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防范过度金融化

一，回顾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节目中，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丽莎·赖丝承认自己对中国的发展轨迹预料错误。她问澳洲前总理陆克文是否预料到中国会发展到今天的样式。陆克文能讲中文，号称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但他还是不太情愿地承认他也没有预料到。

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1979年和1980年撒切尔和里根先后上台，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撒切尔-里根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和全球化是同步的。这也说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本质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寻找机遇。撒切尔-里根推动起来的全球化，中国自然全面拥抱。

既然要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中国没有采取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而是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的渐近式市场化道路。概括地说，中国的渐近模式就是在政府的主持下，将土地、工厂、矿山等生产资料逐渐交付给各式各样的能人经营（这里有发生产权变更的，也有未发生产权变更的）。

地方政府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节点，一方面地方政府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是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手。企业改制、土地资本化、招商引资等等均由地方政府协调推进。近来在国际上很红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把中国经济的模式概括为市长经济。

中国依靠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无疑是对的。相比俄罗斯，中国的渐近模式保证了转型的有序进行。在政府的协调下，包括土地在内的大量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变为资本。中国从原来资本极其紧缺的国家变成资本大国。巨量的资本、巨量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相结合，推动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 。

但在政府对市场化的管理尚处于摸索阶段的情况下，政府直接介入大规模的资源资本化难以避免大规模腐败和经济结构失调的出现。“市长经济”使得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难以有效形成，产业同质化严重。过度开发导致出现大量烂尾楼和债务危机。尽管GDP数据很漂亮，生产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一度是中国经济的贴切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有两条原则没有动摇过，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面对挑战，中国领导层在政治上的回答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建。18大以来反腐的力度前所未有，并且提出共同富裕。中国政府对经济问题的根本对策是集中力量自主创新。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立16个 “特大工程” 。2015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 “中国制造2025计划” ，要把一系列高新技术、高端装备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

撒切尔-里根推动起来的全球化和中国拥抱全球化，表面上互相支持、互相成就，但根子上并不兼容，甚至冲突。中国希望通过开放获得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为此中国向西方提供劳动力和市场。但中国不会同意永远做全球打工仔。根本上中国希望用国内市场换取外国技术，然后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消化先进技术，推动中国经济向高技术模式转型。中国应该没有要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想法，但肯定有和西方平起平坐，实现民族复兴的抱负。

美西方接纳中国是有条件的。美西方原来的设想是，经济自由化将带来政治多元化，中国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就很可能按照苏联垮台的轨迹走，或者变成一个美国希望的所谓民主国家。无论如何，按照美国人的算计，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将下降，美国应该能够有效的控制中国。

二零零八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划时代的。美西方至今还没有真正的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痛定思痛，西方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是好还是坏。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前后，美西方一部分保守派学者和政客，例如特朗普政府的纳瓦罗、班农、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等等开始著书立说，论述中国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损害美国利益，要对美国取而代之。他们对全球化培育出了中国这样一个对手十分的恼怒。

当看到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并且要集中力量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和科技体系时，美国坐不住了。美国不能容忍中国向世界展示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美国称中国是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拿布林肯的话说，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是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提出重回亚洲和重建美国制造业，这是美国向围堵中国迈出的重要一步。2016年特朗普上台，不久全面开打对华贸易战，2020年上台的拜登继续了特朗普的贸易战，并把战线扩大到科技战和金融战。对美国而言，能否遏制中国的发展，攸关美国的霸权会不会易手。

有人说，中国实行西式民主化，美国就不会视中国为对手，就不会整华为，大疆、TikTok等中国公司。此言甚谬。看看1980年代的日本就能看出，美国为了维持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即便是日本这样的盟友照样打压。当时里根政府为压制日本对美国的经济超越，对日本汽车、钢铁、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发起了15次调查。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国借东芝向苏联出口精密机床事件搞掉了东芝半导体。美国这么做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美国失去世界老大的地位，失去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必然垮台。

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目的是融入国际市场获得机会，现在中国成为美国和西方联手遏制的对象。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颠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已经从如何加入美西方体系获利，转变为如何突破美西方的围堵。四十多年历史似乎兜了一个大圆圈，四十多年过后，美中关系的底色仍然是国家民族利益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博弈。

二，西方的反思

从1980-1990年代的全球化如日中天，到特朗普-拜登时代的全球化落幕。美西方和中国都在总结这40年来哪里做错了。

里根和撒切尔选择用新自由主义拯救资本主义，但这种拯救只是暂时的。对资本的过度扶持导致美西方国家金融资本过度扩张，结果把制造业赶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去工业化导致国家能力下降。过度金融化可以说是美西方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

亚尼斯·瓦鲁法克斯，一度担任希腊财政部长的希腊经济学家，对当今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有入木三分的分析。亚尼斯指出，当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金融垄断阶段。在这个阶段，亚当·斯密描绘的完全市场竞争不复存在，金融资本对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的评估和随后的战略性投资成为资本扩张的主要通道。但凡金融资本发现新技术或新经济模式有潜力，尽管这些技术和模式不成熟，甚至处于萌芽阶段，金融资本也敢于摈弃常规的市场竞争手段而大规模的扶持这些创新企业。创新型企业爆发性增长的例子屡见不鲜。在金融垄断阶段，就资源的分配而言，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已经让位于资本的战略性投资。

目前美国规模超级庞大的高科技公司和数据经济平台都具有这样的发展轨迹。其中最著名的是“七大“，既英伟达、苹果、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和特斯拉。

与传统生产型企业不同，超级数据大平台公司不需要挖矿，不需要实际生产，他们需要的是全球几十亿用户不间断的上传数据。凭借对这些数据的垄断，这些平台可以获得极大的 “租金” 。Meta，也就是以前的脸书Facebook，拥有全球40亿用户。谷歌的油管（YouTube）拥有27亿用户。巨大的流量为这些公司赢得了巨额的广告利润。鉴于全球大量的中小公司需要通过亚马逊的平台实现销售，亚马逊可以坐拥极大的平台利润。

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提供了这些高科技公司和数据平台成长的绝佳生态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西方共计印发了35万亿美元的资金。西方的大银行需要找到客户将大量的资金贷出去。放眼望去只有这些高科技公司和数据平台能保证投资回报，结果这些资金大部分流向了 “七大”。“七大”只占美国标普500股票数量的1.6%，但占到标普500总市值的30%以上。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英伟达不仅净利润同比大涨581%，其股价还从年初的每股100余美元暴涨至如今的超800美元，市值增长超万亿美元。

亚尼斯进一步分析到：“传统资本主义企业集团，例如福特、通用和波音，大约 80% 的收入用于高管和一般员工的工资和奖金。而相比之下，大型科技公司一般雇员获得的收入不到公司财富增长的 1%”。传统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工资总额在社会的实体经济中流动，而大科技公司的巨额利润和股票市值增长大部分只是在金融领域里打转。结果是极少数富人的财产急剧扩张，社会两极分化，一般制造业萎缩。

亚尼斯总结到：从美西方的经验看，金融资本达到垄断程度后，就会形成寻租经济。此时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作用下降，甚至不起作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少数寡头控制的封建式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从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胀因素，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只有0.2%。联合国2018年报告认为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三，中国的反思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为了引进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这无疑是有益的和必须的。开展市场竞争的前提是资本的存在和交易。但任何社会都要对资本有所限制，不能让资本无序发展。西方的经验说明过度的资本金融化会促成垄断以及设租寻租，这反过来会抑制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

那么，中国有没有发生过度金融化？应该说，中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过度金融化。这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过重和商业房地产过度开发所形成的对金融安全的威胁。

美国和西方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源自于资本的长期演变和撒切尔和里根的推动。那么中国过度金融化又源自何方？源自于对市场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度信任！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有一种似乎改革等于市场化；市场化等于资源资本化的思维定势。但凡风吹草动，总有人呼吁政府放权，将更多的土地，国企和金融资源市场化、资本化。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更多的资源变成资本，交给市场，就能把蛋糕做大。当下层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时，各种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上述思维定势的影响下，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不断卖地或者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如果说美国政府印的钱大量地流向美国国债市场和股市，中国政府印的钱则大量流入了房地产。目前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来自于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中国房地产和建筑业加起来占GDP比例30% 左右。土地的稀缺性加上大量的资金涌入导致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中国房地产的金融和投机属性异常强烈。相比实体经济，炒作房地产已经成为资本扩张的一条捷径。有些商家炒作房地产犹如上演庞氏骗局，最终给广大老百姓造成巨大的损失，对国家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例如暴雷时的恒大总负债逾2.4万亿元，而恒大手中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仅有43.34亿元。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成为腐败和黑社会活动的高发地。近年来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和黑社会案件几乎都和房地产有关。贪官的赃款动辄上亿。黑社会从贪官获得的资产利益更是动辄高达几十亿上百亿。贪官勾结黑社会称霸一方已经成为热门电视剧的主题。揭露出来的事件触目惊心，但仍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事实证明中国四十年来的资源资本化，成绩非常伟大，缺陷和隐患也很严重。中国改革开放深层次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和发挥国家政府的作用。

中国的做大蛋糕思路和里根的涓滴效应理论有相似之处，都相信市场化能产生足够的经济收益并最终惠及大众，但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涓滴效应论的前提是完全私有制、小政府、低税收、任凭资本做大。中国做大蛋糕概念的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国有经济在关键性的战略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但如果地方政府和舆论出于对市场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度信任，将公权力过度偏向资本的一方，或者为了私利亲自下场，就可能偏离共同富裕的方向，造成各种社会乱象。而正是这些乱象给予了市场派、自由派以口实，他们认定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把里根的涓滴效应理论贯彻到底。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党政分离，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他们认为只有国退民进，市场才能发挥作用，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这一派的激进分子甚至把民主和宪政改革作为能否向真正市场经济转型的最关键条件。

然而讽刺的是中国市场派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并不成功。去年四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表讲话抨击了里根的涓滴效应论，指出一味对资本减税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加剧，宣称美国也要启用工业政策，弥补市场的不足。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讲法，拜登政府在复制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

其实发达国家中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历来有两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了发挥市场效率比较容忍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日本、新加坡和信奉新教的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则更关注政府调节下的社会平等。北欧国家都拥有完善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证这种公共福利的是高税收，强政府。2021年，丹麦税收占GDP的比例为46.9%，挪威为42.2%，瑞典为42.6%。 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比例为 24.5%。除了高税收，北欧国家政府对劳动力市场有深入的干预。工人的工资标准由政府、工会工人代表和雇主三方协商制定。

北欧国家的高税收和强政府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存在养懒汉的弊病。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使税收那么高，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运作和价值规律仍然发生作用。也没有发生资本因为税收高、工人工资高而出走其他国家的现象。北欧国家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在国际上保持一流。北欧国家和新加坡的政府治理效果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评价最高。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引进市场竞争和保持社会平等方面达成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平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在医疗、教育、住房领域的一些市场化措施导致了所谓的新三座大山的诟病。从中国的劳动工资和劳动法执行情况来看，中国对劳动者权益的重视比不上发达国家。在通过税收维护社会平等的表现来看，中国也不如发达国家。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翟东升指出，美国的富人向下一代转移财富需要缴纳很高比例的遗产与赠与税，在1970年代这个比例曾经高达九成，即便现在富豪仍要向美国联邦政府支付高达55%的遗产与赠与税才能完成财富的代际转移。

二零二一 年，美国最富有的 1% 的人缴纳了 45.8% 的所得税；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缴纳75.8%的所得税。相比较，中国的富人不仅交的税比发达国家的富人少，中国的富人还通过各种方式将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国外。

资本能带来发展，发展会改变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文明程度；但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最基本的特性，如果对资本不加护栏限制，狂野起来的资本必然带来社会分化，弱肉强食，黑白不分的恶果。而当一个社会出现两极分化、黑白不分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可能稳定。要利用资本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必须对资本作出合适和必要的引导和限制。

为了抓住1980年代开始兴盛的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资和本地资本扩张的政策。总的来说，这些政策使得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要大于代价。但如今全球化第一阶段结束了，中国应该也正在做出大的政策调整。

中国面临的基本情况是：第一，制造业产能极大，必须维持出口市场，才能维持GDP增长和就业。第二，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不应该也不能在“姓社姓资”，国进民退问题上折腾。

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继续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进一步开放，推动全球化2.0版，同时全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些政策都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同时政府要对金融资本运作设立护栏，一定要引导资本投向实体经济，投向新质生产力，防止资本通过投机和设租盈利。政府应当在工资、劳动法和税收方面实行改革，保护劳动者利益，增加劳动者收入和各种保障。政府应当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倾听人民呼声。目前中国的舆论界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在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右派和左派都有向政府要说法的倾向。而政府则往往以不争论的方式避开对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和教训的公开讨论，结果左派和右派都不满意。应当看到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练，人民大众具有分辨真伪的能力。倾听人民的呼声是对资本良性运作最重要的护栏，也是对维护政府合法性最强有力的保障。

后全球化时代，比拼的是国与国发展模式。与新质生产力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的公平合理和凝聚力。如果中国在这些方面获得突破，会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就能为世界各国展示一种更合理更有效的发展模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