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欧美年轻人太惨了

文：基思·罗威

译：陆大鹏

今日的西方社会比以往更加分裂。我们的政治立场发生极化。我们对性别、阶层、种族和民族的差异十分执着。富人指责穷人是太懒惰不肯工作谋生的懒汉和骗子；穷人指控富人是拒绝纳税的奸诈之徒和寄生虫。我们谁都不信任，不信任竞争对手，不信任朋友，甚至不信任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我们互相争斗。

以上是今天欧美新闻节目里占据主宰地位的一些故事。直到不久前，我还愿意对大多数这样的故事耸耸肩，报之一笑。作为历史学家，我深知这样的新闻标题并不新鲜，因为我们历来就经受着形形色色的矛盾。我也知道，这些争吵其实往往没有乍看起来那么激烈。在我们表面的分歧之下，绝大多数西方人其实始终忠于我们的政治体制以及支撑它的各种机构。一定程度的冲突其实是我们体制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冲突，体制反而不能运作。（或者至少我们会觉得无聊。我们始终在寻找新的办法给我们的生活更多戏剧性。好莱坞编剧会告诉你，冲突是所有精彩故事的灵魂所在。）

但过去几年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它可能更令人担忧。我们当中可能出现了一种新的冲突：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对抗。这种现象被称为“代际冲突”，或者用更有趣的说法是“婴儿潮一代与新千年一代之战”。这种说法背后的思想是，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二战之后那十年里出生的人，恣意狂欢了五十年，没有好好考虑未来。他们浪费了世界的资源。他们花钱大手大脚，超出自己有能力承担的范围。现在他们退休了，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休闲。而不得不为他们收拾残局并付出代价的人就是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享受过去的福利。

在西方世界，这种说法越来越常见。比如，在美国就出现了很多斥责老一辈人的故事。用《时尚先生》杂志一位记者的话说，老一辈是“美国历史上最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自我陶醉、自我放纵、自我吹捧的一代人”。在英国，政治家戴维·威利茨（David Willetts）于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挤压：婴儿潮一代如何夺走了他们儿女的未来》（The Pinch: How the Baby Boomers Took their Children’s Future）。此后就一直有相关的激烈辩论。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家经常抱怨，他们的国家被老人政府所主宰。在整个西方，老年人都被描绘为霸占着全部的权力、所有的金钱和职位。而年轻人变成了“被剥夺的一代”“失落的一代”，用2017年底播放的一部BBC纪录片标题的说法，是“完蛋的一代”。

我开始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对它们持质疑态度，就像我对西方社会的其他所有“冲突”抱怀疑态度一样。年轻人和老人之间当然会有怨恨的情绪，历史上一直有。但总的来讲，欧美年轻人尊重老人，非常清楚自己对老人的责任是什么。而老人也为了儿孙担忧，并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给他们金钱、建议，帮他们带孩子。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印象，而是得到数据的强有力支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美国就代际冲突的话题做过民意调查，按照该中心的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说法，年轻人和老人都认为今天的挑战是他们共同面对的，而不是把他们对立起来。泰勒说，代际“战争”只不过是媒体上的烟雾弹，并没有真凭实据。

但我们不需要挖掘多深，就能发现一些危险的种子。代际差别是非常真实的。当然了，年轻人并没有像新闻故事上说的那样怒气冲冲，但也许他们真的有理由发怒。

以我自己为例。过去二十年里，英国大学生开始要交学费，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上大学都是免费的。英国大学生毕业时平均负债约5万英镑（约44万人民币）。这相当于平均工资水平的整整两年薪水。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比他们的父辈落后了两年。

如果大学生在毕业之后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工作，这种债务还是可以承受的。但很多大学毕业生现在只能从事无需大学学历的工作。2010年至2015年，二十二岁至二十九岁英国人的工资中位数下降了12.7%。扣除物价因素，今天英国年轻人的收入低于差不多20年前。所以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不仅债台高筑，偿还能力也比他们的父辈差。

不止这些。近些年里，生活成本也上涨了很多。例如，尽管经济停滞，自2011年以来房租上涨了15%。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租房，因为买自己的房子成了不可能的梦想。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买房然后成家是普遍现象。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二十多岁就拥有自己房子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原因当然是钱。在过去二十年里，英国平均房价翻了两番。

年轻人和老人的差别远远不止是经济方面。政治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2017年大选中，六十五岁以上的人绝大多数投票给特雷莎·梅的保守党；但三十四岁及以下的人绝大多数投票给工党。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也有类似的差别。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有超过70%投票主张留在欧盟。但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有60%投票选择离开欧盟。

年轻人在这两轮投票中都失败了，所以难怪很多年轻人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失望。脱欧公投期间一位年轻大学生告诉我，老年选民的权力不仅不符合人口比例，而且本质上是不公平的。这位大学生说：“老年人投票决定的未来，反正对他们自己不会有影响。受影响的是我这一代人。”

与西方社会里持续出现的许多内部争吵不同的是，代际冲突问题有可能变得比乍看上去更为深刻，造成更大的损害。西方体制的基础是这样一种承诺：每一代人会过得比前一代更好。就是这种承诺，让我们的内部争吵不至于变得过激。在过去，每一个潜在的过激分子或心怀不满的人都有理由耐心下来等待，因为即便短期内局势晦暗，他们至少可以相信，长远看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进步。

如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承诺第一次被打破了。整整一代人被抛下了，而我们的统治阶级（大多数人属于老一辈）似乎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采取措施来应对。

这些问题不仅发生在英国。美国人也觉得过去所谓的“美国梦”在衰退。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吉·切蒂（Raj Chetty）的说法，40年代出生的几乎每一个美国人的收入都比父辈高。今天，80年代以来出生的美国人当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收入比父辈高。在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处于持续的衰败中。今天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而60年代末的时候是61%。美国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受打击最重的是年轻人。

在欧洲大陆，年轻人的境遇更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1月底发布的报告，近些年里代际的经济差距拉大了很多。自金融危机以来，六十五岁以上人群的收入增长了10%，而其他每个年龄段的收入都停滞不前。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群受打击最重。在欧盟全境，差不多有五分之一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更高：30%至40%。“年轻人落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发出警报，“若不采取行动，整整一代人永远没有办法恢复元气。”

这种局面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破坏西方的体制，而就是这种体制让西方在过去七十年里较为稳定。如果年轻人觉得体制在阻碍他们，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捍卫体制的价值观呢？年轻人是西方社会的未来，而如此全面彻底地得罪这些年轻人，是愚不可及的。

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达危机爆发点。远远没有，因为西方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正忙于处理日常生活的种种问题，还没有去质疑他们所在的体制。但这不是说西方各国领导人可以高枕无忧。如果年轻人被逼得太紧，他们的怨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肯定会比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其他那些争吵与冲突更严重。

但如果西方各国政府要应对年轻人的困境，就不得不做一些艰难的抉择。必须给年轻人希望，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会改善。必须降低房价，必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必须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是，税收体制必须要有实质性的改革，因为目前的税收体制倾向于老人和富人，而对年轻人和穷人不利。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评论中强调了上述几点。她写道：“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不是一个年龄段与另一个之间的对立。打造对年轻人有利的经济，能为所有人创造更牢固的基础……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

她说得对。60年代的文化繁荣，靠的是青年文化的能量。如今为西方各经济体提供能量的一整套行业，靠的是80年代和90年代年轻人的理念。而如今，年轻人的能量和理念都被债务的沉重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对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