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经是革命的，现在已经不革命了甚至需要革命了”

上世纪30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表明德国未能成功保持“延续性”，这促使年轻而睿智的彼得.德鲁克放弃了关于法治国著作的理想。但以此为契机，

从社会自觉（三部曲：《经济人的末日》1937、《工业人的未来》1942、《新社会》）到实践理性（《公司的概念》1946），从实践理性到目标管理（《管理实践》1954），从目标管理到创新理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6），德鲁克作为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思想大厦一步步走向完备。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经评论到：“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足见德鲁克在现当代西方管理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但德鲁克本人并不需要接受此类大名号，他自视为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物环境一样，德鲁克坦言他研究社会人文环境。

德鲁克明确指出，不奉行“价值中立”，如果非要说社会生态学是一种科学那它就是“道德科学”。他的思想不仅致力于“要能够被普通外行人搞懂”，还特别强调“知识本身不是目的，是行动的工具，社会生态学是一种实践”。他观察现当代社会和社区已经发生的哪些变革与“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不符？即哪些属于“范式转换”？接下来，是明确已经发生的变化是真正的变革还是一时的潮流？证据是什么？最好的检验是，这些变革的结果是什么？即有没有带来重大的影响。最后可思考，如果这些变革与我们相关且意义重大，那么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机遇？

与农耕文明时期善于托古喻今的大思想家孔子有所不同，德鲁克思想的立足点是在识别出“已经发生的未来”。而其一生思想一以贯之的主题是：自由、尊严、个人在现当代社会中的地位，作为实现人类成就之手段的组织的角色和功能、人的成长与满意、个人对社会和社区的需求。

可以说，20世纪的西方社会，终于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孔子，他不是儒释道，他是新儒家。孔圣人之后，中国至今尚未有此级别的大思想家出现。

十年之前就曾有人说，“中国让一些国家刮目、不适应，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美国曾经是革命的，现在已经不革命了，甚至需要革命了，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如果还抱着美国式民主不放，将来的结果很可能跟苏联一样，是自身垮掉了，用不着谁去打到”。

如今，彼得.德鲁克（1909-2005）早已驾鹤西去，盖棺论定。

倘若当他的思想和影响力在美国、在西方真正发挥出作用，所谓发达的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潜力恐怕依然可观。

中国要能够再超越，即使从文化思想的高度，不是没条件，更不是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