，第一个反对的是瑞典和芬兰，可能是爱立信和诺基亚做了工作。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很友好，没有视为敌人。因此，它们多拿一点市场份额，替我们为人类服务多担一些责任，有什么不好？

记者：操作系统的问题。听说华为在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长什么样？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任正非：操作系统在技术上不难，难的是生态。苹果和谷歌的生态做得非常好，我们从来都支持苹果、谷歌、微软的生态，一直追随它们。将来如果我们自己做，包括物联网等也需要新的系统，我们是不是能做好一些简单的操作系统？现在我们还不能肯定说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会努力。就像做其他零部件、芯片、产品一样，我们会努力。

记者：主要挑战是要建立生态系统，苹果、谷歌都花了多年时间建立了生态系统，这是华为的挑战，我的理解对吗？

任正非：是的。

记者：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过，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华为可能会成为一个因素，您认为有可能吗，有多大可能？

任正非：美国已经起诉了我们，我们也起诉了美国政府，既然进入了法律程序，有什么好谈的？还是通过法庭来解决。另外，我们和中美贸易谈判也没有关系，美国基本没买过我们的产品，即使以后要买，我们还未必会卖。我认为，还是要关注法庭判决，相信美国司法系统是公开透明的。

记者：但是他是总统，说华为可能会成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所以我还是要提下。

任正非：如果他给我打电话，我可能不接，当然他也没有我的电话号码。

记者：您曾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伟大的总统，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任正非：特朗普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他去全世界说“华为是一个伟大的公司，千万不要卖零部件给它”。这不就是宣传华为了不起，我们合同增加，订单供不上货了。我觉得他是一个伟大总统，宣传了华为的伟大。

记者：您觉得美国针对中国长期的战略是什么？有些人说要限制中国的崛起？

任正非：我不懂政治，也不是政治家，政治的事情要问特朗普去，他是政治家。

记者：有一些人批评说，华为发展到今天主要靠偷知识产权和获得政府支持，您的看法是什么？

任正非：美国都没有做出来，我们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去偷美国没有的技术？怎么去偷美国未来还没有发明的东西？至于我们是不是有政府的背景，我们是由KPMG审计的，你们可以问他们要审计报表，妄断不见得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技术上落后于美国，美国政客有必要这么费劲打我们？正是因为我们领先了，才打我们。

记者：华为是从落后于爱立信、诺基亚这些公司，慢慢发展成为5G的领导者，你们是如何做到的？采用了什么样的步骤？是如何实现这样跨越式发展的？

任正非：首先，我们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了在工作上了。总的来说，我们付出的努力比别人多。第二，我们个人都没什么钱，公司赚的钱都分给了大家，可以吸引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优秀的人才加盟到队伍来。我不是一个大富豪，当然也算一个小富豪，过去说我是穷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二十多年，我被逼成了富人。中国有句话“财散人聚”，把财散去以后，全世界科学家都愿意跟我们合作，走到我们这个队列，我们怎么会走不快呢？美国的钱被华尔街拿走了很多，科学家拿得很少，可能科学家就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记者：如果国家发生危机，找到您说“需要你们给国家帮助，需要进入你们的网络，需要你们提供一些信息，这些对国家、对政府、对人民是有利的。”

任正非：我们绝对不会安装后门，绝对绝对不会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是为人类服务，不是为情报服务，为什么要去安装后门？

记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您是宣过誓的，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找您解决中美之间的冲突，您还会维护您的公司吗？不去做共产党让您做的事情吗？

任正非：共产党的誓词是忠于人民，没有宣誓把美国作为敌人，誓词里没有这句话。

记者：您如何描述您跟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任正非：缴税，遵守中国的法律。

记者：好像有报道说，中国政府考虑给你们提供财经方面的支持，您会考虑吗？

任正非：没有这回事，将来财务报表都能看见的。只是西方银行给我们的贷款减少，我们会向中国银行多贷一些。过去我们大量在西方银行贷款，因为他们利息低，但是如果西方银行不给我们贷款时，中国银行贷款利息高一点，我们也要贷款。这是商业行为，跟政府没有关系。

记者：中国政府或者下属任何实体，有没有持有华为的任何股份或者任何一部分？

任正非：一分钱人民币都没有。

记者：目前在欧洲的争论，你们是占上风吗？

任正非：肯定是占下风的，因为美国掌控世界舆论的能力非常强，华为只是微弱的声音，像风吹小草的声音，被大海的海浪声压住了，但是我们不能一点声音都不喊出来。我们过去相信“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我们总忍耐，人家还是不放过我们，所以我们就自己呐喊一点声音。呐喊有多少人能听得见？没有多少，因为美国舆论掌控上还是非常厉害的。

记者：你们业务成功，当然就说明了你们在客户层面已经建立了很多信任关系。但我说的是政府侧，作为华为公司的CEO和创始人，您是否认为自己本可以做些什么，来建立信任和提升信任？

任正非：其实绝大多数政府还是很信任华为的。人类发生任何灾难时，第一个站在灾难前面的大概都是华为公司。

在日本“3.11”大地震核泄露严重危机关头，别的公司都走了，只有华为公司和难民反方向前进，抢救恢复通信设备，有利于核电站的抢修。当时孟晚舟从香港飞东京，飞东京的航班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孟晚舟，一个是日本人。

我们对人类的命运是负责任的。印度尼西亚大海啸，我们第一时间捐献了大量现金和设备，第一时间去了几百人到海边恢复通信设备，有利于抢险救灾。

智利九级大地震时，我们有三个人困在地震中心找不到。代表处打电话给我，是不是要派队伍去找。我说，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余震，现在不要去找，否则找的人又陷入地震灾难里去，先耐心等待。等待几天以后，这三个人打来电话，当地主管并不知道公司决策“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就说哪个地方微波坏了要他们赶快抢修一下。为抢险救灾服务，这些人背着背包往灾难中心走。为这件事情，我们拍成了三分钟的真人小电影。我去智利看他时，智利首富送了我一箱高级葡萄酒，我全送给他了，他高高兴兴端着走了，并没有分一瓶给旁边坐着的高级领导。小伙子很朴实，很了不起。

还有疾病肆虐的非洲，瘟疫、埃波拉病、艾滋病、疟疾，这些地方都是华为在战斗，很多华为员工得过疟疾。华为用美国军队的名言“上过战场、开过枪、受过伤”来提拔干部，没有在艰苦地方工作过是不能升为高级干部的。

记者：回头看您个人的经历，我想让我们的观众了解您是怎样一个人，以及到底是什么促使您创立了这家公司？之前您是人民解放军的工程师，后来在1987年创办了华为，可以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吗？

任正非：其实我的历史分为两段：第一，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生存。在大裁军之前，我在军队里服役，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里，我是副团职的工程师。但是突然大裁军，我们集体被裁了，被扔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第二，市场经济体制。那时根本不懂市场经济为何物，比如这个东西买进来10块钱，怎么卖出去12块钱给人家，这不是骗子吗？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禁锢中，在大海中一口口呛水，而且对人超级信任，我在一个小公司工作时，钱被人骗走了，然后我去追款，没有钱请律师，就自己学法律，自己当律师，把世界的法律书都读了一遍。我悟出一个道理，市场经济就两个东西，一个是货源，一个是客户，两个之间的交易就是法律。我永远不可能掌握客户，能掌握的就是货源，我能遵守的就是法律。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动机，自己要研究商品，通过合法交易手段，从客户那里把钱赚过来。

在这个情况下，原来的公司也不要我了，我只好重新出来工作。正好中国开放改革之后，允许知识青年回城，政府没法给他们安排工作，就允许他们卖大碗茶、卖馒头。在深圳，允许一部分人做科技公司，我想试试看，就创办了华为。是生活所迫，无路可走，创办了华为。然后我就沿着这个思路，做好货源，合理卖给客户，赚客户的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建设这个公司，走到今天。

记者：您在军队的经历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管理公司的风格？

任正非：我们没有退路，只有一步步往前走，像“驴子磨磨”一样往前走，走一走，出来一些成果。有了成果以后，“小毛驴”更有干劲了，一步步走，不知道怎么就走到前面了。军队的性格就是不畏艰难险阻，一步一步前进。

记者：据报道称，2000年时你们想把公司卖给摩托罗拉，最后没有成功，这样的转折对您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

任正非：这事摩托罗拉很傻，那个星期高尔文下台，詹德上台，二把手马克跟我们谈判完成所有的交易合同，所有文件全签完了，我们穿着花衣服在沙滩上赛跑、打乒乓球，等待批准，结果詹德否决了这个审批。多年后我见到爱立信CEO时，他说马克谈到这段历史时都流泪了，多么好的收购，怎么否决了？

那时我们还是怕美国，知道发展下去，最终要和美国交锋，所以我们有自知之明，就准备把公司卖了去开发旅游、拖拉机，但是没有卖成功。我们公司重新讨论“要不要继续走这条路，还是卖掉？”我是一个妥协派，从来都是能妥协就妥协。但是，少壮派们说还想继续干下去，他们都是技术出身，如果不干下去，他们去搞旅游，拿个旗子当导游，他们觉得自己不擅长，他们还要搞技术。我说，那十年以后有可能跟美国发生冲突，要往前走，就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大家达成了一致。今天我们被打得焦头烂额，“飞机”百孔千疮，但是大家很团结，没有分歧，意见更统一了，与当年预判过有关系。但是能不能活下去，还不知道。有人问“打中发动机、油箱怎么办？”不要说发动机和油箱，不卖油给我们，飞机还能飞吗？这些都会成为新的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走一步算一步，逐渐去探索。

你让我回答“我们的飞机能不能着陆”，要着陆了才能算数，现在“烂飞机”还在天上，有时候狂风吹一下，“烂飞机”是经不住吹的，可能就掉下来了。

记者：说到生存的部分，华为很有名的一点是在研发上的投入非常多，每年收入10%会投入到研发，这也是促使华为能够站在5G前沿的主要催化剂。现在美国对于华为有这样的行动，你们会在研发上投入更多，用于自研产品和组件吗？

任正非：过去在销售时，我们依据成本推演定价，价格定得比较低，挤兑了西方公司，害一些公司破产了，我是有愧的。现在我们的价格总体定得比较高，比爱立信、诺基亚定得高，那我们赚的钱多。我们内部的分配标准和西方相比已经具有更大优势了，如果员工再分更多的钱下去就变成懒汉了。为了让我们的员工不成懒汉，就把更多的钱用在科学研究和未来的投资上，这就是增加土地肥力。苹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苹果举着一把大“伞”，价格卖得很贵，下面很多价格便宜的公司可以活下来。我们要向苹果学习“伞”举得高一点，当然会稍低一些，其实我们也不低，因为还有很多低成本的措施。钱赚多了，就投科研，投未来。

只要我们还有饭吃，只要不饿死，我们一定会继续加大投入。即使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对明天投入，否则未来没有希望。如果我们已经亏损，发不出工资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没有那个问题。我们能节约的钱要节约下来，在研发投资上不要削弱，否则将来一定会死的。

记者：您计划在CEO位置上再做多久？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过一段时间吧。

记者：有继任计划吗？

任正非：一直有继任计划。继任不是交给个人，而是交给一个群体，群体下面还有群体，一群群套着这个群体，像链式反应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继任计划，不是一个人的。不然，万一这个人生病了怎么办？何况我们还是一架“烂飞机”，所以继任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记者：听说华为有一种文化，会比较强力地推动员工往前进，要去赢，类似于狼性文化。这种文化是不是引发一些情况，比如窃取T-mobile橡胶头，是不是这种激进的文化导致的呢？

任正非：个别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还是按法庭的判决来处理，公司总体管理还是有效的。

记者：公司有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制，奖励窃取别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任正非：绝对没有。

记者：美国司法部好像说华为内部有这样的奖励机制，如果窃取了别人知识产权，会有奖赏？

任正非：美国司法部已经提起了诉讼，还是要依靠法庭来判决。

记者：您也不会容忍这种制度？

任正非：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