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睒睒再次成为中国首富，而他同时很像是成了互联网舆论场争议最大的中国企业家

钟睒睒再次成为中国首富，而他同时很像是成了互联网舆论场争议最大的中国企业家。老胡认为，这个疙瘩一定要解开，否则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无疑是不利的。首先，对钟睒睒的“网暴”虽然来得很突然，有特殊诱因，但它的引爆又有着很深刻的底层道德逻辑。钟睒睒身为首富，已经站在中国社会财富意义的巅峰之上，在这个位置上，必然要承受民间对高标准道德示范的种种要求，全世界都有这种倾向，在中国它尤其明显，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这个位置是为“爱国企业家”“慈善企业家”，甚至“民族英雄企业家”预留的。

钟睒睒幸运地走上了首富之巅，他需要知道民间对他本人和家庭成员超乎寻常人道德表现的期待。客观说，到了这个位置，他注定会失去一些法治社会赋予普通人的权利，愿意不愿意，这就是传统社会的一种平衡法则：你获得了巨大权力，同时就会戴上一些“枷锁”，失去一些自由，要对社会承担更大义务和责任。

这个世界上没有圣人，但是让成功人士、特别是超级成功人士学做圣人的要求是很普遍的，位置越高越要接受这一现实束缚，尽可能克己奉公，超越市井的欲念。在民间看来，钟睒睒和他的家人显然有这方面进一步自我完善的空间，钟睒睒已界七十高龄，阅尽人生，深谙市场，老胡诚恳希望他作为提供大众消费品的商业领袖，能够领悟民间长期沉淀下来的这些价值观和道德逻辑，别人可以用“民粹”来解释他的处境，但他自己最好别这样看，而是采取更加谦虚且富有建设性的态度。

冲突是双向的，要解疙瘩也不能只有一个方向用力，围绕农夫山泉和钟睒睒的争议在我们社会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无疑有传统思想和道德体系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的社会毕竟不能永远停留在原地，我们还需面向未来，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集体反思和与时俱进的意愿。

市场经济说到底不是由“圣人之心”和公德推动的，依法逐利是个人人性与公共利益和规则的妥协。商场决不能定义成道德竞赛场，它是冒险、智慧、创新精神的综合比拼之地。

我们在不断垒高商业道德的门槛时，一定要留出一些回旋余地。我指的是，要让那些有商业才干、但是道德表现不及我们最高期待的人也有为社会进步提供推力的施展空间。我们可以不歌颂他们，不崇拜他们，但是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做到包容他们，因为只有包容了这些有“瑕疵”但是同时又魄力超群的人，我们的社会这个集体才会更有张力，更能前冲，真正实现人尽其才，形成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反过来逐渐缩小我们的阵线，把战友降格为同路人，把同路人推向对立面。所谓有容乃大，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的传统伦理大多是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发展积累而成的，它是我们思想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社会之所以为中国社会的关键指标之一。但是面临新的时代主题和竞争，我们必须扩大文明的思想和道德外延，让形成中华文明的历史“大漩涡”不断卷入更多资源和营养，决不固步自封。

所以钟睒睒这样的企业家，一定要能够在中国社会和市场上安然存在，并且依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民间对他有高于法治的进一步要求，这很正常，也是鞭策，但是这种要求不能演变成对合法企业的打击力，我们需要在摩擦中摸索召唤与打击之间的界线，从而让我们的要求释放更多感召力，而不是变成对企业家精神礼教般的强制，客观上造成破坏和驱赶。

我想说，这两种东西需要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相向而行，它们决不能成为彼此对抗的关系。做到这种相向而行实话说很不容易，因为许多主张的释放往往都是非规则性的，情绪化的，但是相向而行需要是各种冲突、摩擦之后所形成的实际效果。

看到老胡这篇文章，恐怕又有人要骂老胡“骑墙”“摇摆”了，我理解这些指责。但是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很多裂痕和碎片，需要各种各样的粘合与缝合，老胡很想与其他朋友一起，贡献一份力所能及的缝合力。希望它不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