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红内地的（G）-IDLE，是伪女性主义的胜利？

作者 | 丁茜雯          编辑 | 范志辉

偶像解构女性故事，脱离不开口号化的“造神”。

近期，当红K-Pop女团(G)I-DLE发布全新专辑《Super Lady》，延续此前风格搭建的“女权宇宙”再度引起极大争议，“gidle抄袭争议”、“gidle新歌MV撞车多位欧美歌手”等词条更是连续多日登上热搜前列。

而在韩国本土，同样的争议也愈演愈烈。

从先行曲《Wife》被指低俗引起的口碑崩盘，再到从去年刚发行的《Allergy》《Queencard》开始，便一直浸淫在被质疑抄袭、以女性话题为概念来掩盖歌曲制作口水化，以及高喊反容貌焦虑却依然是以精致妆造服美役的现实所引起的听众反噬。

数据显示，本次回归主打曲《Super Lady》也在发行当日（1月29日）仅空降Melon日榜30名，首小时约2万收听空降Melon Top 100实时22名，甚至远不如去年《Queencard》实时12名的成绩。截至2月2日，已发行四天的《Super Lady》也在Melon日榜排名持续下降一度跌至67名，即便在2月4日后借助舞台打歌效应、粉丝打榜等操作有所上升，但其也是(G)I-DLE历届主打曲中音源最差的一首。

不难看出，凭借讲述女性议题在近两年炙手可热的(G)I-DLE，如今也遇到了一定的流量困境。那么，屡试不爽的“女权宇宙”为何失灵了？女性的音乐故事又该如何讲述？

为何抵触之声开始蔓延？

事实上，女性叙事、女权主题在如今的K-Pop女团概念中并不少见。

其中，（G)I-DLE更接连凭借《Tomboy》《Nxde》《Queencard》在海内外实现接连爆红。但随之而来的，包裹在精致化女团外衣下的(G)I-DLE虽以女权主义、女性话题为概念，整体上多个作品的内在逻辑仍只是浅显地向大众传递着容貌、身材等问题才是影响女性生存的主要矛盾。尽管借此也同样收割一定的消费市场，但也被大量听众尤其是女权主义者看作是“恰女权饭”的流量生意。

尤其是此次所发布《Super Lady》，也同样被冠以”背刺“同性的批评之声。歌曲MV被指大量借鉴欧美数位Diva作品，包括撞车Beyonce《Renaissance》、Cardi B与Megan的《WAP》、Taylor Swift的《Look What You Made Me Do》等，从场景、元素应用、镜头语言等均出现照搬或是雷同。

而早在去年，(G)I-DLE发布的《Allergy》也被指出照搬Olivia Rodrigo的《Brutal》、Taylor Swift的《Anti- Hero》以及Ariana Grande的《Side To Side》等MV，预告照更是被指完全照搬海外摄影师做广告创意，大量相似的分镜更令其“原创女团”的标签遭受质疑。

另一方面，除了“抄袭”女性音乐人作品的高热度外，(G)I-DLE作为K-Pop艺人中的一员，也是经纪公司和制作团队通过概念生产的表演者，内在的反抗远远谈不上真诚和彻底。因此，女性主义成为了K-Pop创作的概念，某种程度上为“女性发声”，但浓厚的商业性和自我物化，令所谓的“女权”内容更像是噱头营销的“时尚单品”。

最为典型的，便是《Super Lady》的MV，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粉丝的二次解读来向“女性主义”贴近，但在MV中，女偶像的胸、腿、屁股等身体部位脱离整体，在具有一定男性视角的镜头下被重点突出来单独消费，其所借用的埃及艳后、美杜莎等非传统的女性形象，也含带着难以去性化的视角。

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自《Tomboy》在韩国、中国等大火后，此后的作品中均是换汤不换药的“口号化女性主义”。最为典型的，便是大量堆砌具有一定高位含义的语句。比如《Super Lady》便仅仅是在频繁重复“叫我Super Lady”，“跟随Super Ladies”，缺乏事例的诠释也没有支撑为何要Follow“Super Lady”的内核。

可以说，也正是这种歌词内容的贫瘠感，也令其被大量听众批为口号化的原因所在。

同时，(G)I-DLE在多个作品中”洗脑“重复的具有高位姿态的Top、Super、Queencard等形容，也并未彻底去物化。说白了，以(G)I-DLE为首的部分K-Pop女团，即便高举着女性主义、女权的大旗，但本质还是男凝视角产物下的女团产品。

相对的，其也只是片面地停留在质疑乃至诋毁代表着纯真、可爱的女性气质，并非是将批评指向性别不平等系统，同样也是对于女性气质的另一种刻板定型，甚至可以说，”雌竞“的底层逻辑也并未消失过。

这种女权概念与作品所呈现出的割裂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于狭隘的女性主义，以及K-Pop消费市场仍旧看重男性消费者比率的原因。这也就必不可免地投射到其音乐之中，在不断的重复与固守中令受众审美疲劳。

此外，围绕在(G)I-DLE队长及团队制作人田小娟身上的相对确凿的抄袭争议，也同样在近些年被看作是在吃到女性主义红利的前提下，“抹黑”了女性音乐人维护原创作品创作控制权的努力。更进一步来说，对于K-Pop行业内难得出头的女性制作人而言，也同样是足以成为受到波及“一损俱损”的案例之一。这同样与其音乐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女权形象相违背。

2022年2月，田小娟为女团选秀节目《放学后心动》所创作的歌曲《SUN》与男团ATEEZ在2018年发布的《WAVE》部分旋律相似引发质疑抄袭后，田小娟方则将《WAVE》制作人Eden-ary加入作曲栏，却被 ATEEZ所属社KQ、Eden-ary发文称“并不知情”。

即便田小娟随后为争议道歉，但《SUN》仍旧在6月被登记在韩国音乐著作人协会，且在作曲一栏删除Eden-ary。有意思的是，时隔一年，这些充斥着抄袭论证的贴文也在田小娟方举报下接连删除。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女团的女性主义、女权思想含有一定的悖论性，但这也确实令不少女性听众关注女性问题。只不过，恰恰也只是一昧效仿欧美女性Diva力量，生硬地将其与脱离不开儒家文化影响的K-Pop相结合，矛盾感也就油然而生。

到底该如何讲好女性故事？

在当下，男性为主要管理层掌握话语权、女性消费受众比例影响消费市场的畸形音乐体制，也令绝大多数女性音乐人所谓的“觉醒”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二元特质——即要么是好女孩，要么是坏女孩。

最为典型也被女团借鉴较多的便是Taylor Swift的蜕变。

在Taylor Swift出道早期，其青春甜美的乡村歌手形象被看作是“少女情人”，那时她强调自己只写“关于（她）感受的歌曲”；而后来，随着Taylor Swift与Kanye、卡戴珊的录音事件爆出，被认为撒谎、频繁谈恋爱并将前男友们写进歌曲里的Taylor Swift则成为了异类的“坏女孩”。即便证实清白，Taylor Swift也成为了哪怕只是来看橄榄球比赛，却也能够被有些人认为是破坏赛果的存在。

不过，自2014年公开自己的女权主义者立场后，Taylor Swift的作品中也开始或温和、或犀利地反击一切恶评，高举女权大旗反对音乐产业对女性的剥削。比如在《Slut！》中，其便质疑行业内对于男性音乐人恋爱不断反被看作浪漫风流轶事，而女性却要为此遭遇羞辱的不平等现状，包括在《The Man》中更是进一步“阴阳”性别双标，即便有同样的成就，女性依然要在待遇、社会承认方面遭遇困境等等。

在Taylor Swift的女性视角音乐作品中，很少见到单一、扁平、叙述累赘的口号化歌词，普遍是以小见大的叙事、充满力量与反击不公的态度、具像化的表达以及朗朗上口的歌词，娓娓道来自己或是其他女性的经历。比如有乐迷便指出，《Slut！》中将人们丢出来的石头与棍子，形容为针对女性的困境和非议，显而易懂的表述也往往无需粉丝二次加工润化，便能明白其所要表达的情绪。

因此，这也能够引起听众尤其是女性受众最为直接、广泛的共鸣，其争议也并未如K-Pop女团般，反倒是真正赢得了这一群体的认可。当然，这种形象也令其进一步积累了资本和成功，并带动讲述女性故事在主流视野的进一步流行。这也正是应了所谓的“既顺从于商业体制，又能巧妙地对其中的规则加以利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背叛它”。

但是，偶像女团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做成女性主义呢？并不。

同属注重精致化妆造、场景的K-Pop范畴里，也有推翻典型女性物化的例子存在。比如本月少女的《Butterfly》便不再为展现精致化女团形象服务，成员们均为纯色长衣长裤、简单低调的造型，成为表达所有女性身处困境也要“破茧成蝶”、“蝴蝶效应下所有女孩皆为珍贵的本月少女”的歌舞概念“表演者”，这种统一、低调的服化道自然也将观众的视线转移到关注表演上，而不是凝视身体部位、指点妆造是否精致符合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MV主要的镜头视角也并非集中在女团身上，而是以定格全球各地不同肤色、年龄、宗教、体型的素人女性为主，比如白化病冰岛女孩、身穿统一校服的中国女孩、被头巾束缚的宗教女孩等等。

这些形态不一的素人女性，也通过奔跑、跳舞等行为表达着破茧独立的活力与热切。相比以空洞的“说教”感教育女性该如何去做的角度，这才是打破物化女团形象、颠覆传统女团叙事的一次有意义的商业化尝试。

流行音乐评论家崔顺实（音译）就认为，“在K-Pop行业里女性偶像很大程度上仍然在被边缘化，她们无法接触到敏感话题尤其是与性别相关的话题，比如女权主义，这是会让行业、偶像们担心失去男性消费者比例的问题”。不过，她也指出，叙述女性视角的音乐故事，就需要打破限制、进行变革，“女团产品因此多样化，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也可以受到这些努力的积极影响”。

可以说，要讲好女性议题，就不能只是空洞的口号化。

如上文提到的Taylor Swift，其在《The Man》中围绕着男性身份特权进行了一系列讽刺，提出“如果我是男人，是不是将更快利用特权达到巅峰？”，并与拥有成就的女性所遭遇的困境在歌曲中对碰，“若我在外炫耀万贯家财，形象就从努力上进变成靠人上位”，最终落点在女性才是主宰一切的人中翘楚。同样的，Kelly Clarkson的《Stronger》中，其告诉女性“Stronger”是因为“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坚强，你不在了不代表我是孤独的”。

另一方面，这种空洞感、口号化的规避，也在于音乐人的重点是否放在深入女性、女权议题，而非只是停留在吸收对立矛盾的红利、对某一身份下的女性的刻板印象。

比如，本次(G)I-DLE发布的先行曲《Wife》就与当下全球保守主义回潮影响下的“Tradwife”刻板印象如出一辙。即便在中文翻译的润化下，将“Want me your wife but she is uhm uhm”中第三人称的“she”换位第一人称“me”，继而表达出掉书袋释义为“可我并不买账/先让我犹豫一下”。

而回看原本的歌词内容，“爬上来”、“将我喂饱”、“如鱼得水为你展现优美的舞姿”，以及充斥诸多语气词等大量似是而非的抽象歌词，也被大量韩国网友、韩国女性论坛指出口水化、以及使用了一定19禁性暗示来描述家庭主妇，并无法直观从歌曲中听出如粉丝所言“女性可以不必成为家庭主妇”的独立之意。

这同样也显露出，如(G)I-DLE这般的所谓女性作品，对女权主义的表达仍是有限的，是对于女性的处境与认知以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来向大众“呼吁”，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是忽略了女性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以及压迫和不平等的音乐作品，为了概念而概念。

结语

当然，行业对于女性音乐人尤其是偶像女团的系统性偏见，是从始至终都存在的，也并非是容易消失的。而试图通过社会议题来拔高作品深度、内涵，也是诸多K-Pop艺人屡试不爽的惯用做法，只是如何拿捏商业性和人文关怀性，仍是一大难题。

就像如今，K-Pop女团在高喊着反容貌焦虑、反身材焦虑、做自己就是Super Lady，却难以真正甩开精致的妆造、或可爱或魅惑吸引粉丝“入坑”的表情管理，去表达性吸引力的桎梏。

女团作为白幼瘦审美下诞生的产品，要摆脱男性凝视的影响本就困难重重，如网友所言，“没有打动人心、引起共鸣的歌词以及音乐性的内核，只是在姐就是女王、我就是假小子，对于无法摆脱外在大众审美影响、难以真正做自己的女团来说，实在是太过苍白了”。

而(G)I-DLE也正是在这种立场上，却站在了“指导”女性听众跟随其成为“Super Lady”，也就不外乎女性听众提出异议。即便是同样遭遇过质疑的Taylor Swift、Beyonce等也并未如此站在“人师”的角度上，更多是以平视的态度引起女性听众的共鸣。

毕竟，女权音乐或者说倡导女性主义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底线便是“女性平等”，不然也不过是只得其形、不得其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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