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对百年文学思想史路径的思考

 一百年与二十年：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专栏

主持人语

21世纪已进入第二个十年，谈及这20年的变迁，可以列举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网络媒介深度介入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革命性技术不断迭代更新，等等，而这些无不属于“器物”的层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已不再用思想潮流或思想事件来命名时代，而惯于以“器”为名，指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蔡元培先生在为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时，将新文化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以为新文学、白话文这些“器”的革命实则思想的革命，并高屋建瓴地论断“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文学革命同时是思想革命，文学家同时是思想家，这是百年前新文学发端之时的样貌。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对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同样做一“总审查”，我们如何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我们是否仍能掷地有声地说，“文学传导了思想，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100年前的新文化时代，天才成群结队而来，今天，缔造我们这个时代新文化的天才在哪里？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迎接成群结队的天才的姿态与土壤？

21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设立“一百年与二十年：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栏目，既是一种回望，也是一种对视，更是一种自省；不仅仅是希望从那种不无历史局限性却影响至今的文学认识论中跳脱出来，站在一百年的历史视野下重新看待文学是什么、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更要在思想已变得稀缺的当下，为日益“内卷化”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接枝”（李欧梵语）——不仅是在纵向的古今之间，也在横向的跨界之间。陈平原先生曾主张将“五四”作为一种“思想操练”，因它是可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值得后来者与之不断保持对话。在一百年与二十年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将不仅仅是线性意义、逻辑意义、解释意义上的，而通过诸如“邀请古人成为我们的当代人”（赵汀阳语）、“查知比对（ChatGPT）的历史‘比对’”（朱寿桐语）这样的思想穿越，我们或将由此获得更丰富的思想的“偶合”和文学的激发，看到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互相磨砺、彼此点化，从而得以在新的视野下重新发现问题，或让“问题重新出生”。

文学和文学研究何以跨出近几十年越来越边缘化的境地或越来越窄化的路径，学界亦曾不断尝试“接枝”，从“历史化”到“文化研究”到“社会学视野”，文学不断与“方法”链接，甚至沦为方法的“跑马场”。而近来学界关于“文学性”的讨论则显示，学者们开始尝试在文学本身的特性与文学的外部之间探索某种平衡，这是一种立足文学自身的再问题化，也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返景入深林”。“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便是欲将“外部影响”转化为“内部生成”的一种考察，不仅是在思想史和文学史跨界的意义上展开，更是尝试建构一种文学思想的整体性，在一种更大的文学观下，展开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既是学问也是心灵的研究。

主持人——王尧、叶祝弟

“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

——对百年文学思想史路径的思考

王尧 | 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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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王尧教授

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中考察，“新文学”是知识分子寻找思想文化出路的一种形式。如果，我们将“现代中国”作为一种重要思想，则“现代中国”的“新文学”亦如是，“新文学”因而被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新文学很长一段时间被“现代文学”替代，作为另一种新文学的“当代文学”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想象与实践形式。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在思想和语境上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换，这两种“主义”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分析框架。在这个大框架中，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交互依存”，形成了复杂斑斓的图景。

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置于思想史视野中加以研究，是1980年代以来学界的一种路径。一些学者由文学转向思想史研究，一些文学研究者即便不是专治思想史，思想史作为一种方法也对他们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样，思想史研究者也以文学为分析对象。虽然，学科建制划定了不同研究领域，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关联性”。基于思想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关联性”及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现在清晰提出“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命题，以强化这一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思想史与文学史

不同的视野、方法及其所涉及的领域总有重叠之处，这是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之一。我们讨论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首先确认的是，思想史本身便是跨学科的。《思想史期刊》首任主编洛夫乔伊认为，思想史的内容包括哲学史、科学史、宗教史和神学史、艺术史、教育史、社会学史、语言学史、民俗和民族志史、经济学和政治学史、文学史和社会史。根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彼得·沃森的介绍，《思想史期刊》第二任主编菲利普·P.维纳（Phillip P. Wiener）主编的《思想史词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覆盖了七个核心领域：关于自然的外部秩序的思想，关于人性的思想，文学和美学，关于历史的思想，经济、法律、政治思想和制度，宗教与哲学，形式逻辑数学和语言学思想。文学是思想史研究所跨学科之一。

《思想史词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维纳在《思想史词典》1973年版的序言中，谈到了“思想”是如何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的：“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在创作与研究中，每当其主题超出既定的形式、风格或传统方法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借鉴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思想观念。艺术语言常常会表现出文学主题、科学发现、经济发展、政治变化的影响。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是从古代关于自然和人的神话和形而上学观念中分化出来的，在各自历史发展中利用了经过检验的观念和实验方法的交叉孕育而产生的分析结果和实验方法。这种思想的外向影响促使思想史学家探索人类在不同领域的艺术和科学成就的关键线索。在尊重专业领域的完整性和诉求的同时，思想史家通过追踪思想的主要和次要关注所产生的文化根源和历史影响，对知识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关于这段文字需要推敲之处是，艺术家、作家的创作与思想的关系远比维纳所说的要复杂得多，借鉴“专业领域之外的思想观念”并不完全是因为其主题超出了既定的形式、风格或传统方法；“思想观念”有跨专业的“共同性”，艺术家、作家有时恰恰是因为在这些“思想观念”影响下，其创作的主题才超出了既定的形式、风格或传统方法。

我们的重点当然不是研究作为思想史一部分的文学，不是把文学史作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但思想史涉及文学的方法和论述也是我们以思想史为视野研究文学的跨学科基础之一。在中国学者的思想史著作中，文学也是思想史考察的重要内容，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便收录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思想史词典》之三“美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及艺术思想史概念”收录的关键词有：“文学史里的寓言”“作为美学原则的模糊性”“18世纪的古今之争”“艺术与戏剧”“为艺术而艺术”“文学中的巴洛克”“19世纪中叶前关于美的诸多理论”“恶魔学”“文学的演变”“文学的表现主义”“美学史里的形式”“从文艺复兴至1770年的天才”“天才：艺术的个人主义与艺术家们”“音乐天才”“19世纪中叶以后关于美的理论”“净化”“偶然生成的图像”“文学中的古典主义”“艺术分类”“喜剧意识”“艺术中的创造性”“文学批评”“哥特式概念”“音乐中的和谐或狂喜”“图像学”“艺术中的印象派”“反讽”“文学及其同源词”“文学悖论”“千禧年主义”“摹仿”“母题”“浮士德主题”“关于山林的文学观念”“音乐作为恶魔的艺术”“音乐作为神圣的艺术”“古代神话”“圣经时代的神话”“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话”“文学史的分期”“柏拉图主义中的修辞与文学理论”“从古代至18世纪中叶的诗歌与诗学”“文学、艺术及科学中的现实主义”“柏拉图之后的修辞学”“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约1780年—约1830年）”“维多利亚时期的情感与感伤主义”“英国文学史的神话（17至18世纪）”“18至19世纪的神话”“19至20世纪的神话”“艺术中的自然主义”“艺术中的新古典主义”“牛顿的《光学》与18世纪的想象力”“文学风格”“外界自然的崇高”“文学中的象征及象征主义”“从文艺复兴至1770年美学史的品位”“节制及基本美德的准则”“悲剧意识”“诗画”等。作为思想史词典，其中的这些可以称之为文艺学的条目恰恰是以“思想史”概念出现的。

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思想史旁及其他学科，特别是其与文学艺术的交叉，是许多学者注意到的现象。在英国学者迈克尔·彼蒂斯看来，“任何对思想史的一般考察，不仅要考虑政治和社会观念，而且要考虑它们与以下诸多方面的互动，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思想，以及那些与‘文化’史明显交叉的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只要语词仍然是我们使用文献中话语的主要载体”。正是基于这种互动，哲学、文学批评和政治学等领域都出现了代表性的思想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尚未使用“思想史”这一概念，如果换一个角度，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是跨学科的，文学家的鲁迅也是思想家。美国学界在学科的划分上似乎比英国和欧洲大陆要大而化之：“美国的职业历史学家在研究思想史方面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史学家不同，长期以来，那些至今在绝大多数英国和欧洲大陆学界看来仍属于‘文学史’或‘哲学史’的部分，在美国学界却被视为历史研究本身的一个分支。”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倾向的讨论，从更大的学科范围看，也是视野和方法的差异之争。

“思想史”视野诸要素

何为思想史，也许是我们讨论思想史视野（方法）的前提。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说，“何为思想史”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问题。英国学者斯蒂芬·柯林尼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来定义思想史，我们肯定会有局限。他从思想史的功能出发对思想史做了这样的解释而不是定义：“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思想史的功能在于理解那些共同构成以往思想或反思生活的观念、主张、信仰、预设、立场以及成见。这种思想生活必然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相一致，彼此间并无明确的界线。”这一理解与侯外庐的观念比较接近，他在《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文中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同时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历史时代联系）和‘纵通’（思想源流演变）关系。”宽泛地说，观念、主张、思想、信仰、预设、立场及成见，是思想史的基本内容。我注意到，斯蒂芬·柯林尼上述观点中包含了“生活”这一概念，如何理解思想史中的“生活”，王汎森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认同克罗齐“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职能”的观点，提出“如果想了解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实际的样态，则不能忽略‘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程方式’，另一方面是‘生活是思想的一程方式’”。就文学而言，“生活”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借用乔治·艾略特的话说，文学艺术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放大生命体验、把我们与同伴的接触延展到我们个人际遇以外的一种模式。”（《德意志生活的自然历史》，1856）文学源于生活，但思想赋予生活以意义，当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时，总有一种思想与生活处于亲和状态，也总有一种思想和生活长于紧张状态。作家的思想视角不同，会发现和理解不一样的生活，并去建构不同的文学的生活世界。作家的“思想生活”也因此成为关键词。除了这些要素外，我以为“知识”也应该纳入其中。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的“导论”中谈到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分野，同时也强调了知识、学术、思想三者的相互依存：“但是，我必须说明我并不相信离开知识性的学术，思想可以独立存在，也不相信没有思想，而学术可以确立知识的秩序。”知识是思想的基础，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研究形成了相关学科的学术史。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则是对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种清理。

在上述关于思想史的诸要素中，“观念”尤为引人注目。“观念”作为一种意识，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文学研究中，关于理论、思潮流派和作家创作观的研究都贯穿了“观念”。当美国学者洛夫乔伊首次使用“观念史”后，“观念史”研究便成为“思想史”的一种方法。“观念史”方法首先主张分离出某些构成复杂信条和理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单元”。中国学者也呼应了这种“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进行关键词的研究便显示了这一方法的影响。借用“观念单元”这一概念，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单元，比如：启蒙、个人、人道主义、形式、审美和纯文学；集体、阶级、大众、政治和现实主义等。对不同观念的认同，构成了不同的思想群体。以思想来划分文学群体，这是我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学术方法，其惯性一直在延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结构深受这种方法的影响。观念或观念单元的划分，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中一种主题建构的方法：“就思想史而言，有两个经常相互交叉的有关该领域的主题的建构得到了许多职业历史学家的认可，历史学家用以区分这两种建构的词汇至今仍然变动不居，但某些典型的且有时带有误导性质的二元对立仍能够揭示这一区分的某些方面：诸如精英与大众、学者与民众、观念与情感、分析性的与象征性的，以及理性的与宗教的。”在文学研究中，许多单元观念也成为文学主题建构的基础，如我们熟悉的启蒙/救亡、传统/现代、中国/西方、文明/愚昧、人文/技术等。

阿瑟·奥肯·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

这种以主题建构思想脉络的方法，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是清晰的。彼得·沃森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前言”中曾经谈到思想史研究的一种路径是强调“大”思想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诸如‘进步’‘自然’‘文明’‘个人主义’‘权力’和‘什么是现代’‘什么不是现代’等热门话题上，论著甚多。许多学者，尤其是政治历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把贯穿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看作围绕自由和个人主义两个主题而推进的道德传奇。”在讨论“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两个主题时，彼得·沃森进一步列举了相关思想家的不同侧重，而这些思想家对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产生过影响：“有人把历史看成一部道德演进的宏大叙事，伊曼努尔·康德就是其中之一。以赛亚·伯林还花了大量笔墨界定和完善不同的‘自由’概念，解释在不同的政治和思想体制下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是如何被理解的。个人主义的研究近来急剧增加，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它代表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丹尼尔·丹内特在其近著《自由的进化》中，描述了历史上个人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自由如何发展，如何造福人类的不同方式。自由本身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特别能激发思想生成的心理/政治条件。”反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对现代文学史的思想框架影响深刻，而“革命”和“集体主义”同样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史的论述。这两种思想脉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交替出现，这些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中是如何生成的，这些在中国语境中已经具象化的概念、观点、思想，有没有形成一条能够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如果这条脉络不是单一的，那么，其思想的网络又是如何结构的？这些问题都涉及思想与思想语境的关系，因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以思想史为视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法和内容就变得十分重要。

方法：语境中的文本

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思想史研究》在给“什么是思想史”栏目加的“编者按”中简要介绍了西方学界“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在思想史方法、文本解释、学理指向等方面的根本性分歧。“施特劳斯学派”重视对古代经典的重新翻译和整理，对经典文本予以“注经式”解释和演绎，在方法论上强调经典文本所承载信息的“显白”与“隐蔽”，进而要求读者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文本本身的“自足性”“连贯性”以及所指涉问题的“永恒性”。“剑桥学派”在方法论上全然反对“施特劳斯学派”，其核心主张是“语境中的观念”，“观念”首先指涉的是“文本”，“语境”的内涵则非常复杂。和“施特劳斯学派”不同，“剑桥学派”的文本释读方法是：文本在语境中是绝对敞开的，融入语境的文本才能被真正理解，如此才能使思想史家避免陷入“时代误置”。两者都重视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包括文学史家）都是文本的阐释者，区别在于，一者强调文本的“自足性”，一者强调文本的“敞开性”（语境中的文本）。

观念史和文本解释的方法也受到质疑，文学场域和话语理论的出现或许弥补了一些方法的偏颇。在米歇尔·福柯的影响下，将“观念史”纳入“意义结构”的研究得到长足发展。一些学者主张：“我们不应当将目光局限在文本或观念单元上，而应当集中于特定历史时期总体的社会和政治语汇。由此出发，我们最终能够将那些重要的文本放在恰当的思想语境之中，将目光转向这些文本得以产生的意义领域，并进而为这种意义领域作出贡献。”这种主张和“剑桥学派”的方法是呼应的。回顾这些年的文学研究，虽然未必可以进行严格的流派划分，但大致上也可以分为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和语境中的文本研究两条路径。这也恰恰说明了在人文学科内部，许多方法是相通的。

米歇尔·福柯

如果我们接受观念首先指涉文本这一思想，那么，和观念缠绕的文本，就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文本”。我们所讲的文学文本通常是指作为语言系统的作品，在形态上分为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将文学文本经典化并加以阐释，构成了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学史著作重点论述的部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得失，即便突出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其研究也无法删除文学文本与思潮、事件、现象的关联。在思想史研究中，经典文本的阐释固然是重点，但私人信件、政府档案、教堂记事簿甚至销售清单③也被当作文本加以研究。而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年来对副文本、文学制度、出版以及史料中的稿签、群众来信、日记等文本的重视，都表明了文学文本与其他因素的结构关注得到了拓展。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所选择的文本将更具广泛性。

观念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它不是抽象的研究对象，它不能不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所以，我也倾向于将文本放在一个恰当的思想语境中加以研究，思想史视野将为我们研究“语境中的文本”拓宽思路和范围。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社会语境”或“思想语境”的影响是深刻的。自新文学以来，关于“纯文学”理解的分歧便呈现了“文学”与“社会”的复杂性。这些年来关于文学场域、话语、文学制度、媒介文化、现代化史等领域或方向的研究，在深化文本与世界联系的同时，也不断改变我们关于文学的观念。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文学与语境的相互影响，也看到二者的相互缠绕，其中“语境”的一些因素成为文本的内涵，而文本中的观念也成为语境的组成部分。将文本置于语境中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思想。如是看待我们的文学研究，就会发现我们缺少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对历史、现实和正在孕育的未来并无太多的洞见。这是我近年来深刻检讨自我的一个方面。同时，在防止“时代误置”之余，我们还要承认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有“超越时代”的问题，这也是无数经典文本的特征。

我们既要研究作为“思想”的“文学思想”，也要研究“文学思想”在什么样的思想和思想机制中生成。以“现实主义”为例，它作为“文学体制”的美学原则一直处于至高无上的状态，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因而成为一种思想体制。现实主义已经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它粘贴了许多倡导者的政治和文学思想，特别是在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制度所规定的最高或者是最重要的创作方法时。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在当代文学史上，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都与文学制度的重建有关，尤其是当现实主义从一种曾经的定义中释放出来时，其讨论都与反思这种文学的思想体制有关。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体制逐渐被重新认识，现代主义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弱化。19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大众（大众作为阶级概念淡化）的崛起，许多预设的观念被颠覆。在精英文化内部循环的“文化转型”不仅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被裹挟到市场潮流中。在这个时候，文化转型进入了一个有序之前的无序状态，知识界、思想界的分化才真正成为一种思想的分歧。1980年代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后，五四启蒙文学的观念成为1980年代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文学背后的预设，但其在1990年代以后也遭遇质疑。在这个过程中，所谓文学的边缘化其实不是文学价值的跌落，而是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迁移。我们始终没有深刻追问的问题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和审美出现了什么问题，又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这只是我们考察的一个时间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的阶段，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观念抑或思想的沉浮。而在整体上，这就形成了思想的变迁。这些变迁，不仅仅源自思想语境的作用和文学的选择，也是思想自身的消长。这一过程既有逻辑的、连续的部分，也有非逻辑的、非连续的部分。

西方思想话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在中西文化/文明对话的大框架中看待这种影响，我们就不会把这种对话的矛盾、碰撞、冲突简单视为对立关系。中华文明的再造，自然包含了对“西方”的批判吸收。如果传统内部的思想没有危机和蜕变，也就没有接受外来影响的内在机制。就像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中国与西方的辩证，也是我们讨论相关问题的方法，从而可让我们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想资源。这里又隐含了传统/现代这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传统”已经成为流行词时。我们在中国的思想语境中所说的“现代”，不仅是“西方”的“现代”，也是“现代中国”的“现代”。分析中国的“现代”时，我们已经无法将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简单剥离开。中国的“现代”生成过程，既可以视为“西方”的“现代”在中国的横移，也可以当作中国的“传统”对“西方现代”的再造。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时，需要将之置于“中国的现代”与“西方的现代”这样的思想文化语境中，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价值判断。“当代文学”从未放弃改造“旧传统”和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新传统”，这种改造首先是“道”的重建，即价值体系的重建，其次才是“器”也就是文学文体和技巧的变化。而“道”的变化远比“器”的变化要迅速、深刻和复杂，百余年来小说、诗歌、散文尽管有不少文体创新，但大致是稳定的；反观文学的“道”，百余年来风云激荡。

“思想”与“问题”的对话

在某种意义上说，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首先不在视野、方法，而是在于超出学科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对于被研究的东西，最能让人接受的表述是‘问题’。那些折磨人的大问题促使思想超越一切精心构建的学科界限。”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思想”与“问题”的对话。我和叶祝弟在讨论这个栏目时，曾经设计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是粗糙的，也不甚准确，但大致反映了我们当下在思想史视野下对文学相关问题的“发现”。视野是思想史，问题则在文学史。如果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可以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进行清理，那或许可以呈现另一种面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我们的重点不是把“文学”作为“思想”的代言，不是把“文学史”作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而是把“思想史”作为“文学史”的一种研究方法。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只是关注思想影响了文学，而更在于思想如何影响了文学，文学又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和创造了思想。这里，思想和文学的关系无法约化，相反，要更多地呈现和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前言”中的表述堪称经典。

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野草》及《故事新编》呈现了经典性的文学的思想方式，以及思想与文学“交互依存”的结构性关系。这在鲁迅先生《呐喊》“自序”中有过精彩深刻的叙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但这个“来由”既是非常复杂的“思想生活”，又是“思想生活”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过程。在鲁迅的叙述中，他在质铺的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并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这个梦被日俄战争画片中的场景击碎……鲁迅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此后，“铁屋”中的“呐喊”也就成了对“新青年”的呼应。在鲁迅先生思想与文学“交互依存”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若干关键词：梦、精神、心理、生活、知识、思想、事件、他者、医学、身体和潮流等，思想之起承转合与文本生成的复杂关系，在鲁迅的叙述中浑然一体。其实，这种特色也体现在他的杂文和小说史研究中，比如，我们熟悉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国小说史略》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编“《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中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土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则一致，相距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牢笼也。”这里，鲁迅谈汉末至魏晋思想文化和风尚的变迁，同时论及“琐言第一”的《世说新语》文体之形成。

思潮、学说、观点、事件、作家、文本、流派及文学教育、出版等杂陈了我们所说的思想，文学文本的生产和传播也是在这些要素形成的复杂结构中进行的。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常常会让一些学者担心会不会因此忽视了文学的本体性。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所以，我在谈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重点时，强调思想与文学相互依存的关系，强调思想与文学的生成之关联、文学的思想生产和文学表达思想的方式等。近几年关于“文学性”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话题，我也参与了相关讨论。如果我们在审美之外不否定文学的认识功能，那么，思想和情感一样也是“文学性”的元素之一。斯蒂芬·柯林尼“断定”一切历史学家都是文本的阐释者，其选择的文本本身就构成了研究的目标。基于此，思想史对文本的阐释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技能：“比如经过专门训练的文学批评家对形形色色的直白的情感丰富的著作所特有的敏感，以及哲学家探究那种在表面上将提前和结论联系起来的推理的分析能力。”技能的借鉴和互通，正是跨学科研究的要义之一，既然思想史研究需要借用文学批评家对“形形色色的直白的情感丰富的著作所特有的敏感”，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丧失文学批评家的这种特有的敏感。其实，即便不以思想史为视野、方法，文学的本体性也会在研究中丢失。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然包括清理和呈现“外在影响”，但它可能更侧重关注“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因而，我们所说的“思想史视野”，是把“外在影响”转换为“内部生成”的一种考察。

克罗齐将历史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重启作为历史的“思想”其实也是对当下生活、思想生活的介入。列奥·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与历史》一文中说：“20世纪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每一代人基于他们的自身经验以及他们本人对未来的看法，重新阐释过去。历史不再是沉思的，也是实践的；它所从事的对既往的研究，或者从属于其所期望的未来之指导，或者从当下出发并返回当下；它认为这种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哲学意义，期待着从中获得对政治生活的根本指导。”当我们把“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区分开来时，也就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历史的和当下的。思想史研究通常被视为对思想之历史的研究，但作为“思想”的“历史”也延续并启示当下，当下同样激活着历史，在这种潜在和显现的“对话”关系中又将产生新的思想和文学。

尽管我们强调学科差异，强调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侧重，但我们在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重视整体性的建构。维纳为《思想史词典》撰写的“前言”最后一段话让我产生共鸣：“这些对思想史相互关系的研究的目的旨在有助于在一个日益专业化和异化的世界中建立人类思想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某种统一感。这些数百年来艺术与科学工作累积的成果构成了我们防止知识和文化破产的最佳保险。评估创造我们文化遗产的思想是人类精神未来成长和繁荣的先决条件。”

我们以思想史视野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是创造和生产一种研究方法，而是运用思想史研究方法，以打开进入文学史的另一条路径。在这个视野中观察、发现和阐释什么，决定了研究者的创造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