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时记者采访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的个人看法

原来准备发表在评论里的，但是超过了2000年字符通不过，只好单独发表了。

一、中国发展的目标绝不仅是“成为一个全面的高收入的国家”，就国内来说，政治清明、人民富足、幸福，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是我们的目标，高收入只是单一目标；就全世界来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高目标，从共和国成立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教员开始，我共就有了兼济天下的天然血脉，当时毛主席先接触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等，后来再接触美帝领导人尼克松，基辛格也算是一位吧，“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教员一番煮酒论英雄后发现，斯拉夫人和盎撒人都不是共谋天下的合作者，他们都不具备那样的胸怀、能力和抱负。时至今日，“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里了，我共就是这样的目光久远、胸怀辽阔。 二、两件事“一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二是要提升消费。”第一条所言不虚，但是新的投资领域除了专家所说的可再生能源和新技术制造业，还有人工智能和农业水利；第二条提升消费，需要分开来看，公共消费其主体是政府，这个可以有我们也正在做，现在发债化债都属此类，另一部分是私人的家庭消费，需要降低家庭储蓄率和收入再分配的组合性政策，专家的观点是“每个达到中国GDP水平或更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都是消费。”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定义和实际运用中，他们一直都是采用的这个政策，高福利和发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有用处但弊端很大，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西方社会几乎没有储蓄的习惯，发到手的钱经过流通渠道最终仍然回到了金融投机资本手里，极少进入产业资本；以消费为驱动力的经济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大坑，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发钱，那么我们的储蓄率会更高。“中国和30年前的日本一样家庭储蓄率过高”。这是个伪命题，得细分一下家庭储蓄率过高的原因，一则中华民族经过多灾多难，几千来思想上就有未雨绸缪的优良传统，二则大家对前景悲观，信心不足的时候自然要为未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作打算，三则政策制定者目光不应该盯着百姓的那一点点钱袋子，我们是以民为本国家，不是西方以选票为本，真正解决储蓄率高的终极手段应该是多途径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就业，而不是千方百计地采用技术手段比如降低存款利率或收利息税把存款驱赶出来。

三、关于“没有价值的GDP”主要是指国内房地产领域大量的空置和烂尾，可能还有一些城投债，并非没有价值，国家正在进行的发债和化债，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沉淀的资本（也是GDP的一部分）给激活和流通起来。 四、关于“通缩”，沃尔夫定义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通缩，我估计他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2023年同比CPI全年上升了0.2%，极温和上涨，核心CPI上升0.7%，而同时我们的GDP上升了5%，非常强劲，他从那里得出的我们经济通缩的结论，一叶障目了吗？

五、关于和日本的对比，这让我极为反感，沃尔夫貌似没有认识到：日本这样一个仆从国家，政治上没有主权，经济上它哪来的主权，如果有，就不会有当年的广场协议了。而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自强创新的伟大国家，国内的事情怎么办？什么时候办？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六、、关于全球化，“世界历史上全球化最活跃的时期开始于1980年年代，结束于2008年左右”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引出来了世界的超级全球化，我们的改开是1978正式开始的，到2008年，美帝特朗普上台推行中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脱钩战一直到现在，全球化的步子才有所放缓，但是有个突出的标志数据刚刚出来，“2024年1-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9308亿美元，达到有数据公布以来的最高值，远超过去十年同期均值3746亿美元。其中，出口5280.1亿美元，同比上升7.1%，前值为2.3%；进口4028.5亿美元，同比上升3.5%，前值为0.2%；1-2月贸易顺差1251.6亿美元，同比上升20.5%。”仅仅两个月，打脸真上是不要太快。

关于欧洲的部分，真的没有兴趣讨论，太多反智的国家了，一场俄乌战争把他们的嘴脸都暴露出来了。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环球时报采访沃尔夫，从局外人的角度看问题，听听还是可以，但不可全信，更不可粮迷信，国内大部分经济专家大多师从西方经济学那一套东西，要想真正为我所用就得在中国落地，生搬硬套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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