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中国GDP还能超过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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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美方不但继续大肆唱空中国,继续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封锁措施,而且拉拢其盟友以“去风险化”名义加大对中国打压和围堵。美方还热衷于散布所谓中国GDP短期不会超越美国、甚至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的舆论。针对这一情况,有专家提出,美国的GDP核算体系、编制样本等经常进行于自己有利的调整,从而形成了美国的“报表优势”;中国也可采取类似措施,优化本国GDP核算体系。我认为,对GDP增长的大逻辑和国家间博弈的基本原理,应有冷静认识,不必制造“GDP焦虑”,也不要接受外界送来的“GDP焦虑”。具体做法,可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一,加强对GDP指标和其他经济指标的客观宣传,形成拒绝“唯GDP论”、反“GDP恐慌”的舆论氛围。

我国GDP核算采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目前执行的是2008版本,即SNA-2008)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

GDP是一项重要的国别实力指标,但它并不能覆盖所有经济活动成果,也是有缺陷的。GDP是用市场价格来评价和统计物品与劳务价值的,并不包括在市场之外生产活动的价值,如在家庭中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价值。GDP也不包括环境质量,不涉及收入与分配,也不反映交易环境的优劣更低。所以,我们在运用GDP指标时,也要考虑家庭等社会细胞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还要考虑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治理水平。只要坚定地为老百姓做实事,追求和促进社会总体公平,坚持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GDP增长就只是这个过程的伴生物,其最终成长效果也不会差。要避免对GDP指标的标签化、噱头性炒作。

针对美国散布的所谓中国GDP缺乏后劲儿的言辞,我们要做必要的分析和说明,引导人们科学理性看待GDP指标:一是揭示美国GDP核算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采取的一些“保护性技巧”,二是说明我国GDP编制的基本情况,阐释说明那些不能由GDP核算体系覆盖的重要成长因素。

我国经济具备长期向好发展的多重条件,GDP稳定增长是必然趋势。要根据GDP增长趋势,统筹国民长期福利增长和国家安全发展的大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保护好绿水青山和矿藏资源,提高制度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

同时,完善我国GDP核算体系,深化国际通行做法与本国实际结合的探索,加大对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跨国经济活动、代际经济等数据的核算能力,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022年和2023年,中国实际GDP增速分别为3.2%(名义增长3%)和5.2%(名义为4.6%),美国实际增长2.1%(名义增长9.2%)和2.5%(名义增长6.3%)。中国实际增速明明高于美国,但两国经济规模差距连年扩大,2023年中美名义GDP之比为65.4%。这是因为:一,美国通胀率高而中国通胀率低,中美名义GDP增速差距逆转。二,在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人民币汇率遭遇阶段性调整。而根据IMF测算的购买力平价折算,中美两国经济规模近两年继续接近而非差距扩大。同期,中国名义GDP分别折合28.35万亿和29.84万亿国际圆,与可比口径的美国名义GDP(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为1美元/国际圆)之比为117.3%和121.0%,分别同比上升0.7和3.6个百分点。

战争因素、阶段性大国博弈因素、全球性和区域性通胀或通缩因素都是影响GDP均衡稳健增长的原因。在美国通胀率偏高、中国通胀率较低的情况下,两国实际增速和名义增速出现较大背离,这是阶段性现象。市场运行和国际博弈最终会向均值移动。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强,对外合作空间大,假以时日,超越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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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经济发展突出问题,并建立相适应的中国经济话语体系,打破美国主导的经济话语体系的挤压。

2023年以来,格隆汇以视频、文字等方式,极力渲染中国经济“被孤立了”“被抛弃了”。其中一个视频,主播用“三个归零”形容中国经济,其谈话状态可谓声嘶力竭、极度亢奋。他说:外国人不来中国了,中美航空接近于零了,外资增长接近于零了,等等。对于不搞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乍一看这些言论,很可能产生“中国经济进了冰窖”的感觉。我经过认真比对信息,发现该平台的分析方式过于粗暴,不过是外界某些唱空中国言辞的翻版罢了。但因为该平台是本土平台,也有一定迷惑性。

以下对这些“简单化唱空”内容做一些分析:

首先,关于中国入境游客减少的问题。2023年一季度的确只有5.2万人次入境游。但我们不能忽略的基本情况是,2023年1月8日才开始实行新冠疫情防控转段,2月20日才开始实行从港澳出入境的常态化。一季度入境游客少,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还要看到,一季度国内旅游达到12.16亿人次,同比增长46.5%;上半年国内旅游达到23.8亿人次,同比增长63.9%。上半年出入境达到1.68亿人次,外国人出入境达到843.8万人次。显然,格隆汇仅拿一季度的极端数据来证明“中国经济不行”,有刻意之嫌。

2023年,我国出入境达到4.24亿人次,同比上升266.5%;其中内地居民2.0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83亿人次、外国人3547.8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218.7%、292.8%、693.1%。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商业和人文交流还会进一步恢复和增长,这是必然的。

再说中美航班的前后变化情况。该视频说,2020年疫情前中美之间民航航班月均为3000班,而疫情后月均仅为4至6班。真实情况是,疫情防控叠加中美博弈因素,导致双方之间的航班减少。但到了2023年上半年,情况已开始改变。5月3日,美方同意将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从每周8个增加到12个;9月起由12个增加到18个,10月29日起增加到24个,11月9日起增加至35个。该视频把疫情防控叠加中美博弈因素导致的一个阶段性情况,说成“外国人不来中国了”,把责任全部推给中国,是不负责任的炒作。

一些大国博弈导致的问题,不可能仅靠单方的友好举动加以解决,而是需要时间。对我国来说,在一时改变不了别人的情况下,努力统筹内外因素、加强内循环建设是必然选项。在疫情防控转段之后,国内民航恢复是比较好的。国家民航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7月民航全行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13.7亿吨公里。这一数据连续8个月回升。行业总体运输规模首次超过疫情前水平。旅客运输量6242.8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5.3%,创民航月度历史新高。

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内居民的旅游、经商需求就是很强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中国当然欢迎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各国友好人士前来旅游、经商以及开展其他交流活动。美方已经决定增加航班班次,那么,恢复往日忙碌的空中交通走廊也是自然的事。

再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格隆汇说,2022年中国一季度外资流入为1012亿美元,2023年二季度外资流入仅为49亿美元,由此判断“中国经济不行了”。乍一看这个数据,确实吓人,但这里既有不同口径的比对问题,也有统计数据不能完整反映的问题。在充分认知数据编制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全角度把握这些数据的内涵。

国家外汇局数据显示,2023年二季度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49亿美元。商务部数据则显示,2023年二季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424亿美元。这个差异是怎么来的呢?外汇局数据是按照“资产负债原则”编制的,按照该口径,一国的“直接投资资产”既包括本国的跨国企业对外股权投资,也包括境内子公司对境外母公司的贷款。并且采用净额编制,即及资产和负债均按照投资减撤资来计算。直接投资负债中还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以及股东贷款等内容。商务部数据则是按照“方向性原则”编制的,按照该口径,境内子公司对境外母公司的贷款须从外来投资中扣除,相当于境外母公司减少了对境内公司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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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按照“方向性原则”编制外来直接投资报表,因为这个方式能够更直接的反映投资的来源国,并评估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投资的情况,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中美两国都是如此。一般情况下,按“资产负债原则”编制的外来直接投资数据通常大于按“方向性原则”编制的该数据,但近年来出现了后者大于前者的情况。

2022年,中国外汇局口径FDI净流入减少48%,为1802亿美元;商务部口径FDI增加5%,为1891亿美元。2023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局口径净流入254亿美元,同比下降82%;商务部口径净流入1024亿美元,同比下降9%。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外汇局口径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出118亿美元;商务部口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约合302亿美元,同比下降26.6%。两个口径的数据变动方向大体相同,但数据变动幅度有较大差异。

但不管使用哪个口径的数据,都不能简单地说“外资大规模撤出中国了”。一是,由于2023年外商投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计提未分配利润、分配未汇出利润均减少,这不能算作撤资或者利润汇出。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分析说,2023年三季度,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的收益和经常转移项下累计支出982亿美元,同比增长15.0%,较2018年至2022年季平均增速高出6.3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利润汇出确实比平均水平要高一些,但是高的并不是很异常,并不是非常突出。直接投资项下累计支出2147亿美元,增长19.3%,较2018年至2022年季平均增速还低了0.1个百分点。这也没有出现异常。而且直接投资项下涉外支出还包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股权投资。这也不能印证目前出现了大规模的外商撤资。二是,按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2023年上半年中国商品出口,按美元口径同比下降1.9%,但出口的市场份额反而较2022年同期增长0.4个百分点。同期,印度和越南出口份额分别下降0.07和0.11个百分点。这说明,直接投资数据的变化不能印证所谓的撤资现象。第三,据管涛分析,外商股权投资流入骤然减少是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对此需要高度重视,但也要顺势而为。出现这些调整,主要是跨国企业受汇率、利率变化驱动的结果,要等待汇率、利率调整的时机。当然更重要的仍然是优化营商环境。

还要看清楚全球FDI规模下降的大背景。按照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22年全球FDI较2021年下降了12%。但2022年中国FDI规模同比增加5%,为1891亿美元,占全球FDI规模的14.6%,环比上升2.4个百分点。美国FDI规模下降26.5%,为2851亿美元,占全球FDI规模的22%,环比下降4.2%。

我国发展环境的变化,与全球发展的大背景有关,内部政策要与全球大背景相呼应。根本之策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开展各种方式的国际招商引资工作,吸引更多外资来华投资兴业。在这场竞争中,话语体系的建设极端重要。要及时用专业和通俗的语言说明情况,构建起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打破外界强加的话语体系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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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提升政府工作绩效为牵引,与社会各界一起,营造好的制度预期和政策预期。

近些年,舆论中对政策的误读、误念不少,这既有政府部门政策执行不当的因素,也与高级黑、低级红现象相关。一些起点和初衷良好的政策,原本是为了更好促进行业发展、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更好维护发展安全,却被误解为打压某个行业。还有的政策是为了确保公平竞争,却被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导致政策执行加私货,危害行业发展。

有的国家对中国反复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理所当然要予以反制,但内外一些人却在舆论场歪曲中国的正当行动,说中国反制霸权是“不搞市场经济了”。有人借此炒作什么“所有制中性”之说。还有人借口具体事件,编造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说”,树立假靶子,以攻击假靶子的方式宣扬“私有制万能论”,扰乱视听。而针对这些舆论问题作澄清说明,成本很高,而且分散公众干事的精力。如果不做澄清说明,又可能滋生深度误解。

我以为,根本之策是让更多有力的事实说话。针对具体案例,以政府亲民务实的举措、市场化法治化的应对、开放开明的舆论场来表明制度是稳定的,政策是连续稳定的,营造好的制度预期和政策预期。可以进一步拓宽学术讨论、政策讨论的空间,丰富学术讨论、政策讨论的方式,以高质量的学术讨论、政策讨论疏导舆论,凝聚主流舆论,同时推进行政、执法、舆论协同,推动社会各界协同。鼓励各界人士多干事、干成事,并因多干事、干成事而享有荣誉和实际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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