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路迢迢：谁是新疆的枢纽

《地缘城市系列》之乌鲁木齐、喀什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新疆以天山为界划分南疆和北疆，是一个大多数人都知晓的常识。单就这一划分来说，南北疆无疑都需要各有一个城市，来作为天山南北的代表，而这两个代表就是喀什与乌鲁木齐。

决定一座城市地位的所有的地缘因素中，区位一定是最重要的。喀什是新疆直通中亚以及南亚地区的枢纽点；乌鲁木齐则是南北疆的连接点。正是这种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使得乌鲁木齐成为了新疆的首府，喀什亦成为新疆未来最被看好的口岸城市。

不过喀什在位置上看起来似乎只是南疆的口岸，既然地分南北，那么北疆看起来应该还有一个同等级别的口岸城市。以当下的规划来说的确如此，2010年霍尔果斯作为北疆口岸代表，与喀什一同获批建立“特殊经济开发区”，成为了新疆对外开放的窗口。

然而事实上喀什并不只是南疆的口岸，回顾新疆与内地两千年多年的交流史，你会发现无论是喀什还是乌鲁木齐所在点位的枢纽地位，都不是今天才确定的。读懂了这两片土地背后的历史，也就读懂了中央之国是如何一步步走进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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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都护府的诞生

公元前2世纪，为了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寻找能够共同对抗匈奴的盟友，汉武帝派出的使者张骞，第一次带回了黄土高原以西地区详尽的风土人情信息。天山是新疆的中轴线，因为这个原因世人提到新疆时常以“天山南北”来代指。不过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它有一个更知名的名称——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王朝几乎对这片荒芜的土地一无所知。然而张骞带回来的信息却告诉汉武帝，这片整体看起来更适合游牧经济的土地，并非完全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西域有不少国家与中国人一样有农耕文化（颇以中国俗）。

水是限制这一地区农耕潜力的主要原因，由于远离海洋，新疆地区难以像长城以南地区那样，由来自海洋的季风定期送来足够支持农耕生产的降水量。通常情况下，这条适合农耕的降水线会被定在400毫米或者15英寸。尽管西域的某些山地，降水量有机会达到这一标准，但适合耕种区却几乎无一例外的在这条降水线之下。

由于降雨过于稀少，各呈盆地状的南北疆腹地都表现为荒漠化地貌。南疆塔里木盆地腹地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准噶尔盆地中心则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事实上不仅新疆地区如此，位于新疆与黄土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同样是一条为沙漠所困的走廊。有鉴于此，秦始皇统一的中国将西部的边界定位在了黄土高原的边缘，并没有向河西走廊方向扩张。

虽然整体干旱却不代表是生命的禁区。天山等高大山脉的存在，以及这些山脉上形成的积雪，是这些干旱土地的生命之源。这些积雪在融化之后，会在山麓之前营造出一个个小型绿洲。只是并非所有的绿洲，都有机会变身为农业绿洲。在纬度过高的北疆地区，山前绿洲在古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会因为积温过低而难以在古代进行农耕开发。相比之下南疆地区、河西走廊，则几乎所有的山前绿洲都有条件进行农业开发。

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相接，河西走廊又与能够与具备农耕条件的塔里木盆地相连，这就使得中原王朝有机会透过这条如珍珠项链般延伸至南疆的绿洲农业带，将中国文明的社稷支撑点，向欧亚大陆腹地延伸。

当然，虽然中国文明对于一块能耕种的土地总是抱有外人难以想象的热情，但就向西域扩张这件事来说，很显然并不是为了收获那些点缀在沙漠中的绿洲。毕竟你很容易想到，这样做在经济上有多么的不划算。

然而已经对匈奴展开战略大反攻的汉武帝，又必须这么做。在汉武帝的计划里，向西扩张的战略目的为“断匈奴右臂”。即便西域诸国不敢与汉朝一起对抗匈奴，将它们置于保护之下，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农耕区的粮食、铁器等物产是游牧者极为渴望的物资，在长城阻挡住匈奴南下的步伐后，天山南麓那些绿洲农业区，几乎成为了匈奴获取这些珍贵物资的唯一希望。

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走廊击败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此后汉武帝及汉宣帝先后在河西走廊的绿洲之上依次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将这片包夹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连接新疆与黄土高原的走廊地带，变成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

这不仅让汉朝和以后的中原王朝，有了突入心脏地带的帝国之矛，更是让绿洲农业和季风农业一起，成为了中国文明农耕基因的组成部分。

从完全斩断匈奴右臂的角度来说，最理想的做法是参照河西四郡模式，依托西域那些农业绿洲设置郡县。然而建立郡县需要从内地大量移民，观察地图你就能够发现，河西走廊是一条总长1000公里的突出部。向这样一个三面受敌的突出部移民，本身就已经是个巨大挑战。以至于几乎汉朝只能用发配边疆的方式，将那些犯罪之人迁徙至河西。比如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因为巫蛊案被逼反。失败之后所有主动跟随太子起兵者一律被灭族，只是被裹挟者可以从轻发落，而这个从轻发落就是迁徙到敦煌郡。

地理位置上已经处于塔里木盆地东南的敦煌，已是汉朝及后来中原王朝移民建立郡县的极限，经略西域必须找到新的方式。

事实上汉武帝之所以向河西走廊移民，直接动机是因为在将投降的匈奴部众内迁之后，这片土地已经几乎没有人烟。如果不移民实边的话，这片土地很有可能被游牧者重新控制。从这个角度说，河西绿洲适宜农耕的水、热资源只是给了汉朝这样做的基础。

相比之下，西域那些有条件进行农业开发的绿洲，反倒不存在急于补充人口的情况，因为先期迁徙至此的欧亚移民，已经在此进行了上千年的农业开发工作。以《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南疆几个较大绿洲来说，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有人口19300人；北缘的龟兹国人口为81317人、姑墨国人口24500人，而位于南北两条绿洲线交界处的疏勒国，人数则为18647人。

这当中疏勒对应的就是现在的喀什。

有鉴于此，汉朝最终在公元前60年在西域设立军政合一性质的“西域都护府”，羁縻管理那些接受汉朝策封西域小国。至于中央政府的管控力，则主要通过驻军及相应的屯垦工作来完成。这种管理模式亦在后世一直被仿效。东汉设立的西域长史府、唐朝设立的安西/北庭都护府、清朝设立的伊犁将军府，乃至当下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属于这一模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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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亚的十字线

中原王朝眼中的西域在哪里？诸王朝在西域的控制线在哪里？是只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还是应该包括从苏联分离出去的五个中亚国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亚五国。这些问题可以说困扰了许多对这片土地感兴趣的人。

别急，当我们根据地缘基本面，在天山南北划出两条十字交叉的线来，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首先要明确的是从纯粹的地理属性来看，中国的新疆以及从苏联分离出来的五个中亚国家都属于中亚概念。鉴于中亚一词在政治领域很多时候，已经窄化到仅指中亚五国，我们可以将之合称为“大中亚地区”。天山作为新疆的自然分割线，以及恰好成为这一地区在古代的农牧分割线，使得中国人很容易以天山为界，来理解整个大中亚地区的结构。

事实却并非如此，一片有高山雪水滋养的山前绿洲宜农还是宜牧，是由温度决定的。决定一片绿洲的积温是能够种植娇嫩的作物，还是只能任由更能适应恶劣环境的野草生存，最根本性的因素则在于纬度。你会看到整体都位于天山之北的中亚地区，历史上同样呈现南农北牧的格局。

当下在整个大中亚地区有两条地缘政治分割线存在：一条是略成南北走向的，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线；另一条则是看不见的北纬42度温度线。两条十字交叉的地缘分割线，将大中亚地区划分为了四个区间。

北纬42度温度线是一条与长城线暗合，能够用来完美解释中原王朝与北方马上民族博弈关系的分割线。用这条温度线大略切割农牧区的做法，同样适用于从河西走廊到里海的大中亚地区。只不过这条线在新疆地区大体上与天山主脉重叠，以至于让很多人误以为南北疆的差异只是由天山分割造就的。

现在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这条南北向国境线，则是近代清王朝与沙俄博弈的结果。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相当于让中国和当年的沙俄各在大中亚地区得到了半个游牧区和半个绿洲农业区。于是回顾那段历史会发现，不光中国部分有了南北疆之分，完全处于天山之北的俄属中亚部分，当年同样因为这条隐性分割线的缘故，被沙俄分割为了南部的“突厥斯坦总督区”与北部的“草原斯坦总督区”。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可以将曾经被沙俄与苏联统治的这片中亚之地，分割为北部的中亚草原区、南部的中亚农业区，以与中国境内的南、北疆地区对应。这当中分割中亚草原区与北疆的，主要是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一系列山地；分割南疆与中亚农业区的则是帕米尔高原及天山西段的部分山体。这部分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山地高原，便是古代史书中所说的“葱岭”。

葱岭的存在让整个大中亚农业区的的河流出现了背道而驰的现象。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阐述了这一现象（于阗之西 ，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在塔里木盆地，那些滋养了山前绿洲的河流，最终汇集成了塔里木河向东注入大家熟悉的罗布泊；而在葱岭以西，高山融雪最终则汇集成了阿姆河、锡尔河两条大河，最终汇入咸海。这两条中亚大河在北纬42度线以南所滋养的部分，亦因此成为了中亚农业区的核心，并在史书中被称之为“河中”地区。

将这一地缘分区与当下中亚五国相对应，你会发现五国面积最大的哈萨克斯坦，成为了俄属中亚草原区的代言人；核心区都在北纬42度线之南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位置更南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则成为了历史上那些丝路名城的继承者。比较悲剧的是被这条线横穿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方迥然不同的地缘气质，以及势均力敌的人口，让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了苏联解体后政局最动荡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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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开拓

城市是文明的汇集点，一片能够因农耕而承载更多人口的绿洲，会天然成为城市的的选址。正因为如此你会看到，丝绸之路在天山之北经过的那些历史名城，比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费尔干纳、安延集等都位于中亚农业区。在北纬42度以北的草原区，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在近现代开发的。

在张骞将西域的风土人情汇报给汉武帝后，这位以开拓西域而名垂青史的帝王，也清楚的知道了这一现象的存在，用史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大宛和大夏都位于中亚两河流域，安息则指的是更南边的伊朗。在张骞的报告中，这些国家都是像中央之国一样以农耕为重，军队的战斗力则较北方草原地带要弱，同时又非常喜欢汉朝物产。

鉴于中国文明的农耕属性，以及绿洲国家们对汉朝物产的喜欢，汉朝在经略西域时，很自然的便形成了一条贯穿大中亚绿洲农业区，并最终将中国与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贸易通道，这条贸易通道就是后人口中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诞生，以及葱岭对南疆与河中地区的分割，让喀什这个位于葱岭之下的城市，在2000年前就成为了丝绸之路的枢纽。沿河西走廊而开拓的丝绸之路，在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可以选择沿盆地北麓和南路西进的线路。前者因此被称之为丝绸之路北线，后者则被称之为南线。

南北两条主线的在葱岭之下交汇，由喀什地区翻越葱岭。

在汉武帝的计划中，原本并没有用军政手段经略西域的打算，用《史记·大宛列传》的原话说就是“可以赂遗设利朝”。既然西域诸国都渴望汉朝的物产，那么用赠送礼物及诱之以贸易之利的方式结盟，应该就可以达到结盟对抗匈奴的期望。

然而哪怕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的确是丝绸之路和共同的贸易得益，将东亚和大中亚地区结合在一起，却仍然无法避免在某些节点上发生战争。公元前2世纪末的汉朝两征大宛之战，彻底的改变了汉朝对西域的经略模式，导致了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位于锡尔河上游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所控制的是中亚河中地区最大的一片绿洲，在山地庇护下拥有70余座城邑。为了对抗匈奴，更为了向后者示好，汉武帝希望以重金购买大宛所出产的汗血马（今阿尔捷金马）。然而当时的大宛国王认为汉朝距离自己过于遥远（没法保护自己）又有葱岭之险，遂拒绝了汉朝的请求。

最终汉军在付出高昂的代价后，取得了大宛之战的胜利。之所以一定要打这场仗，甚至在一征大宛失败后再征，是因为汉武帝需要通过一场战争向西域诸国证明，如果连葱岭都无法阻挡汉军的兵锋，那么汉军自己也有能力保护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免受包括匈奴在内的劫掠者的侵扰。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取得了远征大宛的胜利，但西域都护府的经略仍然是以南疆地区为主。除了葱岭造成的地理障碍以外，更因为在汉朝的认知中南疆地区必须是中央之国的一部分。

在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东流的塔里木河被认定为了黄河的上游，其南源于阗河（和田河）所连接的山体，则被认为是传说中的黄河源头昆仑山（河原出焉）。在久居东亚的中国人看来，大河东流入海才是正途。既然塔里木河也是东流，那么被张骞称为“盐泽”的罗布泊就不可能是它的最终归宿，一定是在经过河西走廊时潜行于地下，最终与黄河相接。

另一个证据在于昆仑山（昆仑之丘）不仅是《山海经》认证的黄河源头，更盛产玉石。早在殷商时期，出自和田河的玉石就已经进入中原地区。比如著名的妇好墓出土的玉器，绝大多数都是用和田玉制成的。于阗既然产美玉，同时是塔里木河的南源，那必须就是中国的源头了。

尽管将昆仑山和塔里木河源头与黄河联系在一起的理解并不正确，但却为那个时代中国在南疆的经略奠定了认知基础，使之不再成为一片可有可无的化外之地。

虽然于阗有黄河源头的名份、和田玉加持，但如果从打通丝绸之路的角度来说，喀什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这座城市不仅是中国境内南、北两线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更在经由这个点之后，再在葱岭两侧形成南北两条线路。其中除了大宛之战所经行的连通中亚线路以外，还可以从葱岭之南翻越，直接进入巴基斯坦所在南亚地区。公元629年，唐贞观十九年，西行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回到阔别十七载的长安城。大师回来的路径，就是由印度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喀什地区的线路。

遗憾是塔里木河并没有真的与黄河相连。即便是最懂得治水之道的中国人，也没有可能透过狭长的河西走廊，修建一条连通西域与黄土高原的运河。加上地理距离以及与东亚迥异的气候，使得历史上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经历过很多次反复，甚至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试图控制新疆时，朝堂之上还多要有放弃这片土地的声音。

政治归属的不稳定，对丝绸之路畅通与否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中原王朝无力将控制线延伸至西域时，虽然商品仍然有机会通过接力的方式在欧亚两端传递，但只要那些处在欧亚枢纽位置上的中亚商人，不能出现在中央帝国的首都，丝绸之路就很难成为一条真正的商路。

这种情况下，喀什作为丝绸之路中国部分枢纽的地位，亦长期得不到开发。在近代更是因为大中亚地区政治关系的复杂，而难以从国际贸易获利。以至于在喀什在当下的行政定位，依然只是一个县级市（同时为喀什地区的首府驻地）。

只不过喀什的窗口优势始终是存在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新丝绸之路的深入开发，其枢纽价值的回归亦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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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犁到乌鲁木齐

相比受葱岭与国际局势深度影响的喀什，乌鲁木齐看起来要幸运的多。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为了与在北疆经略近百年的准噶尔汗国决战，清朝在连通南北疆的交通要道上筑军屯垦，并将之命名为“乌鲁木齐”。两年后准噶尔部被攻灭，乌鲁木齐亦因交通之便吸引了大量准备涌入北疆开展贸易的商旅，并因此而建筑城墙正式变成了一座城。

不过彼时的乌鲁木齐还不是整个新疆的政治中心。来自草原的压力始终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原始动机。为此乾隆于1760年设统管新疆军政事务的“伊犁将军”一职，并在北疆西境的伊犁河谷筑了九座军镇（合称伊犁九城），作为新疆的军政中心。

九座军镇都位于伊犁河谷的东半部。需要注意的是，当年伊犁将军的驻地，也就是清朝的“伊犁城”，对应的是今霍城县的惠远城。当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宁城，对应的则是当年伊犁九城中的宁远城。

如此重要的选择，自然会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在天山北麓的大中亚草原区，伊犁河谷是最肥美的所在，亦是准噶尔部等游牧政权在中亚草原的根基所在。比如汉武帝凿空西域时，在中亚草原最重要的盟友乌孙部，就游牧于伊犁草原，而这一切又与伊犁河谷的优越的地形有关。

与东亚季风区不同的是，天山所承接的水气是来自于大西洋方向。终年不停的西风在润泽了欧洲大陆后，还会有余力吹至天山。这使得天山北麓的降水本身就要比南麓更高。

此外天山在地理结构上更应该被定性为一条包含多条山脉的“山系”，而不只是一条线性排列的“山脉”。在北纬42度线之北，伊犁河谷北部向西延伸的这条支脉，是草原区最大的一条。这使得伊犁河谷就像一个大口朝西的喇叭，可以比周边地区更有优势吸收来自大西洋方向的水气，进而形成大中亚草原区流量最大的伊犁河。

两山包夹的结构也使得伊犁河谷，虽然因处于天山主脉之北而通常被划入北疆范畔，但其实又独立于充当北疆主体的准噶尔盆地。以至于如果再细分的话，可以将之单独定位为包夹在南北疆之间的“西疆”。

既然伊犁河谷拥有整个中亚最肥美的草原，又可连接南北疆，那么以伊犁为中心控制新疆的选择看起来并无问题。

19世纪下半叶，在沙皇俄国及其所支持的阿古柏政权入侵新疆地区后，清军在左宗棠的统领下，用了两年时间（1876-1878年）完成了收复新疆之战。这场战争的胜利让沙俄政府放弃了控制整个大中亚地区的想法，并随之与清政府签订了划界中亚的《中俄伊犁条约》。

当西线危机解除，游牧时代也随着新式火器的大规模运用，尤其在收复新疆之役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彻底结束时，伊犁作为建筑于草原之上的军镇亦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说这个使命伊犁完成的很好，也很不容易。如果没有伊犁九城的存在，即便左宗棠收复新疆，中国也很有可能失去当下在中国境内的这半个伊犁河谷。

在《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的1864年，沙俄已经趁中国输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塔城界约），条约约定以清朝设定在草原上的哨所“卡伦”为天山之北划界的基本参考。中国当下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尤其是无天然山地分割的伊犁河谷地区，就是以卡伦为基点勘定的。

这些卡伦之于中国方面而言，原本是管理周边草原的中心点，并非是边境点。以伊犁河谷的情况而言，以之为中俄边界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西边这半个伊犁河谷。然而对于俄国来说，没有能得到最为精华的上游部分同样是一种遗憾。以至于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俄国已经以帮助中国平乱为由，强行占据了属于中国的伊犁河谷。

伊犁九城的存在以及塔城界约原则的确定，使得沙俄不得不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吐出已经占领的近两万平方公里伊犁河谷。随后为了加强对新疆的管理，清政府于1884年正式在新疆设省，已经更名为迪化的乌鲁木齐成为了新疆的省会。

这一政治中心的地位，一直到1949年以后依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新疆由省变成了民族自治区，迪化之名又变回了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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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格达山的秘密

作为管理新疆的政治中心，必定是要能方便对接南、北两疆的。虽然从单纯的地理位置上看，可以单独被定性为西疆的伊犁似乎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事实上由于与南疆地区之间隔着天山主脉，驻守伊犁的军队想要直连塔里木盆地，难度并不比翻越葱岭小太多。

相比之下，处在天山断裂带上的乌鲁木齐在沟通南北疆问题上要方便得多。更重要的是，乌鲁木齐距离河西走廊更近。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向世人证明了一点，控制西域仅仅靠在边境驻军是不够的，需要更多依靠来自内地的资源。

尽管从时间上来看，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与伊犁九城相当，但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乌鲁木齐背靠的博格达山，早在汉唐经略西域之时就已是沟通天山南北枢纽了。

天山作为一条贯穿中亚地区的山系向四周延伸了许多支脉，东西长约300公里的博格达山则属于向东延伸的支脉。在乌鲁木齐所在的位置上，天山主脉与博格达山之间形成了一条被命名为“乌鲁木齐断裂带”的天然缺口。今天的乌鲁木齐主城区位于断裂带的北口，正处于南口的则是已经划为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达坂城。

南北宽约20余公里乌鲁木齐断裂带，是整个天山山脉唯一缺口。可以想象这样的断裂带必然会成为翻越天山，连通南北疆的通道。清朝并非是第一个意识到，需要在乌鲁木齐修建军事要点的王朝。乌鲁木齐市西南郊有一个乌拉泊古城遗址。这个周长2000米的军事据点始建年代是在唐朝，并一直延续使用至元朝。

然而身处交通要道，却并不一定会成为城市的选址。对于历史上那些试图在此兴建城市的王朝来说，乌鲁木齐断裂带的问题之一在于，这个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缺口同时也是一个天然风口。人可以从此穿越进入北疆，从中亚草原吹来的西北风更能够经此进入天山之南。这种情况下正处在风口之上的达坂城，在历史还得到了一个“老风口”的外号。乌鲁木齐城选址时，也只能靠近博格达山西北麓，以避开狭管效应的影响。

即便避开了狭管效应，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乌鲁木齐依然不是一个兴建城市的好地点。与身处北疆的其它地区一样，在古代农业技术条件下，它的温度有点低了。在这个南北交通要道上，真正在漫长历史中发挥枢纽作用的，是位于博格达山之南的吐鲁番。

已经近抵北纬43度线的吐鲁番，在新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如果说这条温度线之北最缺的是温度，那么吐鲁番最不缺的就是温度了。纬度是决定温度的最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唯一因素。

在气象学上有一个焚风效应，当随气流越过高山时，会在背风的山麓带形成干热气流下沉。从验证焚风效应的角度说，中国境内没有比吐鲁番更合适的地点了。博格达山足够高也足够薄，虽然主峰海拔5445米的高度不逊于主脉，但其南北厚度却只有不到50公里，还不及主脉厚度的一半。

又高又薄的山形，使得西北风一边在山北降温，一边又在越过博格达山之后迅速下沉。在焚风效应下，每下降1000米温度能平均升高6.5摄氏度。同时吐鲁番地区在地理上是由天山主脉与博格达山包夹而成的盆地区，其最低点要低于海平面161米，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理单元。这使得那些干热气流下沉到盆地中后，难以再散发出去。理解了这些你就会明白，吐鲁番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热极”，甚至形成热到像要冒火的火焰山奇观。

至于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淡水，有博格达山的存在同样不是问题。定居于此的居民要做的只是在地下挖掘坎儿井，减少高山融雪的蒸发量。

在因为有优越的水热资源，汉朝经略西域前，吐鲁番盆地就已经有生成名为“车师”的国家，并且将控制线从博格达山之南扩张到了北麓。以至于后来在汉书的记录中，有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山北的车师后国、车师后长城国等国。

如此复杂的局面并非只是因为博格达山的分割。南北迥异的农牧经济属性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据守南北疆主通道的车师国来说，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通道的需求，都有理由在山北建立据点。问题是当匈奴和汉朝都意识到博格达山的重要性后，车师国的命运就不再被自己所掌控了。

进入准噶尔盆地后的游牧者如果想进入南疆农业区，博格达山将是必经之路。汉唐经略博格达山这个门户时，处在风口乌鲁木齐断裂带还不是主通道。这主要是因为进抵博格达山北麓的游牧者，会从博格达山腹地沿河谷穿越，直接穿插至吐鲁番盆地。对于人马合一的游牧者来说这种走法毫无难度。为了控守这条被称之为“车师古道”捷径，汉、唐也必须在山北建立据点。

正因为如此，博格达山在蒙古语中的意思为“圣山”。只要博格达山那铺满特积雪的主峰映入眼帘时，游牧者便知道神灵赐给他们的猎场便已近在咫尺。

两汉在北疆地区的主要战略，一是联合伊犁河谷的乌孙；二是由汉军主力在博格达山一带控守匈奴南下的通道。吐鲁番盆地出产的粮食（包括车师国及汉军屯田所产）则是支撑山北军事据点存在的基础。

这个枢纽点上所发生的战争中最壮烈的一幕，是东汉时期的“十三将士归玉门”

公元75年，北匈奴南下攻杀山北的车师后王，引发南疆龟兹等国的归附匈奴。驻守西域的汉将耿恭，依托博格山北麓的疏勒城（并非对应喀什的疏勒），展开了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孤城守卫战。当从河西走廊出发的援军到来解围之后，连同耿恭在内的疏勒城只剩下26人，活着回到玉门者者仅13人。

事实上在攻陷已经投降匈奴了车师前国后，汉朝的援军本已准备回撤。因为几乎没有人相信在环境恶劣的博格达山北麓，还能有汉军在坚守于南疆大门之外。

此后唐朝在西域的经略，同样遵循着以南疆农业区为基本盘的战略，并据此建立安西都护府。只不过这个更加开放的王朝，有能力进一步在天山北麓开辟被称之为“新北道”的新丝绸之路。鉴于唐朝的实控线已经推进到天山之北，所以公元702年，武则天下令在天山之北分割建立新的“北庭都护府”，以减轻安西都护府的压力。

虽然唐朝在北疆乃至整个天山之北有了更多的军事存在，博格达山的门户作用却并不会受影响。北庭都护府的驻地“庭州”城，便位于博格达山北麓的奇台县境内。从这个角度说，庭州便相当于现在的乌鲁木齐。这个南北大枢纽之所以从博格达山北麓移动到西麓，是因为山道崎岖的车师古道已经无法满足深度开发北疆的需求。

这种情况下，乌鲁木齐作为南北疆天然主通道的控制者，终于在近现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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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于一个立志成为地区中心的城市来说，除了考虑区位以外还要考虑人文因素。将喀什定为新疆枢纽之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从4000年前原始印欧人属性的吐火罗人踏足这边土地起，这片土地就是整个新疆的人口重心，由此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南疆需要一个国际枢纽，作为陆地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节点，让整个南疆经济能够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中获益、与中东部的核心区进行经济捆绑，才能够真正完成地缘融合。2000年前汉朝因为王莽之乱而放弃在西域的驻军后，曾经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来自西域的十八个国家，在听闻汉光武帝刘秀重新统一中原后，联合派遣使者请求重建西域都护府，刘秀却反而因为内部百废待兴，无暇西顾的缘故几次拒绝。

说到底是因为西汉过往在西域的经略，为当地带来了贸易利益，使之不再只局限于绿洲上那点物产。

换而言之，治理新疆的重心依然是在丝绸之路的经略上。区别在于铁路已经取代驼队，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主线。随着苏联解体、俄国的衰弱，中国与中亚地区用铁路打通新丝绸之的战略正在推进中。这当中喀什凭借一以贯之区位优势，成为了连接大中亚农业区的南线铁路——“中吉乌铁路”枢纽点。经由哈萨克斯坦连接欧洲的北线铁路，无论有几条支线出境，都必然以乌鲁木齐为枢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