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不成熟是最大的短板------三说粟裕

我对粟裕的战争指挥艺术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并且始终坚持认为，粟裕是我军战役指挥层面的第一战神。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且多次反驳我的这个观点，可惜几乎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文章能够站得住脚，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于是有人便给我冠以“粟吹”的外号。其实，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粟裕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十个指头一边齐，有他的长处，就必然有其短板。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诸葛亮吹得神乎其神，而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其的评价却是“理国之才长于治戎”，其实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那么粟裕的短板是什么呢？答曰：政治。

虽说政治是军事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是，从整体的运作方式、方法、道路、途径等各个方面，政治和军事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两回事。如果说军事讲求奇谋和决断，那么政治就是要讲求协调和稳妥。所以纵观历史，往往伟大的政治家不是出色的军事家，反过来也一样。比如韩信，是中国历史上十大注明军事家之一，其军事谋略和战绩，和任何其他军事名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刘家天下一多半都是韩信打下来的，被高祖誉为“汉初三杰”，并开诚布公地说“连百万之军，攻必取战必胜，吾不如韩信”。但是当天下已定、大汉初建后，韩信却活的胆颤心惊、不知所措。尽管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终还是被吕雉所杀，而高祖的态度确是捉摸不透的“且喜且怜”。下场十分悲惨。

其实，粟裕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军第一战神，并且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脱颖而出，除了教员具有的伯乐相马和慧眼识珠的高超水平、以及粟裕自身具备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外，还有两位老帅功不可没，这两位老帅的共同特点是心胸豁达、虚怀若谷、审时度势、坦坦荡荡。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么，其实没几个人能达到。关键就是要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做到心底无私。别看有些人平时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一遇到具体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先说陈老总。众所周知，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指挥无疑是天字第一号的工作任务。在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是副司令员。但是，教员和军委却明确“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扪心自问，换了你是陈老总，你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然而陈老总的政治格局高度非一般人所能达到，不仅原滋原味、原封不动地传达了中央的命令，而且要求全华野，粟司令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一句话：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和雄厚的资历，为粟裕做了坚强的后盾和绿叶。待粟裕初步在华野中树立起了较高的威信、可以独当一面后，中央又让陈毅离开了华野，到中野担任第一副司令员，而把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这副重担，全面压给了粟裕。如果不是粟裕一句“华野离不开陈军长”，这个事儿可能就成了。此时此刻，换了你是陈老总心里又会怎么想？闹点情绪、甚至撂挑子不干了，都是再正常不过了。要知道，当时的中野只有疲惫不堪的12万人马，而华野可是拥有兵多将广的47万大军。陈老总不仅坚决服从中央决定、一天不耽误地去了中野，而且还多次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对粟裕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给与了极高的评价：“粟裕将军战役指挥高明，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他还进一步说：“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践兼有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他常在实践中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你想知道什么叫“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吗？这就是。

再说刘伯承。我在上一篇文中说过：粟裕是淮海战役的主要指挥者。有主要就有次要，这位次要的指挥者就是刘帅。刘帅未能成为主要指挥者或者之一，根本原因还在于中野是在是太弱了，历史没有给刘帅这样的舞台。但就是这样的次要指挥者，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关键的。一方面刘帅赶到淮海前线后，相机攻取了宿县，截断了徐蚌间敌人联系；另一方面，兵法云：十则围之。刘帅却以12万疲惫之师，咬着牙包围了虽然兵力相差无几、但却是全副美械装备、可算是凯申公最后的老本的黄维兵团，形成了一个皮薄馅大的大包子。在粟裕率领的华野兵力已经使用达到极限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刘帅随机应变的两次关键时刻的积极主动配合，淮海战役的结果还真的很难预料，出现翻盘也未可知。如果换了某些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淮海战役不是你粟裕提议发起的吗？你粟裕不是三番五次拒绝了总前委的提出的打法吗？你粟裕不是多次越过总前委向军委请示报告吗？那好，我不好给你使绊子、挖陷阱，但找出种种理由不配合、袖手旁观看你笑话行不行？不过分吧。国军不就是如此吗：辽沈战役攻锦正酣时，廖耀湘就是蹲在彰武按兵不动；徐东阻击战时黄百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等待救援，邱清泉就是虚与委蛇；孟良崮战役时张灵甫都快杀身成仁了，李天霞就是派出几个连前出做做样子。人家的逻辑也很简单：打败了我损兵折将、很可能要被裁撤降级背黑锅，打胜了你授勋显功、加官晋级风光无限，要我替你去玩儿命，简直没天理了。说实话：凯申公多次提出的放出诱饵、吸引我军主力、再反包围决战的“中心开花”战略，从军事上讲还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手下那波人：人人自私自利，各个拥兵自保，时时见利忘义，刻刻损人利己，根本不是那块料。为什么会是这样？根本原因在于，我军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果军不过一个大号的军阀，二者的差距简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此，凯申公输给了毛教员不丢人。

现在不是有句话么：“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对于一般人来说确实很难，问题在于刘帅不是一般人。尽管在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为“教条主义”，并且没完没了、上纲上线地做了多次检讨，并从此淡出了军界。但是在党的十大上，80高龄的刘帅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了军委副主席。1986年去世，享年94岁。历经了中国革命血雨腥风的大浪淘沙和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沉浮起落，能够笑到最后的，会是一般人吗？注意，被誉为我军“军神”的刘帅，对粟裕的评价是：“豫东战役这样的仗我是不敢打的。” “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又一位心胸坦荡、光明磊落的老帅。

如果说在解放战争年代，五帅、六帅是粟裕的贵人的话，那么建国后，粟裕的问题就出在没有处理好和二帅、九帅的关系上面。以至于195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被扣上的“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等罪名，以及“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告洋状”等罪状，原因是所谓三次“擅权”。即：“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从朝鲜撤军的命令”。今天看来，给粟裕扣上的这几顶帽子，纯属子虚乌有。（见刘华清、张震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同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

就说“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从朝鲜撤军的命令”这件事儿吧，大致的经过是这样：1957年11月，毛泽东和金日成在莫斯科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同年12月，返回国内的毛泽东正式决定撤回在朝鲜的志愿军，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彭德怀与粟裕随即奉命开始准备确定志愿军回国后的驻地，告知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1958年2月，粟裕按照要求提出了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彭德怀主持的中央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后，第二方案得到基本同意。2月14日，周恩来与陈毅、张闻天、粟裕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平壤出席群众欢迎大会。2月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第二天志愿军总部也发表了声明。粟裕于2月21日随周恩来等人回国后，彭德怀于2月25日又主持军委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根据军委会议的多次决议，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中央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未获彭德怀的同意，又改用国防部名义，仍然被他打了回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总参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审阅。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者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都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本意是留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但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定了。最终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也就是说，粟裕虽然曾经按照彭德怀的要求，起草过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但这个电报又被彭德怀和军委会议否决，既未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未下达给志愿军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仅仅送呈彭德怀审阅的电报草稿。而真正实施调动志愿军回国的正式命令，署名是中央军委。但这样一份电报草稿，多年后却被《彭德怀全传》一书指责为粟裕“越权调兵”，而且将粟裕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违心检讨作为证据。该书说：“粟（裕）在军委扩大会5月28日小型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调动志愿军回国这样一件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对这些检讨内容，粟裕后来于1979年向中共中央申诉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作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作检讨。”他说：“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

那么当时的二帅、九帅为啥要抓住粟裕不放，非要批倒批臭呢？答案就在陈赓对粟裕的评价里：“自古至今，有两种人不被欢迎，一种是不懂得迎合奉承别人的人，一种就是功劳太高的人，你啊，这两种都占了。”功劳太高自不必说。解放战争中，二帅带领四个兵团，以绝对优势兵力打马家军，还打的绊绊磕磕、损失巨大。而九帅在抗战期间建立根据地虽然是一把好手，但在解放战争中指挥大兵团作战，几乎是次次失手、毫无建树。和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神出鬼没、游刃有余相比，高下立判、相形见绌。再说说粟裕不会奉承，我真没找到粟裕奉承上级、甚至中央、教员的任何一句话。有这么一档子事：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前夕，粟裕被推举担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军队代表团接到了江青秘书的电话，说江青要过来看看。粟裕听后，保持沉默。江青走进会议室后，面对着以粟裕为首的代表团多位领导们讲：“早就想来看看军队的同志们！”接着，江青的讲话便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般，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听众也只能跟着她的思路，听她信口开河。这时，不知是江青的安排，还是什么。一位老同志向粟裕提议，把代表团集中起来，请江青给大家讲讲话。粟裕没有理会这话，只是与旁边的一位军队干部说话，假装没听见。谁知那位老同志放高了声音，又对粟裕说了一遍。这回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楚，可粟裕依旧在和那位军队干部说话。江青一看这种情形，心里已有了想法。之后，她草草地讲了几句，便悻悻离去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江青正红的发紫，别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而粟裕不仅放弃了这个巴结的好机会，反而把江青弄得下不来台。江青本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一般人她瞧不起、看不上，但是她唯独对粟裕还是另眼相待的。我从小就喜欢看军事题材故事片，在样板戏统治银幕的时代，为了看上一部战争故事片，几乎能在售票处打破脑袋。记得当时就有一部文革后重拍的彩色故事片《南征北战》，这部电影就是反映粟裕指挥的孟良崮、莱芜和豫东等战役的。而那个年代主管文艺的正是江青。

那么粟裕是怎么得罪二帅和九帅的呢？除了摆在台面上的那几条莫须有的问题外，主要还是与粟裕的个人性格、工作作风和能力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粟裕说话直来直去、从来不拖泥带水，更不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多次越过总前委，直接向教员和军委请示报告，几次否决了总前委的作战行动意见，甚至先斩后奏、干了再说。没办法，那是战争年代，战机这个东西猝然临之、稍纵即逝，等你走完流程，又是请示、沟通，又是商量、报告，黄花菜都凉了。所以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教员当然明了其中规律，多次指示粟裕：“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但是和平建设时期，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战场的枪声已经远去，大多数事儿已经不需要、没必要急三忙四地去处理了，而是更讲究工作程序、运行机制、规章制度、管理体制了。当时的国防部代行军委职能，总参谋部确实是其下属单位，由于都是在摸索中工作，两个部门的职责划分的本来就不够明确。加之本来就脾气火爆、携抗美援朝巨大胜利之威凯旋归来、担任国防部长的二帅，遇到了直来直去、办事果断的总参谋长粟裕，用脚都能想明白：二者之间的配合很难默契，期间的磕磕绊绊、坎坎坷坷的事儿一定不少，时间长了必定导致问题爆发。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作为总参谋长的粟裕，军队中的重大事项必须向军委主席报告，但是直接报告说你隔着锅台上炕，请国防部转呈，又说“我不是你的二传手。”反正怎么弄都不对，这就有些意气用事了。于是便有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个人主义”的批判，随后将粟裕总参谋长职务撤销、安排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了事。记得李瑞环同志写了一本很有水平的书《学哲学用哲学》，其中谈到（大意）：在安排一个领导班子时候，一定要注意各种性格的人员搭配，否则，要么根本开不了局，要么开局就兑車。尽管人家木匠出身，但还是很懂辩证法的。那粟裕又是怎么得罪九帅了呢？九帅和粟裕在之前战争中没什么交集，因此也谈不上什么恩怨。其实就是两件事让九帅感到很不爽：一件事儿是建国初期，由八帅担任总参谋长，由于身体不好，才由九帅任代总参谋长，而粟裕则是由副总参谋长直接晋升总参谋长，一个“代”字之差，不仅未能转正，且由原下级取而代之，心情难免失落。而是粟裕转正后，各项工作干的井井有条、极为出色，与前任代总长相比高下立判，更会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人会问，既然粟裕工作干的很出色，为什么还会引起上级二帅的不满。作为一个一辈子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把工作干得好需要的是智商，与领导处的好需要的是情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并且还很矛盾，智商高的情商都比较低，情商高的智商都不咋地。一般情况下，智商高的都在一线挑大梁，情商高的都在上层当领导。如果你智商和情商都很高，那么恭喜你：你将前途无量！你看看人家陈赓，打仗远不如粟裕，但却几乎和所有上级领导都相处的非常融洽，即便是和二帅，在一起都能没大没小的，而且人家还不生气。同样一句话，别人说可能当时就会被顶回去，陈赓去说二帅就听得进去。粟裕本人十分谦虚，也从不争功贪功，给他冠以什么“个人主义”的错误名称，是在有些滑稽可笑。作为同为井冈山的老战友，教员对粟裕是十分了解的，只是当时由于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同时也明确地说过：将来打起仗来，我还是要用粟裕。粟裕被批判和调离后，主管过一段国务院国防工办的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第一政委。在历次运动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就是在后来的“XX大革命”中，粟裕也同样安然度过。并且在九一三事件后，还担任一个很特殊的职务“中央军委常委”，尽管没听说过还有什么人担任过这个职务，但很显然，这个职务在各位老帅担任的军委副主席之下，在军中其他职位之上，当时仍然属于大将的位置。1979年，在中央党校和军政大学（前国防大学）的演讲中，粟裕发表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几个问题》，这篇演讲当时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当时我在念初中，也算是个小军迷吧，竟然把这篇整整一个版面的纯军事研讨的文章，津津有味地反复看了三遍！对粟裕发自内心的崇敬油然而生，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

80年代，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就连同在一次会议上被批判的刘帅“教条主义”也被全面平反了，但是唯独粟裕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1979年粟裕大将就向中央申请平反，但是直到1984年4月粟裕大将去世都未等来平反。为什么粟裕平反工作如此困难？1980年春节前后，粟裕还特意拜访几位老帅，并且先后争取到了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的支持。原以为事情会顺利，但是没想到有老帅的支持也困难，一直到1980年秋，总政治部都没有回话。这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粟裕的夫人楚青，在多番询问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给出了答案：“他是不会办的。他就是不办这样的事。”这个“他”指的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同年冬季，粟裕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他本人无力再催问具体情况，只能写一份书面材料送往中央，但是总政治部仍旧没有回话。1983年，这一年粟裕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焦急的楚青开始为粟裕平反一事奔波，先后找过张爱萍、杨尚昆、甘渭汉等人。这一次一向好脾气的楚青也没了好脾气，言辞十分犀利：“其他领导同志都表示应该解决，可总政却不办。我甚至想过，如果中央认为还应该维持对于粟裕同志的批判，那也应该告诉他本人，并允许他申诉，不能置之不理。” 1987年主持军委常务会议，杨尚昆都出了大力，这样一对比，韦国清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粟裕平反会卡在总政治部？华野时期，韦国清是粟裕的部下，为什么韦国清不积极？至于这个问题，粟裕的秘书鞠开也做出了回应：他对粟裕老首长有成见。

事情果真如此吗？当年还在世的几位老帅、包括58年批粟裕调子很高的九帅都同意给粟裕平反了，而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副主席杨尚昆也在为此事积极奔走，粟裕当年的老部下更是多次提出平反的意见，一个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就能顶着不办？我不觉着。那么还有什么人能够阻止给粟裕的平反呢？天知道。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专题文章《追忆粟裕同志》，对粟裕光辉伟大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并且着重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同志当时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又一次表现了坚强党性和高风亮节。”

1994年雷洁琼同志到韶山参观时，看到广场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项背相望的人群，挥毫泼墨写下了八个大字：私者一时，公者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