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时期，对资本的管控不亚于对土地的管控

土地国有制百分百重要，是立国之根本且不可动摇。但当下的主要矛盾比土地所有制要急迫的多是与人民币相关的金融问题。后现代不同于土地资本的农耕社会，以金融资本为载体的新型生产关系才是目前最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对资本利得的税收调整是调整社会关系最为重要的制度设置，但是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却是有缺失的、不严密有漏洞的。

我国已进入资本金融阶段。人民对资本的依附远大于对土地依附（并无否定现在土地制之重要），民众千里迁徙务工就是证明。无论对内调整劳动关系还是对外调整对绿纸关系，都亟需重构税收、资管、人民币发行机制等等一系列的制度重建。对人民币的制度设计、对资本的管控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对土地管控的重要性。没有谁能够将一寸土地划走或者带走，但是每年有差不多一至两万亿资产被转移到境外，这需要多少土地的产出，需要多少国人的血汗产出。一个黄毛郑爽都轻易转走两亿多，可想漏洞何其之大。但是国内民众鲜有关注愤怒。当今诸多制度基础还是上世纪国家处于农业工业初级阶段，斗转星移财税、金融监管制度亟需重建。现阶段，对内对外金融斗争都是仅次于热战的斗争，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苏俄时金融经济寡头没有对苏俄土地构成现实性威胁但它们占有大量金融财富，且为了保住自身巨量财富必须选择流动性更大的绿纸形式存在，如此构成了俄奸的基础，为了逃避国家的征讨，它们不惜内外勾结，苏俄最终断送于俄奸之手。清末李鸿章拥有大量土地合理合法，但李鸿章之子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仍走私战略物资给倭寇，且将贪腐的4000万两白银存入日本银行，却鲜有人知。所以倭寇赞赏清廷只有李鸿章才有周旋于外国之间的能力，可见隐身卖国更可怕。

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制度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短板补齐却迫在眉睫。本着以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为基础的金融制度重构，财税资管制度的大力改革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