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蓉 | 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记忆与乌托邦的两个维度

编者按

据新京报等媒体消息，当地时间2024年2月19日，德国著名人文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康斯坦茨逝世，享年85岁。阿斯曼生于1938年7月，曾先后在慕尼黑、海德堡、巴黎和哥廷根学习埃及学及古典考古学。1976年，阿斯曼被正式任命为海德堡大学埃及学教授，并在该校任教至2003年退休，随后又被任命为康斯坦茨大学文化研究荣誉教授。曾出版著作有《出埃及记：古代世界的革命》《文化记忆：早期繁荣文化中的文字、记忆和政治身份》《摩西的抉择：一神论的代价》等。作为一位文化学者，扬· 阿斯曼与妻子阿莱达· 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一道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探讨哪些因素有助于形成人类文化与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对该领域相关研究的推进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本刊亦高度关注相关选题，曾约请刘亚秋、赵静蓉等学者围绕“文化记忆”这一问题从不同维度展开深入讨论，现将相关文章推出。

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记忆与乌托邦的两个维度

赵静蓉 |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斯宾格勒曾经断言，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时至今日，这个论断显然已经得到了现实的佐证。回望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自中世纪城市诞生以来，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历史进程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以及新的文化精神取代了旧有社会形态下的旧的传统，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因此成为某个新历史阶段或某种新文明形态的源起，比如14世纪在西欧各国陆续发生的文艺复兴，18世纪开掘理性自觉的启蒙运动，甚至19世纪中后期以审美现代性为精神指向的现代主义运动，都是以城市的形成和扩张为其实际社会基础的。延用彼得·伯克的说法，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更不会产生后来的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将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不仅如此，城市的发展还伴随着“人”的觉醒。因为城市生活使人与人的交往渐趋市场化，而市场化的人际关系是以个体对彼此所拥有的产品资源的相互承认为基本前提的。因此，在这种新的生活语境中，“个人”的概念从背景中凸显出来、逐步被强调，而人的本质也日益从“神圣教徒”或“神的奴婢”转变为具有现实物质生活需要的“世俗的人”。城市使人的现世生活真正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人不等同于他所依附的环境，人的自觉又与环境的自治共同存在。可以说，无论对于客观的世界及其发展演变，还是对于主观的人及其成长成熟，城市都是无可替代的、最关键的核心。

当我们谈论城市时，往往习惯于把城市作为一个空间概念来谈论。因为在地理学的层面上，城市不仅意味着边界或界线（这一边界或界线对外区隔了城市与乡村，对内框定了市中心与市郊），还意味着密集的建筑群以及贯通整个城市的地面与地下交通系统；更重要的，城市还包括多功能、多主题、多形式的文化机构、服务场所与娱乐设施。这一切可见的空间景观共同塑造了城市，而通过人与景观的“展演（performing）”，城市又自主生成抽象的、不可见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衍生出社会文化意义上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精英与大众等多重二元对立的象征性空间。

由此可见，即使只把城市当作一个空间概念来看，它的内涵都极其复杂和多元。这不仅因为城市内容包罗万象，更关键的是，城市不是固定静止的客观物，而是一个始终在发生、在流变的过程。行动中的人自不必谈，就是写字楼、地铁公交、大街小巷等“静物”也是在与人的相互动作中“自我呈现”或“自我展示”的，“空间（space）”在不断地变成“居所（place）”，“客观之物（objects）”在不断地被赋予生命和意义、从而转化为“关系（relations）”，“事物（things）”在不断地被卷入到关系之中成为“事件（events）”。城市从未停止过行动和变动，不断生成中的城市显然要比展现中的城市更接近城市的内在本质。所以说，城市也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把城市视为一个时间概念而非空间概念来探究，也许更容易令我们领悟到城市之崛起与胜利的奥秘。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希望尝试解答的问题是，在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轴上，城市精神位于何处以及从何而来，城市文化中所包蕴的时间观念又怎样作用于现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现代城市问题是否聚焦在对“当下”“瞬时”以及“碎片化”的承认中。

记忆的悲观主义情绪和记忆的“阶层化”

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有两个重要维度：记忆和乌托邦。记忆维度体现了城市形成的过程，关乎城市的历史和传统，是差异建构和城市主观性形成的过程。一个城市的记忆并不都潜藏在作为城市主体之人类的心灵当中，那些不发声的博物馆、古旧民居、旧城墙、狭窄的街巷，或者那些日渐消失的手艺、仪式、风俗、社会风尚，甚至是那些难再寻觅的食物的味道、曾经流行过的旋律、某种根深蒂固难以去除的习惯，都是城市记忆的沉默载体。这些事物见证了一个城市的过去，也参与了这座城市形成风格、铸就特色、最终成为“这一座”而非“那一座”城市的全部过程。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记忆直指过去，记载的是城市的生成史。与瞬息万变、令人眩晕的现实世界相比，这些不断“过去”又不断生成的记忆更贴近人类的本心。它塑造了城市成长进程中的神话时期或童年时代，激发了现代人无限的想象，是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永恒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也正是因此，浪漫的怀旧和感伤的乡愁注定是永不衰落的城市话题之一。

我们并不怯于承认这一点。不过，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在这种浪漫的怀旧和感伤的乡愁之中，已无可避免地汇入一股悲观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已渐渐取代怀旧和乡愁，越来越占据了现代人的心灵世界。悲观不是因为失落的黄金岁月不可复得，更不是因为留恋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而拒绝城市，而是因为人类主体也不得不像被持续建构的城市一样，持续地对自身与环境、与社会、与世界的关系做出调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分工日益细密，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迅速变得比土地、劳动力、资本更加重要”，“成为经济组织和发展的关键”，成为令人瞩目的财富资本，并且“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作为一种生产因素，在全社会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与学习和创新的联系日益紧密”。简单地说，知识不能被先天习得，也无法通过后天的培育一劳永逸地获取，它不仅要求知识主体在教育成本方面连续性的高投入，而且无论是知识生产还是知识消费，它的最终产出和效用还要接受实际生活的检验，与人类主体对自身的认识及反思息息相关。可以说，知识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力和生产要素都更富有创造性，也更具有无限的、不可预知的可能性。正是因此，当知识生产取代情感生产成为城市精神的主因（the dominant）后，社会的分化必然会加剧，无论是在经济生产方面，还是在政治权益方面，更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人的个性化会越来越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也会愈益鲜明。我们可以想见，以知识生产主导社会进步的城市化进程，在激发城市潜力的同时，也必然会营造出社会整体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使每个个体的人都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只要生活在城市中，或者说，只要想在城市中生存下来或生活得更好，个体的人就不得不依赖知识的生产和消费以获得自我的社会位置，就不得不常常更新自我的知识系统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知识霸权的时代，人必然是一种新型的人，人和人的差异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以血缘、性别、家族、种族、地域甚至国家的区分为标准，而是依据一个人的智识、能力，依据这个人可能为社会所创造的各种物质价值与抽象价值的大小。毋庸置疑，当一个城市致力于从过去走向未来时，任何一个城市中的人都不得不经受知识的淘洗和选择。对任何一个城市中的人来说，进入城市、融入城市，乃至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城市生活，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部分人会失败，可能就此远离城市、在农村安身立命；一部分人在城市的边缘徘徊试探，成为游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间人”；一部分人留在了城市，但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压抑而痛苦，不能转身逃离但又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对于现代都市而言，数量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可能是那些努力想要进入中产阶层以及已被界定为中产阶级的普通人。这个群体没有统一的世界观和生活理念，但最拼命、最分裂、最焦虑，他们才是城市生活最坚实的支撑者。当然，还有极少数城市生活的主宰者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掌握着一座城市的发展命脉，同样要为其位置付出巨大的努力。

显而易见，一座城市不是铁板一块，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也绝非“步调一致”。就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各有各的不同一样，城市的记忆也是千差万别的。假如我们认同前面有关知识主控和社会分化的观点，那对于我所认为的“记忆的阶层化”也不难理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群并不存在实质的平等，所以，即便城市的过去和历史只有唯一的一个，不平等的人群对它的记忆也一定不是唯一的，记忆与被分化的人、人所处身其中的社会语境、人与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者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

为什么在城市记忆的构成中，除了“浪漫的怀旧和感伤的乡愁”，悲观主义的情绪越来越浓烈，其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一言以蔽之，新的“乡愁”不是“回不去”的痛苦，而是“进不来”的创伤；是在辉煌绚烂的都市景观的阴影下，所隐藏着的现代人的文化焦虑；是“城市情结”的核心内容，而不是渐行渐远的“乡村感”。这种新的“乡愁”和记忆是朝向城市而生的，它不仅涵盖了一个个体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归属感，还包括了这个个体文化生存不可或缺的安全感和成就感，缺失任何一种，都会导致形成现代都市人的悲观主义。所以严格地说，其实任何一种城市记忆都是关于人之成长和城市之成长的记忆，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创伤记忆，都不只是具有“甜蜜的忧愁”的审美情调，而是沉重的、痛苦的、严肃的情感机制。如果只从怀旧或思乡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情感，而不去考虑其中的复杂性和多义性，那就不仅是隔靴搔痒，甚而可能不得其所了。

遗忘和城市乌托邦

尽管悲观主义情绪渗透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无法消除，21世纪还是不可阻挡地被称为“城市的世纪”，因为“世界第一次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或者城镇的局面，这是在千禧年前后，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实现经济爆发式增长以及部分亚洲与非洲地区实现了持续的高城市化率带来的结果”。在英国城市学家艾伦·哈丁和泰尔加·布劳克兰德看来，全球化进程也许使城市陷入危机，但并不必然导致城市的衰落。恰恰相反，城市在不断地增加、扩大，城市的边界愈益向外扩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生活在城市，他们的选择进而又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把城市带到了一个更大的网络之中，“通过在更广泛的循环流动和经济组织全球空间中的角色扮演，构成城市的经济生活”。城市无疑具有强大的自我修正的潜能，它向那些努力想要进入或融入城市生活中的奋斗者们展示了城市的无限生机和可能，并体现了城市的另一个时间维度——乌托邦。 

乌托邦的理论本义至少包含三个意思：不存在的、遥远的、美好的或理想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延伸；它不是以本来面目自我呈现的历史，而是经由想象所创造出来的、诗化的未来。城市乌托邦就是在时间轴上指向未来、对城市未来的完美设想，是城市共同体确立的基础，也是构建城市伦理的前提条件。从这些基本界定来看，城市乌托邦与城市记忆其实是悖谬或对立的一组二元结构。一个是以未来为导向，一个是以过去为内容；一个是对希望和理想的规划，一个是对传统和历史的反思。城市乌托邦和城市记忆的并存最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城市生活的矛盾重重。

现代城市生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将之归为五种类型：群体的不确定性、行为的不确定性、物的不确定性、事实的不确定性和研究类型的不确定性。在拉图尔看来，“社会”不是一种物质、材料或区域，不是一种独特的构成类型，而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一个发生在各种异质或不同类型的社会力量间不断关联与聚合的运动。作为行为主体，人类生而处在不同的群体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行为，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独立构成社会。同样，“物”的力量也不能被轻视，我们不能因为要考虑人的维度就想当然地认为“物”不会发声。拉图尔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论断：“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置身于其他各种事物之中的特别之物，那社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把社会视为一场关联各种非社会性事物的运动，那社会可能就无处不在。”只有从“聚合（assemblage）”的意义上讨论社会，我们才能重新回到“社会”这个概念的本义上去，即“生活在一起的科学（science of living together）”，也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多元化的探索。

由此可见，不确定性并不必然是一种负面的或消极的特性，我们反而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动力型的、具有能动作用的积极因素，它激励着社会不断产生各种动因，又被不断地塑形、组合、重组，为开启各种可能性创设了条件。在城市文化研究中，美国城市规划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借用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关于“漂移的美学（esthetics of drift）”的认识，提出可采用“漂移式的发展模式”来解决城市衰落的危机，就是对不确定性之文化功能的最佳证明。“成功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说必须是终点开放型的，而不是目标导向型，在其过程中需要保持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色彩。⋯⋯我曾经把经济发展定义为一个持续的创新过程，把新的发明有效地应用于日常生活。我们还可以扩大这个定义，把发展理解为一种随机应变的漂移过程，不断通过新的工作去解决新的问题，找到某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然后又需要用更新的智慧去应付更新的问题⋯⋯相反，用‘目标明确’‘规划长远’和‘决心坚定’的方式去完成某个任务的‘产业发展战略’，则属于一种军事化的思考方式。它背后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假设，以为人们完全可以控制、动员和操纵经济生活，战争时期的确可以暂时做到，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扩张却不行。”雅各布斯赞成混合功能的区域规划，主张用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不确定的城市生活，因此她赞美20世纪中期纽约的步行世界，认为街道生活是城市生命和城市安全的本质。这与德国学者本雅明和齐美尔的城市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四通八达的街道上行走着本雅明意义上的“浪荡子”和齐美尔意义上的“陌生人”，充满了未知和机遇，也象征着城市的生机和希望。

现代城市生活确实是纷繁复杂又矛盾重重的。比如，高楼林立间是杂乱无序的城中村，金碧辉煌的酒楼外有流动的摊点，立交桥下隐藏着狭窄的街巷，高档社区旁有噪音轰轰的垃圾处理站，精致时尚的都市中产者与衣衫褴褛的乞丐并行⋯⋯这样的例子在城市中举目可见。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城市究竟要如何消化庞杂繁复的内容？那些时刻发生在不同地区的拆建工程又要如何平衡整体的城市架构？每时每刻，城市的一部分都在经历着过时、衰老、落后、死亡，而另外的部分则同时经历着恢复、更新、创造、复活，一个城市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对于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而言，是记忆还是遗忘更能推动城市的前进？

人类来自于历史，但遗忘却使城市前行。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也是实现城市乌托邦的一个重要条件。环顾四周，我们很容易发现，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其相似度也越高。比如，都有刻板有序的生产流水线、玻璃墙体的摩天大楼、整齐划一的住宅公寓、格局与功能渐趋一致的写字楼、多线路多层次的地铁线和立交桥、仓储式一体化的购物商城、街心公园与城中绿地等，不一而足。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趋向一个框架或一副面孔，从特大城市、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小城市，再到县城、乡镇，不同规模和层级的城市就像俄罗斯套娃，遵循一个模子，虽然令人震惊但却韵味不足。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现代城市的遗忘：一方面，城市发展和生长以模仿上一个层级的城市结构为规范，县城像缩小了的城市，大城市又像小城市的模型和榜样，越趋同可能就意味着城市化的进程越快、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千城一面”实质上就是对一个城市的传统及历史特色的抛弃和遗忘，而那些被抛弃的城市个性往往还被冠以“欠发达”“落后”“闭塞”等弱点，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遗忘实际上是通过对过去的污名化才得以顺利实现的。

在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看来，文化遗忘（cultural forgetting）也是被建构出来的，造成文化遗忘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人类居住地的范围扩大；第二，速度生产；第三，对环境的有意破坏和重复破坏。以城乡之间的联系为例，城市的边界逐渐扩大，压缩和吞并农村的土地，农民逐渐变成市民，又变成公民，这其实就是文明的一个自觉遗忘的过程，农村或乡村的生产力被渐渐遗忘，现代化的城市被建造起来。贯穿其中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是环境被破坏，而速度生产则越来越混淆了居住（dwelling）和旅行（travelling）之间的差异，加速了遗忘的过程或现代化的过程。

城市的遗忘是城市乌托邦的现实表征，而城市乌托邦最终必然是城市的胜利，就像美国经济学家、新城市主义倡导者爱德华·格莱泽在他的颠覆性巨著《城市的胜利》中所宣扬的那样，摩天大楼比低矮的楼房更安全，柏油路比田间小道更环保，不加限制的、“扁平化”的城市也会导致高能耗和管理成本的激增。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城市的变化“引导着整个世界”，但“城市不能通过新的建筑来推动变革”。面对城市的遗忘所必然带来的伤害，积极的做法绝不是假装现代化没有发生，更不是试图原封不动地复原失落的传统，城市的胜利依靠的是更理性、更科学的规划和管理以及更明智的对区域规划所做的个性化决策、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保护的严格界定。所以，也许我们应当乐观地看待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相信人类在处理自身与生活环境之间关系的智慧，发挥城市最伟大的功能——“城市让我们更加成其为人”。

理想主义和“分成两半”的瞬间

如果我们可以把城市当作一个各种力量的聚合体，那或许可以说，城市瞬间生成又倏忽消逝，瞬间被记住又被遗忘，在想象未来的同一时刻就变成过去。我们很难描绘出城市的时间图景，更难确切地界定或形容“瞬间”究竟是什么。毋宁说，作为“现时”和“当下”的“瞬间”是不存在的，至少它没有现实内容，也没有现实意义，只是一个理论意义上、在介入现实时可被作为分析视角或者观察方法的概念。更进一步说，“瞬间”在它诞生的同时就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属于过去，一半属于未来。过去是真实具体地发生过的，曾经被经历被感知的，可以在人们的口耳相传和文字记载中寻到踪迹。而未来是可以被幻想被规划的，是在想象和实践中渐趋清晰、渐具轮廓的，也是可以通过艺术手段予以表现而被具象化的。所以，从我们对真实的一般认识来看，只有过去和未来是真实的，而“瞬间”（或“当下”、“现时”）则是虚幻的。

其实，本文中贯穿始终的观点，即把城市过程化而非在地化。或者换个说法，把城市更多地赋予“变迁”的内涵，而非将其“镶嵌”在某种固定的“结构”或“框架”之中，通过找回城市的时间属性，来弥补对其进行空间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因此我对美国人类学家萧凤霞关于“结构过程（structuring）”的一段论述深有共鸣。她说：“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地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structure），而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作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结构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把结构变成过程，结构才可能是建设性的。

基于对“瞬间”和“过程”的理解，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常常被作为客观现实而被言说的“活在当下”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没有办法在一个没有长度和过程的时间中生活。只要把个体的现世存在当作一个流动的时间过程而非静止的空间状态，我们就不能否认“瞬间”的虚幻性。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界定一个个体的身份，最恰当的做法不是追问“我是谁”，而应探究“我如何成为我”。

记忆和乌托邦的两个维度涵盖了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构成未来城市的关键要素至少应当包含四个：情感、知识、伦理和移民。情感、知识和伦理对于城市建设不仅具有批判功能，也有更强大的建构功能。这恰恰说明，城市发展在时间之流中从未中断，人们不仅渴望进入城市，与真正的城市精神血肉相融，而且还希望能够建设和创造理想型的城市，使城市成为人类的宜居之地。城市生活的主体永远是人，但有所不同的是，理想型的城市主体不应当被局限于“市民”或“公民”，一个个体所身处的地域边界、他/她的生活方式及其所拥有的政治权益和意义系统都不应当变成界定他/她的身份认同的主导性因素。城市乌托邦构造主体是“移民”，是可以自由出入城市而不受地域的限制、基于多元化的选择而不为传统所禁锢、以差异化和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主观性个体。更重要的是，以“移民”为行为主体的城市生活是导向未来的。人依据未来设计自己的现实生活，以“诗”的方式而非“历史”的方式规划和管理现实。理想不应当被嘲笑，理想主义应当作为新的城市精神被鼓励被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