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事件”外逃风潮中的汉族女人

1998年中秋夜,我独自徘徊在中国西陲边境的小镇叶尔盖提。这里属塔城地区额敏县,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62团所在地。我来这里是审查《162团志》初稿。看了初稿,浮想联翩,踏月徘徊,反复考虑明天的评审会上如何发言表态。

想得太远太多……

今人称“边关月”是对的,往西是哈萨克斯坦;而古人称之“边关月”离这里还要往西再走两三天。百年之间,国土沦失,边界一退再退,“边关月”移挂至叶尔盖提来了。

清光绪年间,关中回民白彦虎造反失败向西逃亡。阿尔泰参赞大臣锡伦率八旗兵追杀至此,只见古树苍劲峥嵘,繁草密不透风,迷失道路,遂命蒙古兵探路。那兵傍晚方返,蒙古语报告“叶尔盖提”意即“弯而陡的河岸”。锡伦下令扎营,取地名“叶尔盖提”。

500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从此,这个名字出现在六百里加急的清军文书中。再后来,这个名字出现在新中国的边疆地图的一个小红点上,成了边界小镇,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62团所在地。

我独步林下,回味着《162团志》里读到的那场中苏边界风暴,脑海中翻滚着“伊塔事件”发生时的沙尘暴,牛哞羊咩,马嘶人吼,滚滚西去,一位汉族姑娘挤坐在牛车上灰尘满面越过边界……

那位挤坐在戴着厚厚头巾的柯勒依部落妇女中的汉族姑娘叫刘银芳。那场沙尘暴发生在1962年4月份。那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最终导致中苏两国走向公开对抗。她是那场风暴中的一粒砂子……

刘银芳是陕西南郑县新集镇农村人,属黄连,命极苦,幼年父母双亡。十多岁给姑母照看小孩子,靠玉米红薯“吊命”。“吊命”是当地俗语,即饿不死也吃不饱,只剩命还在。

1960年关中大饥,三秦恐慌。家家无食,熬榆树叶,剥树皮,不断有人饿死。村里的熟人过几天就不见了,不是死就是逃了。她惶恐不安,家中断炊多日。姑母是家里最后一个被饿死的大人,临终嘱咐她,听说新疆饿不死人,尚有余气速逃。

新疆在那里有多远,不知道。她随着逃荒人往西,往西,太阳落的地方有救命的一线希望。刘银芳命悬一缕,枯瘦如枯,腿如细柳,摇晃而行,用尽气力,终于扒上铁路上停着的货车。火车向西开了,浓烟煤灰,蓬头垢面,怕人发现,苫布蔽身。突然看见敞篷车角一麻袋蠕动,惊骇万分,一看是个蓬头垢面的姑娘,名黄素兰。银芳惊喜,旅途为伴。一路风尘,乞食人群纷纷扒上车厢,惊恐凄惶,方知全国大饥荒大蔓延,而纷纷传说新疆有粮。新疆有多远不知道,只管扒上西行火车。行至尾亚,方知火车走到头了,这个荒僻小站空前热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新疆兵团在这里设立收容站,将成千上万“自流人员”西运自救。老弱病残者倒于路途,挣扎到尾亚者均为“吊命”未亡者。

500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她俩终于吃了一顿饱饭,发给一件黑棉衣。枯骨乱发,眼窩深陷,她们已经忘记自已是女人。跟那些逃荒的男人们被安排上了拥挤的卡车。每到一个接待站,给点吃的。夜里蜷缩在车中,司机恐吓,谁乱跑赶不上车丢了喂狼!她俩在戈壁滩解手提着裤子两眼死死盯着汽车,生怕司机丢了她们把车开走。其实,那司机面恶心善,让大家吃好喝好,人不齐不开车。不知去哪儿,只要不饿死。走啊走啊,她俩颠沛流离中记住了令人好奇的地名:星星峡、哈密、大河沿、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最后是命运安排的目的地——塔城。

几十年后,刘银芳当了奶奶,还清楚记得她对新疆的第一印象,那是一个黄土高坡偏僻山村饿得头昏眼花,又颠沛流离万里逃荒到边陲的姑娘,第一次清醒地睁眼看一片新天地:蓝天雪山,树木高大,毡帽长袍,头巾皮靴。塔城不少高大的俄式建筑,在陕西老家从未见过。是不是把咱拉到外国了,她俩吓得东张西望。幸亏街上见了汉人,一个、两个、好多个啊!俩姑娘松了口气: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啊!再饿得慌,心里也踏实。她们那一批逃荒者200多人中只有4个女性。逃荒者中的小伙子很快分配被边远牧区拉走了,县领导特意留下她们吃饭管饱,还在招待所“外国洋房”里住了几天。洗澡换衣,梳头扎辫,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已是女人,而一路逃荒她们一直被男人们当“小兄弟”。

她俩见到了平生最大的官——县委书记孙继堂。刘银芳从此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在陕西老家她见过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长。孙书记亲切和蔼地安慰她们说,刚来这儿不习惯吧。不要怕,会好的。你们4个女娃儿到叶尔盖提去,那儿条件好。哈萨克人会待你们像亲人。

“哈萨克!”她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一脸茫然,不知是人名还是地名,或者是一座山一条河的名字,又不好意思打问。“叶尔盖提”这地名咋这么古怪?是个啥地方?一头雾水,一脸茫然。她们见到了来迎接的哈萨克人:男子五大三粗,腰系布带,足登皮靴,走路左右晃似乎笨拙,一上马身手敏捷。在汉族姑娘面前,他们沉默寡言,礼节周全。牛车在土路上缓缓行走,大木轮卷起的沙土刷刷流下来。她心里想老家的土是又黄又粘,这里的土又粗又白,这是个啥地方啥都与老家不一样啊!她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日子在等待她们,万里逃荒早已把年轻女人的一切欲望淘洗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念头:不饿死就行……

哈萨克人民族自尊性强烈,部落凝聚力很强。如果那个部落有人乞讨要饭,就被视为全部落所有人的耻辱。哈萨克人常常自豪地告诉外人,我们部落不论遇到多大天灾,暴风雪、干旱、洪水等等,部落里不会有人饿死更不会有人乞讨。如果别的部落有难,我们会掏心窝子帮助。

500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哈萨克人还有习俗:家中孩子出生如体弱多病,就寄养给人丁兴旺孩子壮实的亲戚家里,长到七八岁再接回来。孩子长大后有两个爸妈。刘银芳被寄养在克特尔贝克家里。克特尔贝克的大女儿叫加米西,比刘银芳长两岁,尚未出嫁。克特尔一家对刘银芳非常亲切。在他们看来,领养一个孩子是很正常的事,领养一位汉族姑娘是整个柯洛依部落和克特尔家族的光荣。刘银芳入乡随俗,学会简单的哈萨克话,称养父“阿达”,称养母“阿娜”,称加米西“阿恰”。

能吃饱了,有了安稳的家了,刘银芳很快学会挤牛奶,酿酸奶,学会放羊吆喝,身体也慢慢健康,脸色有了红润光泽,也穿上裙子长靴。冬天寒流过去,白雪茫茫,天空瓷蓝,空气甜润,真美极了。但是,她心里常常一丝恐慌:听不到陕西乡音啊!在柯洛依部落,她常常想新疆这儿啥都好,能吃饱能活人,就是没处说说家乡话啊!

她有时去几十里外的汉族大队找黄素英,两个患难姊妹痛痛快快聊一阵子。说不完的新疆好,但陕西老家忘不了。

也许是多灾多难的姑娘的诚心感动了上苍,她惊喜地发现在柯洛依部落里竟然有汉人而且是陕西老乡!

那天,家里牛车轮子坏了。她和“阿恰”加米西拖着车子走了好长一截路,到了一家牧人家门前。这家一看就是家道殷实日子红火之家,新房子,双扇木门,院子宽敞。加米西放下车子回去挤牛奶了,她独自一人招呼修车。那个修车匠人30出头,身体壮实,圆脸细目,脱了长袍,抡起砍砍子,操起锯子,动作熟练。修车人稍了口气,打量着她突然冒出一句陕西话:“你老家是那嗒的?”她一听一惊瞪大眼睛:“你是那嗒的?俄(我)是新集镇麻坡坑的。”那人一笑:“我一看就知道咱是乡党。”

刘银芳兴奋地急问你啥时候来的、怎么成了哈萨克的上门女婿等等。那人却把话岔开来,问她吃不吃得惯酸奶疙瘩、玉米馕,克特尔一家对她好不好。

他的哈萨克名字马哈茂德,汉名不示于人。他已完全成为柯洛依部落——行政上属于加尔其大队的成员。大家只知道他还是个少年时,土改不久流浪到塔城,被一位哈萨克家庭收养,后来成为这家人的女婿。他很聪明,铁匠活木工活他一看就会。大队里的马车、铁皮炉都出自他的手艺。全部落的人都很喜欢他。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世,对刘银芳也不露半句口风。

500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刘银芳得闲就往马哈茂德家跑。他的哈萨克妻子善良温顺,三个孩子聪明漂亮。他长得活脱脱哈萨克标准男子汉的英武模样:方脸,油黑发亮的胡子,浓眉下一抹丹凤卧蚕眼,头戴毡帽,腰带短刀,精明剽悍。

他的汉话是地地道道的陕西口音。是刘银芳的“乡党”。歧山哨子面、扞面皮、羊肉泡馍,家乡的柿子,两人聊得笑声不绝,满口滋润。

加米西告诉她,柯洛依部落的老人孩子、干部群众都喜欢马哈茂德,热心肠,爱助人,手艺精良,尤其是马术高明,叨羊曾夺第一名……

刘银芳在塞北认识了同乡是多么高兴的事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02年中国社科院出版了一本书《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记载:“1962年伊宁‘5·29’边民外逃事件,当时震惊中外,影响极大,是苏联当局有预谋、有组织、有步骤策动的。”“新疆地区共有5.6万人外逃苏联,带走和损失牲畜30多万头,有40多万亩土地没人耕种……”。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急电召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进京,下令兵团立即派值班民兵和职工赴伊犁塔城边境阻止外逃,实行“代管、代耕、代牧”。半年后,主持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指示,上去了就不要下来,就地建设边境农场。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十多万兵团人急赴边境第一线……

刘银芳终生难忘这场风潮。但当时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天突发沙尘暴,空气混浊,仿佛世界被浸入染缸,人和村庄被过滤掉了。只剩下朦胧的影子。谣言像瘟疫蔓延:苏联在敞开大门欢迎中国边民;一个个大人物都过去了,几万人都走了……

沙尘暴稍停,刘银芳出门四望心中惶惶然:一家家熟悉的人消失了,门大开着,带不走的东西乱扔,无人照看的牛羊在尘雾中晃悠。没有走的人也在急急忙忙收拾东西,甩给一脸惊恐的刘银芳一句话:“走吧!去苏联,有面包牛奶。”

500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她心里乱极了,想到马哈茂德家讨个主意。走到那座新房大院门口,她立住脚,听见马哈茂德家爆发发着激烈争吵。他们的哈语说得又急促又火爆,她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她看出来,马哈茂德被亲戚威逼着。他妻子一声不响护着孩子抹着眼泪。吵吵嚷嚷,听不懂话,刘银芳心里为马哈茂德着急。突然,她看到他的妻弟——一个壮实的汉子跳起来,一把抓住他的领子,边吼边抡起拳头。涨红了脸的马哈茂德一扭身子一拳打翻了妻弟。两个剽悍的男人同时握住了刀子,众人一阵惊叫。正在抹泪的妻子扑过去挡在两个男人之间,扭动着头大声嚷着什么。两个男人软了下来,几个亲戚边劝说边拉走了气哼哼的妻弟。

屋里安静下来,妻子护着孩子进了屋子。马哈茂德怒气未消,闷声不响站在院里。刘银芳小心翼翼问出了什么事,马哈茂德拧着浓眉半晌才说,他们要走,要叫我一起走,说那边有面包有汽车,可我是中国人哪!我要是不走,他们说就把我的孩子带走,我说妻子是我的心肝,孩子是我的骨肉,我的心不会答应,还有刀子也不会答应。就打起来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

一番话说得刘银芳心里踏实许多:有马哈茂德在,我也不走。

不料第二天,大队长居马哈兹来到阿达克特尔贝克家,毡帽马靴,手拎马鞭,一副出远门的打扮。站立良久,缓缓地用生硬的汉话说,柯洛依部落开了会,决定还是走。你虽然是汉族,但也是我们部落的孩子,一块儿走吧。

大队长可是威望很高的大官又是部落头领啊!刘银芳六神无主,不知发生了什么该怎么办。她急忙去找马哈茂德,家里没人。妻子说他这几日天天往县上跑打听消息,要么就去几十里外的汉族大队。

心乱了,人慌了,走吧,去那里?陕西老家没亲人了;不走,这里站不住了。她一回家,不知怎么回事就坐进了牛车里。阿帕、阿恰安慰着她,牛车扎进滚滚尘土之中向西驶去。

天气阴沉,尘土飞扬,牛车马车牛群羊群乱哄哄地越过了边界。刘银芳被围坐在牛车中间。妇女们说什么她听不懂,只好用头巾紧裹着脸。她知道黄素英前天已过边界走了。不知能不能见面。

不知颠簸了多久,天快黑了。突然在嘈杂的声音中响起了汉话——祖先传下的语言在呼唤“刘银芳!刘银芳!”她扯下头巾伸头大声答应着。一位汉族小伙子骑着快马急驰而来,扶她下了牛车上了马,疾奔向东。天黑尽了,那匹大黑马十分壮实而且熟悉路,一路小跑。她不认识小伙子,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谁叫你找我的。小伙子答,是你的“陕西乡党”叫我一定把你找到追回来,我一路追一路喊,只要看到车上有花头巾就喊,总算找到了。

原来,马哈茂德回到家听妻子说她走了,立即骑马到塔城小兄弟处,令小兄弟骑快马一定把她追回来。

500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回来后,她吃住在马哈茂德家里。一听说黄素兰也跑过去了,马哈茂德眉毛一拧,命令小兄弟再出边境追回黄素兰。第二天黄素兰也追回来了,两个姑娘惊喜万分。黄素兰说,到那边真被人看贱了,给你一块硬面包不假,但眼神像打发讨饭的。还有,咱是女人啊!有的人那眼神咋看着不规矩啊……

马哈茂德每天天不亮骑马过边界,天黑才回来,把散失山野的公社的牛羊赶回来,忙得两头不见太阳。刘银芳问他为啥把她追回来,他只说了一句“如果在我眼皮底下你被卷走了,我将来九泉之下,对不起陕西老家的祖宗!你们是陕西姑娘,咱是关中汉子,是你叔啊!能看着你们跑出去当外国人?!”

很快,边境热闹起来,人气火爆,一辆辆汽车拖拉机满载年轻人来到叶尔盖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代”(代管代耕代牧)工作队赶到边界,混乱被控制住了。

刘银芳第一次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词,十分新奇,十分高兴。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兵”啊!听口音陕西甘肃河南四川那里人都有,看穿的有旧军装有军便服有中山装,再看看有背枪的、有背坎土镘的、开拖拉机的。人们一下子有了主心骨,人心很快安定,谣言像乌鸦收起了黑色的翅膀消失了,边民外逃风潮被阻止了。

马哈茂德给工作队又当翻译,又带路找人,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那时的人没有要报酬的意识,何况是在国家边疆危难之际。

从马哈茂德口中,她听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那些人在边境荒野山中,到处寻找牛羊集中起来放牧,鞋磨破了,捡块羊皮捆在脚上满山跑。有个指导员领着一个班在山口设哨卡,没菜吃到处挖野菜。那天有人挖了一捆不认识的野菜,指导员说煮了我也尝尝,没问题了你们再吃。结果吃了不久口吐白沫晕倒了,大家急忙用门板把他抬下来,半道上就咽气了……

500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还有,兵团“三代”工作队里有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老八路,听口音是咱“陕西乡党”。

刘银芳没想到这场边境重大事件又一次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嫁给了一位兵团人,从而她也成了农九师162团一名女职工。

党中央决定组建边境农场。一辆辆拖拉机从奎屯、石河子开到叶尔盖提。当拖拉机开进叶尔盖提,刘银芳好奇地前后看,看了机车再看那开车人。大队安排她给拖拉机手送饭,他们渐渐熟了。一打听,那位拖拉机手小伙子姓潘,朴实厚道。恋爱的过程,天下人都差不多,无须细述。不久两人结了婚。刘银芳跟着新婚丈夫到了162团机耕队,离开了加尔其大队,离开了马哈茂德的家。

兵团真好!不但没有饿死人,往灾区运粮的汽车一溜烟尘望不到边。一月30多块钱工资,看病不要钱,常有电影看,而且人与人亲切关心,要不是后来“文革”窝里斗,伤了感情,这个大家庭团结和睦,吃饱穿暖,孩子上学不要一分钱,多好啊!逃荒者心中的天堂不就是这样吗!

她成家养孩子忙工作,没有时间去看望马哈茂德,常常打听他的消息。刚开始,听到的是好消息。工作组说他是好翻译、活地图、地情熟,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但后来不断听到了坏消息。

1964年“社教”开始了,他受到审查。“文革”狂飙突起,在劫难逃,他成了“逃亡地主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被批斗示众,悲愤成疾,不久病故。没人知道他的汉族名字,没人知道他的身世。人们传说:“土改”时他父亲被镇压,十几岁的他流浪到塔城,被柯勒部落收养。

500

老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直到“文革”结束,刘银芳托人打听,说马哈茂德被恢复名誉,他的儿子当了县医院院长,为父亲重修坟墓立了碑。他的妻弟后来从那边又全家回来了,还带着孩子到墓前祭奠。他的孩子个个优秀,成家立业,口碑很好。

直到当了奶奶,刘银芳一直非常遗憾:他是我和黄素兰的大恩人,可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汉族名字叫什么!只知道他是“陕西乡党”。就算他家是地主,可他逃出来时才十几岁啊!他是大好人……

1998年中秋节的第二天,《162团志》评审会召开。有人认为刘银芳、马哈茂德的故事不能入官方正志。我发言前就暗暗告诫自己不要激动,但是说着说着激动起来:

四十年过去,岁月淘金。当年的“老大哥”妄图分裂别国,自己却先四分五裂了;柯洛衣部落当年乱哄哄走过边界的人,绝大大多数返回故土安居乐业。

我们的志书不能光写官不写老百姓!我坚决主张将其列入“附录”,不能让这段真实的往事湮没了。他们确实是“小人物”,文化程度低,肯定不知道苏武牧羊、文天祥的《正气歌》,也不一定能说透他们的“陕西乡党”张骞、班超的伟大历史功绩,但是,马哈茂德那句朴实而又力撼山岳的话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正气歌:“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陕西老家的祖宗”!

后来,《162团志》出版了,把刘银芳和“马哈茂德”记入了“附录”。

作者:陈新元。

全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