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激情的革命者----回忆我的父亲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替父亲写个回忆录。我曾计划和父亲长谈,把他的事迹都记录下来,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我还期望让我的外甥帮忙,把我父亲说的话都录下来,我再来整理,可惜也没有实现。父亲走的太突然了,晚年由于疾病缠身,他的话也越来越少了,有时会像小孩那样哭起来,他心里在想什么,很少有人知道。我感觉他是带着很大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凭着多年的记忆和他对我的耳濡目染,把他零零星星对我讲过的历史和战斗经历补写出来，作为对我的父亲的缅怀和思念。

                  一.

    1925年的5月在河北省定州市东张欠村,诞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吴洪进,这就是我的父亲。当时的吴姓在村子里是唯一的一户，据我爷爷讲,我们吴家是从外村搬迁到东张欠村的，当时我的太爷爷家里很穷,我太奶奶家还比较富裕一点，我的太爷爷就来了个"倒插门",入赘到了我太奶奶家。

    我父亲是家里的老四，我大伯比我父亲大一轮,我还有两个大姑姑,其中一个爬树时摔死了，我的父亲还有两个妹妹。我爷爷在家里最喜欢我父亲,他支持我父亲读村里的小学,而我大伯则不愿意我父亲读书,老是喊着地里干活需要人手，但我爷爷还是坚持支持我父亲上学念书。

    我父亲在村里念书期间,由学校的老师发展成了中共党员,当时要求上不告诉天,下不告诉地，中间不告诉自己的父母。我父亲还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的爷爷,我的爷爷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父亲。后来日本鬼子来了，我父亲干了一件抗日的大事,把日本鬼子的电话线给割了一大截并且拿回家，我爷爷赶紧帮助我父亲把电线藏了起来。日本人发现后,把全村人都赶到了麦场上,寒冬腊月,让男人脱光了上衣,逼着乡亲们交出割电线的人。当时没有一个人向日本鬼子屈服,也没有人招供。我伯伯不知道这件事,但他的胆子还是比较大的，当日本人闯到家里的时候,有的人吓得浑身发抖，我伯伯拿起一块白薯,还问鬼子,要不要米西米西。

    这就是我父亲第一次独自干下的抗日事件，后来父亲参加了区小队,当文书。区小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和日本鬼子巧妙地周旋,应该说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区小队,由于叛徒的出卖,两次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而我父亲竟能两次幸免于难。有一次纯属偶然，区小队的队长看上了邻村的一个妇女主任,他当晚带着我父亲去约会,路过鬼子碉堡的时候还放了两枪,吓唬吓唬鬼子。这一个浪漫的约会竟救了我的父亲。

    后来父亲参加了县大队,我伯伯也参加了县大队，如果我伯伯一直在部队里干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高的军官了；但农民就是农民,没读过书使他的思想过于狭窄,有一天他竟然扔了枪跑回了家。虽然是这样，我父亲对我伯伯还是非常敬佩的,他老告诉我说:“你伯伯是个能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他不识谱,但只要你能唱出来，他就能拉出来。”后来我伯伯来我们家住的时候,果然领略了伯伯的多才多艺。

                  二.

    我父亲参军后就在二野，据他讲他从来没有拿过长枪，一直都是短枪，先是干文书，后又当上了指导员。在轰轰烈烈地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不少大仗，尤其是在解放太原的时候，他的胳膊挂了彩，做了大手术，成为三级甲等残疾军人。

    在解放战争决战时刻，他所在的部队，负责保卫西柏坡党中央，当时正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他最精彩的一页是北京和平解放以后，国名党的部队要迁移到异地整编。当时我父亲奉命只带了一个警卫员，率敌人一个连的兵力赶往另一个地方集合。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敌人的连队里有各种想法的人，有人多次提出解散逃跑，也有人主张杀了共军的代表就是我父亲，然后集体逃跑，当时敌我比重是2比150多人。我父亲毫不畏惧，紧紧抓住做敌连长的工作，从政治上申明大意，每天晚上睡觉把枪放在枕头底下，保持着警惕。后来，敌人没有机会的下手，敌连长也积极配合我父亲，终于只用两个人把敌人一个连带到了指定的位置整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部队开始西进，和马鸿逵和马步芳的部队作战，解放大西北。可惜这个时候的事迹我知道的很少。只听父亲提到如何和我母亲相识。当时我母亲在部队医院工作，也是很漂亮很出色的护士，一个既是母亲的老乡又是我父亲战友的同事，给我父母牵了红线。他曾陪我父亲专门在部队卫生院的外面，偷偷地观看我母亲。当时，我母亲还年轻，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抗美援朝即将开始。所以我母亲提出抗美援朝结束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母亲也告诉我，当时，还不知道能否在战场上活过来呢。所以，当时没有答应和我父亲结婚。我父亲也表示理解。

                    三．

    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我父亲还去了三次，直到1953年停战协议签署，才回到祖国。我母亲回来的比较早。后来他们在西安结婚生了我大哥。几年前有一个我父亲的老战友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提到了我父亲，并说我父亲还救了他的命。对此他永远不忘。

    我父亲在朝鲜战场上主要是做部队内部的保卫工作，如果是在前线，恐怕早就牺牲了。即便这样，战争仍是很艰苦的，毛岸英不就是在志愿军总部被炸死的吗。我父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他带了一个干事去前线调查一个案子，遇上敌人轰炸，那个年轻的干事没有战斗经验，拼命地跑。我父亲大声喊着要他卧倒，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父亲大步冲上去把他按倒，这时一颗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如果不是我父亲及时把他按倒，他就被炸死了。我看到父亲在朝鲜开城的照片,笑得那么灿烂，那时他们负责谈判的保卫工作。据说当时志愿军撤退回国都是秘密进行的，大家挤在货车里，外面上了锁。有的战士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火车回到国内的时候，膀胱爆炸而死。还有在东北的某医院里，关着由于敌人的炸弹而精神失常的志愿军战士。和他们比起来我父亲是幸运的。

    后来，父亲所在的某军，镇守张家口，我就是在宣化出生的，在张家口长到三岁。当时我母亲在读医科学院，我父亲在部队做保卫工作。父亲当时表现的非常出色，在张家口地区还获得手枪射击第一名，他的右食指还磨出一个小疙瘩，可见他真是枪不离手。

父亲的工作主要是部队内部的保卫工作，也参与死刑犯的枪决。据他讲在枪毙一个首长夫人的时候，她嘴里直喊：“我有金条，我还有大量的金条。”她是因为害死了该首长的警卫员，而被枪决的。父亲讲，也有执行死刑失败的。有一个犯人，人高马大，第一枪没有打中要害，他竟然跳起来跑进高粱地了。

    就在父亲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件事情对父亲打击很大。当时，父亲手下的一个干事丢了手枪，领导严厉批评父亲，管理不严，父亲申辩了几句，对方十分生气，说：“你现在这么骄傲，我压你一级。”就这样，父亲的工作环境出现了危机。后来，北京各司令部向该军要三个保卫干部。我父亲就主动报名离开这个军。他们三个人分别被分到了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和工程兵司令部。我父亲到了工程兵司令部，任保卫处处长。

                    四.

    不仅仅是现在进北京不容易,就是60年代进北京也不容易。我们家只好分别进京，我爸爸带我先进了北京,随后是我母亲和我的大哥,再最后是我的爷爷和我二哥,过了几年，我姐姐也来了。

    工程兵司令部在太平路14号,位于丰台区,也就是北京的西郊,而我母亲在北京3501工厂工作，位于北京的东郊。每天上班我母亲要倒三次车,需要2个小时，由于我们住的大院离338路车站较远,我父亲每天用自行车送我母亲到公共汽车站,母亲下班回来,我父亲骑车带着我去接,当时母亲还带着我的弟弟,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四个人在一个自行车上,我父亲还边骑车边把脚离开车凳子,好像在耍杂技。那时我父亲好不快乐，是个革命的乐观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多次接见了父亲，父亲是当时部队的优秀工作者。

    后来我们搬到了太平路24号院,父亲的工作一直很忙,顾不上照顾我们，我们全家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晚上在一起打扑克。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我父亲还作为工作组的组长去卫生所指导工作,我母亲也是积极的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很快,我父亲就被打倒了,不时地参加批斗,并且在家里没完没了地写检查,部队的工作组还去抄了家,发现有一个小箱子,就要我父亲打开。我父亲说钥匙在我母亲手里，他们就坐着不走,要等我母亲下班回来，父亲悄悄地让我们在半路上拦住母亲,让她晚点回来。那些人最后等不及了还是撬开了那个小箱子，收走了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

    我母亲可以说是最早感觉到文革不对劲的人,她看到父亲挨整,马上退出她所在的造反组织,回到家里协助父亲写检查,其实是做心理辅导。那个时候父亲情绪特别低落，今天这个戴了高帽子游街,明天那个戴了高帽子，父亲担心自己也难逃恶运，正好这个时候军委下了一个8条,不允许部队搞戴高帽子游街，我父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 我们大院有想不开而自杀的,有的上吊,有的跳楼。好在我父亲还是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

    后来是我父亲无休止地检查,过关,本来我父情在文革初已经任命为第五研究所的政委,结果,一个文革就给否了。每天父亲回来我都看到父亲痛苦的脸庞，有一天父亲又要去过关，我说:“爸爸,这回该解放了吧?”父亲无奈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到了晚上8点，父亲突然闯进门，高兴地大声呼喊：“解放了，解放了。”那个高兴劲简直像个孩子。我们都为父亲解放而高兴。当晚，母亲给父亲缝上领章和帽徽，父亲连夜给亲戚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父亲解放后也没有被重用，而是让他临时负责招工招兵的事，这倒也好。我姐我大哥被安排去了河北的工厂，二哥去当了兵。不久，就传来父亲被派到西安“支左”的消息。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是林彪一派在故意整人。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倒，我父亲只好去了陕西“支左”。

                    五．

    父亲到了地方,在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 支左 ”。本来支左的干部可以不带家属，任务完成了还应该回到北京工程兵司令部，但是，我们住的24号院给了工程兵后勤部，他们每天都在赶我们走。最后父母一商量，就举家迁往西安。

    在西安，父亲依然很忙。两派的人都找他，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找他说事，而且谈得很晚。在黄河厂由于父亲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做法，所以很得人心，在群众里威信也比较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在的黄河中学，排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学校向厂了打报告要求解决服装道具的制作问题。报告到了我父亲手里，由于他本身就喜欢文艺所以很快就批了。后来我也参加了黄河中学的宣传队，居然还演了主角。

爸爸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我拉小提琴给他唱歌伴奏，我们配合得最好的歌曲是《红星照我去战斗》。他有时诙谐地说，以后不行了，咱们可以沿街卖唱了。

    支左很快就结束了。果然，北京就是不让我父亲回去，反而，任命为驻在西安的54师副政委。就这样我父亲就在西安彻底扎下根了。

    这种政治上的打击，使父亲心里非常伤心，他有点看破红尘了。于是，转而开始养鱼，养花，打猎。父亲干什么都是那么投入，养鱼自己亲自捞鱼虫，给鱼换水，而且鱼缸越来越大。养花也是兢兢业业，家里花香袭人。最有意思的是打猎，他居然能够凌晨就起床，骑着摩托车到很远的河滩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等着大雁起飞然后开枪。有时为了打野兔子，半夜开车在野地里驰骋。有一次我也凑热闹，说去打猎，借父亲的猎枪。父亲很诧异地说你还能打到东西吗？后来，我居然也打了个天鹅回来，当然是别的同学打的。

    正式退休后，父亲又喜欢练气功，也是非常投入。居然还把师傅接到家里住，好吃好喝供着。经过练功，父亲当时的身体非常好。记得有一次回家，我提一桶水，晃晃悠悠，他一把接过来，大踏步地走回家。

75岁后父亲发现有糖尿病，走路迈不开步子了，但他坚持去钓鱼，每次钓鱼回来都是满载而归。后来小保姆说，他钓不上来鱼，就花钱买鱼。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不说破......

    父亲就这样走了。总结他的一生:衷心爱戴祖国，爱戴毛主席，爱戴他所从事的工作，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激情澎湃，为人耿直，敢恨敢爱；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当然父亲也有缺点，那就是不太注重学习，脾气耿直，对人太好，缺少防范心理，为此也吃了不少亏。但从大的方面讲，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长者，我们子女们，包括和父亲闹了很长时间矛盾的大哥，都非常佩服他。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拼命工作的，一生为崇高的事业而奋斗的职业军人。

父亲您走好，我们永远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