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开打了！开打了”重量级转载《印度对华战争》——中印问题“圣经”（十七）

（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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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十七）

原著：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印度对华战争》]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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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尔在十月十八日到达新德里后并没有进医院，而是直接回到自己家里。他的病并不严重，这可从他没有放弃第四军军长的职务这件事得到证实。他的床上铺满地图，手边有几部电话，继续对克节朗河地区部队发布详细的调动命令。他双管齐下，一面直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挂长途电话，一面又通过陆军总部的电讯系统发电报。　　 

       十月十八日晚，考尔下令再派两个连去加强章勒，其中一个连部署在第五号桥，另一个连派到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巡逻。当普拉沙德将军向达尔维(口头)传达这个命令时，中国部队对第七旅阵地的全面攻击显然已迫在眉睫。

       达尔维愤怒地表示反对。普拉沙德本人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不过他还是把达尔维的反对意见转达给躺在新德里约克路五号卧室里的考尔。考尔的答复是，章勒兵力必须加强，同时威胁说，不执行这项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普拉沙德把这一警告传达给达尔维，还说，如果达尔维和他的营长们再对增援章勒的行动表示反对或提出异议，他们将受到军法审判。　　 

       十月十八日，印度方面看到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活动加紧了。连日来他们加速储存物资，使用了成百匹小马和民工队伍。十九日起开始调动部队，据计算在僧崇有两千兵力。印度军队可以看到中国军队的测标小组为准备夜间进军而在工作。中国部队并不想隐瞒他们的意图。

       达尔维把这些明摆着的发动攻击的准备情况报告给在吉米塘(Zimithang)第四师作战指挥部的普拉沙德。达尔维说，按照第七旅目前这样的部署，中国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他们将抵挡不住，并请求准许他把章勒驻军及增援部队撤回来。这样可以抽调出大约一个营的兵力，把他们重新部署在比过去大大缩短的阵线上，使防线有一定的纵深，这样防御也就算加强不少了。

       然而普拉沙德接到的考尔的命令是绝对的，章勒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普拉沙德拒绝承担不服从命令的责任，他拒绝了达尔维的紧急请求。于是达尔维在多拉哨所附近的旅部里，当着旅参谋长和其他军官的面，在电话里对普拉沙德讲，“与其站在一边，看着部队被屠杀”，不如提出辞职。

       他说，“这是采取坚决立场的时候了”。达尔维的话被记了下来后由普拉沙德转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军部。可是在那里负责的军官K.K.辛格准将不能承担违背军长明确的命令的责任，他答应同在新德里的考尔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第七旅没有听到下文。第二天拂晓前，廓尔喀联队剩下来的两个连仍按原计划准备开往章勒。

（塔格拉山脊的战斗）

       十月十九至二十日的那个夜间，中国部队摆开进攻的阵势；他们等待进攻的时候，燃火取暖，他们完全有把握印度军队是不会开枪的。那时水位已经下降，克节朗河已能徒涉，印度最高指挥部关于守住那几座桥的全部计划前功尽弃，那些木头架的桥已不起作用。当晚中国部队在第四号桥的西面过了河——印度各个阵地之间相隔很远，有时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要走上几个钟头，因此一旦克节朗河可以徒涉时，就无法阻止中国部队的这种渗透。

       中国部队有一路直取通往章多的山脊，其余部分集合在一起，准备拂晓从侧翼进攻沿河的印军阵地。

       十月二十日清晨五时，中国部队发射了两颗照明弹。中国部队一看到讯号，就不加伪装地把迫击炮和大炮拉到塔格拉山脊的前沿斜坡上，向印军的中央阵地猛烈开炮。

       达尔维回忆道，“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这种场面与迄今为止的沉寂状态相对照，更令人胆战心惊。双方军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看来好象是部队发生了一场哗变一样。”　　 

       中国部队进攻的重点指向印军沿河的中央阵地，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首当其冲。他们的阵地已被渗透；有些廓尔喀士兵在开往章勒途中为中国的炮火截住；拉加普特士兵则两面受敌。印度部队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猛烈地进行反击，然而他们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被攻克；在中国最后一次进攻时，印度士兵拚了刺刀。

       到了九点钟，沿河的廓尔喀和拉加普特士兵全部完蛋。中国部队接着进攻章多。当时这个要害阵地上只有属于廓尔喀联队的力量单薄的一个连防守，还有两门伞兵的炮，他们原来是准备开往章勒的。这时他们开炮平射，坚持战斗，直到全部官兵被消灭为止。　　 

       第七旅很快就溃不成军了。旅部通向各营的电话线已被排炮打断。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的通讯兵不得不关闭电台，拿起步枪。达尔维的指挥部同部队一起在河谷里，在受到两面包抄的时刻，他请求普拉沙德准许他们撤退。他一直在同第四师保持着联系，这时普拉沙德仍然迫切要求增援章勒，即使再派一个排也好，因为这一增援行动是“最高当局”下的命令！后来普拉沙德批准他们撤退，旅部就撤往章多，打算与廓尔喀士兵汇合，进行整编。　　 

       中国的作战计划显然是中央突破，然后占领章多和哈东山口。这两处攻克后，沿河残余印军就会被截住，既不能逃脱，也得不到补给，中国部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或者在印军撤至山口时把他们打垮。这个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中国军队的火力和兵力都占极大优势，也势必如此。处于印度阵地右侧的旁遮普联队和近卫军联队没有受到强攻，但中国部队隔河向他们猛烈轰击。普拉沙德命令他们经由哈东山口往后撤。

       可是中国部队已先期到达山口，截住了朝着他们而来的印度军队。于是该旅的残部向西败退，历尽千辛万苦，经由不丹走回到印度。达尔维准将一行人落荒而逃，企图同第四师的残部汇合，但于十月二十二日被俘。另一支中国部队在攻下兼则马尼后，也形成一个钳形攻势。普拉沙德将军和他的作战指挥部受到这支中国部队的威胁，就撤向达旺，在十月二十二日傍晚到达那里。第七旅从此不复存在。　　 

       印度军队把章勒看作是政治上、战略上很重要的阵地，防守这个阵地却加速了第七旅的毁灭，而中国部队对之则未予理睬。章勒只是在里窝那作战行动中才有其战术上的重要性；而且中国的地图大概同印度的一样，也是把它画在不丹境内的。　　 

       中国部队同时在西段发动了进攻，猛烈攻击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地区以及班公湖地区的印度哨所。从八月份起就被包围的那个加勒万的主要哨所曾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开始向它开炮射击，以后就再无下文。其他一些哨所的士兵尽力作战，不过很快就被击溃，小股驻军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按照西部军区的命令，有一些在第一天没有受到攻击的最小的、最孤立的哨所都撤退了。前进政策终于同里窝那作战行动一样，遭到真正军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的那种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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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山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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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八日晚上，当中国部队开始为发动进攻作最后的准备时，在新德里印度总理的官邸外面发生了一场骚乱——示威群众企图冲过警察警戒线，以便向尼赫鲁面交请愿书。结果约二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警察。这次示威同出现在北部边境上的战争并不相干。示威的组织者认为印度政府“对于穷人的疾苦和要求不闻不问”，示威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抗议。

       由于前面集中地叙述边界争端，也许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边界争端当时已成为印度政界唯一的或最关心的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边境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也不是印度报纸连续报道的主题；边境事态发展有时是头条新闻，有时刊登在次要版面，但报纸往往根本没有提到边境。地方报刊或小型报刊更少登载这类新闻。甚至发行全国的英文报纸有时也不刊登边境事件。

       《印度教徒报》在十月中旬登过这样一条标题：“对印度的无端攻击”。它并不是指边境事件，而是指在尼泊尔发生的焚烧尼赫鲁的模拟像的事件。

       反对英语的运动；喀拉拉邦政府的垮台；印度同巴基斯坦边境上的射击事件；旁遮普锡克族政治新动向等——人们对国内政治的兴趣还是象以往一样地广泛。　　 

       就边境而论，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也不存在任何恐惧，直到最后时刻，印度政界还在期待着印度向塔格拉发动的进攻奏捷。

       十月十九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报道说，梅农曾重申印度政府决心“要把中国人撵走，直到把一切侵略行为从印度领土上清除掉为止”；他还叙述了克节朗河地区战斗的经过。他承认，在那一带中国部队的数量超过了印度，而且他们的补给基地比印度的为近。他说，中国部队企图在克节朗河南面建立桥头堡，但已一再被击退。

       同日，印度《政治家报》刊登着一条标题：据传印军大举推进，指的是印度国防部泄露出来的消息，说塔格拉山下面的印度部队已经在一条十五英里长的战线上推进了二英里。

       第二天，印度各报都刊登了官方否认这种消息的声明。数小时后，克节朗河地区印军惨败的新闻开始传到了新德里。　　 

       梅农惊惶失措。当记者们问到他认为在哪里可以挡住向前挺进的中国部队时，他说“他们打得那么猛，跑得那么快，要到哪里就能到那里。”过去关于东北边境特区的自然条件对印度有利的种种保证都全盘推翻了，却成为印度失败的辩解。

       当天晚上，梅农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解释说：印度“还没有使它的后备部队适应作战要求”。印度士兵在高原打仗，给养不得不依靠空运，而中国部队的据点则可以直接从西藏高原得到供应。“我并不是为这件事发牢骚，但是我要你们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困难。”　　 

       印度报界这一次见不到总理了，议会也没有开会。但是第二天尼赫鲁接见了两位反对党议员。据他们讲，总理表现镇定、乐观，而且，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贬低中国部队这次进攻。

       当天早上，有一家报纸宣布印度正在作战中；但尼赫鲁告诉这两位议员说，印度政府不主张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也无意寻求军事援助。议员们问现在是否要“接受友好国家主动提供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军火援助”，他回答说，印度能够在它现行政策的范围内得到所需的军火，而它的政策是反对军事援助的。

       北部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引起了首次震动，但还没有出现责备尼赫鲁的倾向；尼赫鲁反而被认为是象征着受损害的、坚决的印度，同情和信任本能地转到他身上。梅农再一次成了尼赫鲁的替罪羊。在中国军队进攻后才三天，一些议员就酝酿要采取坚决行动，把梅农赶下台。　　 

       十月二十二日，大约三十名国大党议员在新德里开会。他们并不是认为议会和全国是上了政府的当，而是认为尼赫鲁、议会和全国都上了梅农的当。一家报纸这样说：“议会曾经一再听到：拉达克的情况并不是很有利于阻止中国部队的推进，然而有人却在国内制造出一种东北边境特区的形势是万事如意的气氛”；议员们把这些都归咎于梅农。他们向尼赫鲁陈述了他们对梅农的不满和指责，最初尼赫鲁把它岔开了，说现在还不是论列是非功过的时候。

       接着克里帕拉尼和一些其他反对党议员也参加了对梅农的围攻，要求尼赫鲁亲自接管国防部；可是攻击梅农的主攻力量却来自——也必须来自——国大党。由于越来越多的议员涌到新德里，支持撵走梅农的人数也增多了。

       各邦的首席部长(他们都是国大党员)参加到他们的行列，终于使反梅农的力量占了上风。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在促使各邦首席部长联合一致、提出把梅农赶下台的要求中，也起了一定作用，这就使对梅农攻击的力量增加到足以罢掉他的官，但是最初也只能罢掉他的国防部长的职务，而且还只是形式上的。　　 

       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宣布由尼赫鲁接管国防部，但梅农仍作为国防生产部部长(一个新职位)留在内阁。事实上几年前就曾酝酿过这项变动，当时梅农把它说作“那些既得利益的代表反对他”的阴谋诡计；然而在一九六二午十月的政局背景下，这就成为尼赫鲁政治作风的典型行动。

       尼赫鲁在必须罢免梅农的国防部长这个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然而他仍把梅农留在内阁，以图愚弄梅农的——也是尼赫鲁的——批评者。因此，尼赫鲁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喘息时间，而当时他如果完全同意解除梅农职务的要求，就本来可以取得这种喘息时间的。

       人们怀疑尼赫鲁的让步只不过等于把梅农的官衔改换一下而已——第二天有人引证梅农说过的话：“什么都没有变动”；这种怀疑从而得到证实。政治记者们报道说，事实上国防部的工作程序也没有任何改变。

       为了消除这种疑虑，政府就发布一项正式通知，说明国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尼赫鲁本人负责，而梅农差不多只管一些军械方面的事务。但既然宣布梅农还将负责“总理可能随时委派他的任何其他事务”，因此，人们就怀疑实际上还是梅农在管国防部。

       十一月七日，尼赫鲁面对国大党议会党团，抛出了最后一张牌来保梅农。他表示，对梅农的指责其实应该是对整个政府的指责；如果一定要什么人辞职的话，也许只好由他自己提出辞呈。一名国大党重要成员反驳他说：(尽管原话传闻不一，但大意还是一致的)“好嘛，您如果继续追随梅农的政策，我们恐怕也只好不要您了。”于是，第二天政府就宣布梅农辞去内阁的职务。尼赫鲁遭到国大党的公开反抗，这还是第一次。

       他拿辞职相要挟，看起来象是最后的威慑手段，拆穿了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尼赫鲁为了保全自己，就必须以梅农的下台作为牺牲品。　　 

       钻营国防部长位置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奥里萨邦(Orissa)的首席部长比·齐·帕特奈克(B.J.Patnaik)。这个人进入国内政治舞台是为了出人头地。对他来说，如果把国防部长位置搞到手，就可以飞黄腾达。然而尼赫鲁虽然对帕特奈克有好感，却还不想让他进入内阁，而是分配他去完成一项秘密使命——后来弄清楚，这项使命就是网罗一批西藏的——尤其是康巴族的——难民，组织游击队。

       这个计划的意图是：派遣这批在印度训练和武装的非正规部队越过边境去骚扰中国的交通线。在台拉登(Dehra Dun)附近开办了一个游击训练学校，但不知道它的毕业生是否曾同中国人交过手。一九六二年后，似乎发生过越境进入西藏，进行袭击的事件。一名同西藏方面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乔治·帕特森声称他曾参加过这类袭击。　　 

       尼赫鲁选择了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长耶·巴·恰范(Y.B.Chavan)接替梅农。恰范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项任命，边境战争结束的那天他才抵达首都。　　 

       印度在边境战争中的失败，使新德里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梅农被撵下台，以及他被撵下台的方式，就是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以前，尼赫鲁在道义上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这时候很快地跌落。国大党议会党团开始显露头角；在其背后，各邦的首席部长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第一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印度以外的整个世界，至少在印度看来，也正起着显著的变化。在西方，中国的进攻被认为是对亚洲主要的民主堡垒的打击——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提到的，这是“亚洲大陆上共产党巨人同非共产党巨人争夺亚洲人心的第一个回合。”也有人呼吁联合国象在朝鲜那样的进行干涉。

       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说，“必须抵制那种对于印度目前所处的困境幸灾乐祸的念头。”伦敦《泰晤士报》表示无可奈何，不加评论地在社论中刊登了尼赫鲁自我解嘲的话：“我们同现代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接触，而生活在一种自己创造的、虚假的气氛中。”然而以英美两国政府为首的西方世界总的反映，是向印度表达迅速和毫不犹豫的同情和支持。

       肯尼迪总统写信给尼赫鲁说：“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人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

       肯尼迪在颂扬了印度政策的高尚精神之后，紧接着就建议向印度提供物质援助。感恩不尽的印度舆论在感情上摆向美国一边，这当然使美国驻印度大使约·肯·加尔布雷思教授感到非常满意，而他本人也不遗余力地鼓励这种倾向。

       于是他就发表声明。

       说美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

       在这以前，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力求含糊，不愿明确表态的；

       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加尔布雷思教授还不得不首先克服美国国务院的顾虑，然后国务院才授权他表态赞同麦克马洪线。

       他一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就立即发表声明，唯恐华盛顿在福摩萨的压力下改变主意。他的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政府果真提出了“疯狂的抗议”。英国政府也同美国一样迅速地、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情印度、谴责中国并建议提供援助。　　 

       如果说西方世界是牢牢地站在印度一边，不结盟国家(过去印度曾指望充当它们的领导)的反应，相形之下，就显得有保留和谨慎——一句话，是不结盟的。

       印度驻中东的一名记者报道说：“即使在入侵一周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党派、报纸以及知名人士表示过同情印度。”另一名记者从非洲发回的报道说，肯雅塔(Kenyatta) [ 投笔从戎注：肯雅塔Jomo Kenyatta(约1894-1978)，肯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1964-1978)。 ] 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也都态度暧昧。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走得更远，他斥责英国迫不及待地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他写信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不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是非如何，我肯定，只要我们大家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就是最好地为和平事业服务。”

       恩克鲁玛的态度尤其使印度人恼怒，因为尼赫鲁访问过加纳才不久。在参加过一九六一年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国家从开始就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其它国家都宁愿扮演以往常常是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力劝双方要有克制和耐心，并且自愿出来调停。

       印度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对那些正试图促进停火的国外的朋友们，对那些“好心肠的国家”表示愤慨。

       他说，“人们劝我们要学好、不要打，好象我们喜欢战争的样子。其实，本院很清楚，要说起来，我们就是没有好战心理；因此在进行一场战争时我们就有弱点。……所以，人家对我们说，要我们做好孩子，要和解，这些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除非他们亲自研究一下有关问题。”

       他说，“这些所谓不结盟国家”(这种措词出于尼赫鲁之口，真有点意外)是糊里糊涂的，也有点怕中国，所以如果“[因为]它们不直截了当地站出来替我们辩护，支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跟它们生气；那是无济于事的”。　　 

       同莫斯科在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息事宁人的路线相比，不结盟世界的反应对印度所造成的损害要少些。莫斯科一度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一边。

       十月二十日，在中国发动进攻的几小时以后，尼赫鲁在新德里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这是莫斯科的态度变化的第一个暗示，信内对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同中国边界争端的报道表示关切，并且警告说：“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当然，印度从未隐讳它要在塔格拉山下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意图。当里窝那作战行动正在准备阶段时，俄国大使曾两次见到梅农。

       梅农无疑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梅农也许希望莫斯科告诉北京，说印度是说话算数的；使中国人能认识到：在这件事上谨慎是外交的主要手段。)

       赫鲁晓夫在信中劝尼赫鲁接受中国关于会谈的建议。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十月二十四日北京重新提出脱离接触并开始会谈的建议。

       次日，《真理报》就赞扬中国方面这一行动是诚恳的、建设性的，为举行会谈提供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基础。

       社论写道：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英殖民主义者多次任意涂改亚洲的地图。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也没有为中国所承认；它是偷偷地塞给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与这条线有关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进行投机，竭力想借以挑起一场武装冲突。

       帝国主义者日夜梦想使中印两个大国火拼，并破坏苏联同兄弟般的中国和友好的印度之间的友谊。　　 

       《真理报》接着说“印度国内的反动集团”正煽起冲突，并且警告说，“甚至某些思想进步的人们”在激动的时刻也可能屈从于沙文主义的影响。　　 

       《真理报》这种含蓄的批评和表示支持中国的弦外之音，给印度政府当头一棒。

       《印度教徒报》的政治记者写道：　　 

       过去认为俄国人最多不过是继续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全力支持中国立场的社论后，所有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赫鲁晓夫致尼赫鲁的信和《真理报》的社论唱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　　 

       不仅首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员，而且一部分的印度共产党人都对此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苏联的态度不仅是不能体贴别人，而且是伤人感情的。　　 

       俄国人为了表示他们态度的转变不仅是口头说说而已，而且通知印度驻苏使馆说：他们不能实现继续向印度提供米格式战斗机的诺言。在以后几周里，莫斯科继续喋喋不休地讲这个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在加勒比海的一场胆量比赛，恰巧同喜马拉雅山的危机同时发生并达到高潮。

       十月十四日，华盛顿开始侦察到俄国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证据。美国政府有一周之久未动声色，在此期间内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并做出决定。

       十月二十二日，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抽查船只。次日，美国驻印度大使把他的一份声明交给印度政府。

       在俄美对抗中，对赫鲁晓夫来说，尽一切可能弥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裂缝——或者不如说是向全世界表示双方的裂缝业已弥补——显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此就在中印争端中公开站在中国一边。 

       [ 注：当时以及后来都有人设想，中国发动进攻选择的时间是为了配合导弹危机。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中国能够通过同古巴的重要接触，或者通过它在苏联参谋部的同情者，很容易非正式地得到消息。无论如何，难以相信这完全是巧合。”完全肯定或否定这种设想是不可能的。

       但我个人认为，中印边境争端的发展以及诸如克节朗河水位等地方性因素，足以说明为什么要选定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总而言之，更可信的是这一点，而不是什么由于中国预见到美国对在古巴安置导弹会作出那种反应，或获得了有关情报，而精确地选定了进攻的时间。 ] 

       (中国后来说，俄国语调的暂时改变只不过是“出于权宜的考虑，讲几句表面上好听的话”。)　　 

       尼赫鲁最初对俄国的立场大失所望，但他很快就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十月底，美国电视记者向他提出有关俄国态度的问题，他答道：“我猜想大概是由于古巴事态发展等原因，使得俄国人认为有必要不同中国人闹翻。”他说，导弹问题现在已“不是个障碍了”(赫鲁晓夫已于十月二十八日同意撤回导弹)，他希望苏联将会回到它原先的立场——俄国也果真很快地恢复了原有立场。　　 

       对于败退的部队来说，它必须作出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是：在什么地方进行抵抗？这个问题只能根据时间、地形和后勤等军事因素得出答案。如果答案错了，就足以使部队再次遭受失败。　　 

       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最初的想法是试图守住达旺。森将军于十月二十二日乘直升飞机来到达旺，并下令要那里的部队——两个步兵营(一个锡克步枪队和四个高尔瓦尔步枪联队)和一些炮兵——不惜任何代价固守达旺，说还有两个旅很快就会调来增援。森将军要在达旺过夜，他的直升飞机就空机飞回提斯浦尔。

       第二天早晨，他会见了率领战术指挥部人员刚从吉米塘来到达旺的普拉沙德将军。他们两人事后谈到这次会晤时，都说对方已经丧魂落魄——森将军的地位高一些，当然能够使自己的说法为人们所接受——双方对森将军在十月二十三日飞回提斯浦尔时究竟留下什么样的命令也有争论。然而在陆军总部和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内部，有一些头脑大概要比这两位将军冷静一些的人强烈地争辩说，要想固守达旺，必然会带来一场灾难。　　 

       中国部队已展开三路攻势。击溃了印军第七旅的中国部队，兵力估计约三个团，转向东南，经过萨客地(Shakti)，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距达旺不到十英里的卢姆拉(Lumla)；这一支部队已经同经过兼则马尼、沿娘江河(Nyamjang Chu)而下的第二路部队汇合。

       二十三日，中国部队还开辟了第三条推进线，通过棒山口并沿着古时商路直捣达旺。这样，达旺南北两面腹背受敌。达旺没有天然屏障。任何部队企图在达旺抵抗敌军都显然会象克节朗河地区印军一样易于遭受围歼。

       在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极力敦促塔帕尔必须撤出达旺。塔帕尔征询尼赫鲁的意见。尼赫鲁说要在什么地方打以及怎么打法，现在必须由军方自行决定。在提斯浦尔，第四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也极力敦促森将军撤出达旺。考尔这时候又不出头露面了；在中国部队进攻的那天早晨，有人说服考尔放下电话筒，放弃对第四军的指挥。　　 

       结果，十月二十三日第四军给驻守达旺的部队下命令，要他们撤退到邦迪拉。邦迪拉距达旺约六十英里，位于通往印度平原的公路上。根据第四军的估计：印度部队能够比中国部队集结得更快的最靠北面地点就是邦迪拉。一切有关的部队也都接到在邦迪拉集结的通知。　　 

       然而在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却极力主张命令部队据守色拉(达旺后面仅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座很高的山口)。帕利特在被考尔选拔担任陆军总部作战处长之前，曾指挥过驻东北边境特区的第七旅。

       他早就认为：如果想不让入侵者进入印度平原，必须守住色拉，因为色拉是个坚不可摧的天然阵地。帕利特讲话有魄力，而且又讲得头头是道，他鼓吹这种观点，一定受到梅农，也许还有塔帕尔的欢迎。

       尽管印度总理指示过必须完全根据军事上的理由作出决定，这班人决不会看不到：丢失给中国部队的土地越多，克节朗地区的失利看起来一定就越糟。

       不管怎样，森将军终于在十月二十三日，收回了退到邦迪拉的命令，并下令坚守色拉。K.K.辛格准将要求通知新德里：要在色拉集结足够的防御力量，后勤上根本办不到。可是森将军回答说，内阁已经决定必须固守色拉，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这个决定是关键性的——而且是灾难性的。色拉这个地方确实有诱惑力。山口本身高达一万四千六百英尺，两侧的山峰还要高出一千英尺。从达旺河谷到色拉要攀登五千英尺高山，道路陡峭，并受到山口及其侧翼居高临下的控制。通向印度平原的公路经过色拉，绕过色拉的只有一些小道。色拉是一个牢固的防御阵地——然而它对印度部队又是个圈套。

       色拉离印度平原太远，因而不能很快地把它建成为主要防御阵地；那条公路至多也只能跑载重一吨的车辆，从山麓地带到色拉要跑好几天，跑一趟很累人。山口附近有几块良好的可供空投的地段，然而在那种地形条件下，空投不但浪费，而且要冒风险，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使得空运根本没有把握。

       而且色拉太高，守卫色拉就要求部队在一万四千至一万六千英尺之间的地段行动，但守卫部队只能是直接从印度平原抽调来的部队拼凑而成。最后，色拉离达旺太近；中国部队只需稍事重新部署，而不必将后方基地向前移动，就可以向色拉发动进攻。　　 

       决定据守色拉，就要保卫邦迪拉和邦迪拉与色拉之间的公路。中国部队可以从几条小路包抄色拉，所以还得保留足够的后备兵力，使公路畅通，不被中国部队切断。决定据守色拉还使印度部队不得不据守从色拉到邦迪拉之间的广大纵深地带；色拉与邦迪拉之间相隔六十英里，连接两地的公路蜿蜒于崎岖不平的高山地带，艰险难行。　　 

       对于这个阵地的空中支援只能限于后勤供应任务。印度政府已作出决定，不能使用轰炸机或对地面攻击的飞机进行战术空中支援，怕中国人对印度城市——尤其是加尔各答——进行报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在加尔各答胡乱扔了几颗炸弹，曾引起全城一片惊慌，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这座城市。想到这层，就足以使印度政府下决心不再冒第二次风险。

       考虑到东北边境特区的地形和印度空军的局限性，印度空军进行战术干预究竟会有什么成效，也是大可怀疑的；然而使印度政府把空中战术支援排除在外的，还不是这些考虑。　　 

       十月二十三日，几百名文职人员，包括寺院的喇嘛，跟着部队一起撤出达旺。中国人二十五日占领了达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印度部队在让河(Jang River)地区和让河后面构筑工事；其中从达旺撤出的几营兵力多少还是完整的，加上从克节朗河溃败下来的散兵，还有一些非战斗人员。

       十月二十四日夜，有一个营，即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突然惊慌失措向后溃走，但在半路上被挡住，给他们打了气后，又把他们送回防线。后来，这个营打退了中国人从侧翼包抄色拉阵地的多次进攻，总算洗刷了自己历史上的污点。　　 

       中国部队占领达旺后稍作停留。十月二十日后，他们向沿着麦克马洪线的其他印度哨所进攻；这些哨所都在不同程度的压力下后撤了。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端，他们于十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到达瓦弄，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从那时以后，东北边境特区暂时处于沉寂状态。　　 

       与此同时，在西段，中国部队紧接着第一次进攻之后，向南移动，并集中进攻印度其它前沿哨所。

       十月二十一日，经过激烈战斗之后，中国部队占领了班公湖北边的所有哨所，廓尔喀守军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二十七日中国部队对碟穆绰克周围的哨所发动进攻，取得了类似的战果。有好几个哨所，包括斗拉特别奥里地哨所在内，在中国部队进攻之前就根据西线指挥部的命令撤退了——中国部队并没有占领斗拉特别奥里地，因为它是在中国主张线以外。

       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从克什米尔调来部队，有条不紊地，迅速地沿着受到中国部队威胁的前线集结力量。军区的后备运输力量也全部集中起来使用，以增援拉达克前线。于是那里的印军力量迅速增加。到了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已经在列城建立起师部，外加一个旅，下辖四个步兵营。十一月十七日，另一个旅也调到列城。　　 

       然而，在东线却缺乏这样的坚决果断和迅速行动。十月二十四日原驻防西姆拉的哈巴克希·辛格中将(Harbaksh Singh)调任第四军的新指挥官。

       森将军解除普拉沙德将军的第四师师长的职务，另派帕塔尼亚少将(Major-General A.S.Pathania)接替，——帕塔尼亚过去曾立过战功 [ 投笔从戎注：在1947-1948年第一次印巴战争，克什米尔，卡基尔(Kargil)战役，帕塔尼亚时任中校。此外帕塔尼亚在二战中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M.C.)。 ] ，但是这次他是突然调离新德里的“国家士官团”的领导岗位，从一项最舒服的、坐办公室的工作调来指挥一个师作战。

       东部军区的很多精力是花在这一类的指挥调动上。第六十二旅的指挥官也换了；过去训练过并且指挥过这个旅的旅长被调走，换来的新手是霍希尔·辛格准将(Hosiar Singh)。

       第六十五旅在邦迪拉等了很久，接不到行动命令，直到新师长要求更换该旅旅长被批准后，才结束了这种状态。负责瓦弄一段的第五旅旅长也更换了。与指挥官频繁调动的同时，各部队也调来调去。最后，在东北边境特区没有哪一个旅还辖有原由它指挥的营。　　 

       看来第四军应该能够逐渐安定下来了。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十月二十四日接任军长后，就开始对他所负责的地段积极进行侦察，并对他所面临的军事任务进行了研究。　　 

       这一回轮到北京放出文字烟幕，以掩盖地面上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

       十月二十日，中国国防部发表了一项声明，说那天早晨七时印军不仅在克节朗河地区，而且从他们在西段的奇普恰普河和加勒万河谷的哨所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声明接着说：“我边防部队迫于自卫，也实行了坚决的回击，并且清除了印军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几个侵略据点。”这里，中国把它自己经常——而且不是没有理由地——指控印度使用的“颠倒是非”的战术接了过来。

       十月二十日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并未发动进攻；印军正在增援章勒，当然这也是一种侵略行动。但是说“[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在克节朗河全线和兼则马尼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则简直是编造。说西段的印度部队从他们孤立的小据点“发起了全面进攻”，也是无稽之谈。　　 

       中国人牺牲真理，显然是为了有利于宣传；他们把事实真相弄模糊了，反而帮了印度的忙。印度军队打算在塔格拉山脊下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十月十二日尼赫鲁在机场谈话时又加以证实，这就使那些还没有风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关心中印关系的国家都知道了印度想干些什么。如果北京干脆说中国不愿坐待印度军队发动其大肆宣扬的进攻而先下了手，那末，新德里再叫喊“侵略”就很难再令人相信了。

       先发制人的理论现在已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所以按照这个理论行事而获胜的人是不会受到一般谴责的。然而事实既如上述，中国指控印度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结果就适得其反，因为人们普遍怀疑印度是否有力量进攻中国，而且，北京自己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其自卫行动中正连续攻克印军阵地，这就马上暴露了中国的指控纯属虚构。　　 

       那个虚伪的声明说是印军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而周恩来最初并没有这么说，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他在十一月四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只提到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积极部署大规模的进攻”。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按照到那时为止的边境上冲突的规模来衡量，部署一个旅(四个营)的兵力发动进攻，当然可以说是大规模的。

       然而，周恩来十天后在给各亚非国家政府的信中，也写道：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中国现在采取的行动的核心是军事措施与外交措施相结合。中国的下一步外交行动选择的时机和内容上都是很巧妙的。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发表声明，扼要追溯了中印争端的过程，结束时提醒对方说，在以往的三个月内，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尼赫鲁还公开下令要印度军队“解放印度领土”。

        [ 译者注：十月二十四日我国政府声明中的原文是“……印度政府竟然在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在十月十二日下令印度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 ] 

       声明指出不可能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指出需要重新进行和平谈判，并为此目的提出了三项建议：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状态]；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2)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项建议，中国武装部队就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　　

        (3)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在北京或新德里再一次举行会谈。

        [ 译者注：建议原文如下：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上述建议第(2)项最后还有一段：“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　　 

       周恩来在同日致尼赫鲁的信中重复了上述建议。这是两国总理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分手后的第一次通信。他劝导说：“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而不要对冲突的起因多费唇舌，并呼吁尼赫鲁作出积极响应。　　 

       中国的建议在任何细节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它同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致尼赫鲁信中提出的建议完全一样，只是在某些地方作了些修改，以适应中国部队那时已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情况(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宣布在东段作战的中国部队可以不管麦克马洪线——当天中国部队就向中国认为是边界山口的哈东山口以南移动)。

       事实上，如果接受中国的建议，就可以形成一条沿着“实际控制线”的停火线(北京从一开始就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中印边界争端尖锐化时的局面)；中国部队将撤至麦克马洪线以北，据守西段的一些残存哨所的印度部队将撤至一九六一年前进政策付诸实施前印度所据守的一线。然后双方武装部队——不包括文职人员——都再后撤二十公里，以便沿着上述那条线建立非军事区。

       这些建议并没有含糊不清之处，虽然建议中没有精确地提出有关地点的细节，例如，建议中没有提到塔格拉山脊，也没有提到麦克马洪线。然而北京一直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情况，那时中国部队还没有到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甚至还没到过塔格拉山脊以南——虽然当时印度已在兼则马尼建立了据点。对印度来说，接受这些建议可能引起的领土变动只是：需要撤出它推行前进政策时越过中国主张线在西段建立的哨所——指那些还没有被消灭的哨所——也不能重建多拉哨所。　　 

       中国人说他们自己的建议是平等、互让的，是基于互相尊重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如果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这些形容词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但印度自然不能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在印度看来，中国部队在西段出现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上本来早已就是侵略，现在又进行了新的、更为粗暴的侵略，中国目前不过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把他们罪恶地夺取到的东西加以确认。　　 

       新德里立即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新德里根本没有等待正式接到上述建议而是根据通讯社所报道的内容就采取了行动。十月二十四日新德里发布了一项声明，作为对中国的答复；在声明中印度政府首先声称它自己是“坚持和平和和平方法，[并]一向谋求通过会谈和讨论来解决分歧”的。但声明接着说，“印度不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军队继续侵入印度领土，占领印度的大块土地，并且利用这些土地作为强行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解决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印度提出反建议前就先把中国建议搞混乱：　　 

       中国人提出的从他们所谓“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的。这条“实际控制线”是什么呢？这是他们通过自从九月初以来的侵略造成的那条线吗？通过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前进了四十或六十公里，而建议撤退二十公里，如果双方都这样做的话——这是一种骗局，愚弄不了任何人。　　 

       新德里外交部的官员们不会真的不了解中国建议的意思。照北京的习惯用法，“实际控制线”的含义一贯是清楚的。然而中国人没有说得更详细些，就留下一个漏洞，于是印度就利用了这个漏洞，要求对方澄清——这是印度历来用以拖延时间的一种外交手段。

       印度接着提出了反建议：　　 

       如果中国人自称的要和平和和平解决分歧的说法的确是真诚的，那么让他们至少后退到他们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在边界全线所处的地位上去。然后印度将准备在双方同意的任何一级上举行会谈和讨论，以便达成为了和缓紧张局势和为了纠正片面用武力改变印中边界现状所造成的局势所应当采取的双方同意的措施。　　 

       声明最后说，如果中国接受上述建议，印度就准备欢迎周恩来去新德里。　　 

       如果说中国的立场是前后一贯的，印度的立场也是前后一贯的。事实上，这个反建议就是新德里在十月六日收回了它同意开始会谈时所提出来的建议。 [ 注：见本章第一节 ] 这个反建议是要中国人撤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九月八日是指中国部队最初围攻多拉哨所的日期)，并放弃他们在西段所占领的哨所；印度人就可以重返上述各地以及多拉哨所、克节朗河附近另一些地方和兼则马尼的阵地。

       中国一旦接受并执行了这个建议，印度就准备会谈——但只谈中国部队撤出阿克赛钦的问题。十月二十七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并将印度政府的声明和建议附在信里。从当时正处于尼赫鲁所说的“中国入侵印度”的局面来看，这封信的语调显得格外温和。　　 

       在印度，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遭到批评，说是语调温和，反建议软弱无力。在中国部队进攻之后，印度的心情是把同意谈判与投降等同起来——一名议员说过，谁要是提出印度应该同意会谈，就必须按叛国罪论处。因此，中国的建议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拒绝，中国根据印度的要求所作的澄清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周恩来在十一月四日发出的另一封信里，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他说，中国所指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提出的作为双方后撤起点的那条线。

       “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一九五九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印度的反建议中规定印度部队得恢复他们在克节朗河地区的进攻态势，并重返西段哨所；周恩来把这些比作是“强迫战败者”接受的条件。“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他呼吁尼赫鲁重新考虑中国的建议。　　 

       尼赫鲁第二封信的语调有显著的改变。中国部队进攻后他所写的第一封信，调子是低沉而又彬彬有礼的；现在他态度粗暴了，他把中国部队进攻描绘成是“冷酷的……大规模的侵略”，并宣布如果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那“便意味着向一个侵略的、骄横的、扩张主义的邻国乞怜苟活”。

       他重申印度部队一定要重返他们在九月八日沿边界全线占领过的阵地，并且说中国可将部队撤至他们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阵地，以表示自己的诚意。这样一来，印度就将重新占有他们的一切前沿哨所，而中国人则将撤至为了对付印度前进政策而设立的阵地的后面很远的地方。　　 

       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坚持要中国部队撤到塔格拉山脊后面，印度部队则回到塔格拉山脚一带(多拉哨所和兼则马尼)，并重新占领印度采取前进政策后在西段设立的各个哨所(当时这些哨所的大部分已被打掉)。这就是坚持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含义。　　 

       在中国人占领达旺后那一段沉寂时期里，双方的外交文件来往表明，新德里对于边界争端的态度改变得更加僵硬了。

       印度象以前一样坚决不肯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他们坚持要回到西段前沿哨所以及克节朗河地带。这就表明前进政策的计划和设想并没有变。

       北京粉碎了印度对塔格拉山下中国阵地的小小威胁，并打掉了西段印军前沿哨所的半数，而无所得。印度人觉得虽然自己打了一次败仗，但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他们比以往更为自信了。

       印度当时的政治气氛几乎一致是好战的。中印边界已经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印度人又不断扩大袭击的规模与决心。

       中国如果把部队留驻原地不动，那就会招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又会引起人们的讥笑，他们会说什么中国军队谨慎有余，威武不足，说什么中国军队如不是靠人多势众和突然袭击就不敢同印度交手。

       不但如此，采取这样的作法，边境争端还是得不到解决。假如北京当初盘算的就是这些，那么，把军事行动与外交手腕结合起来，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那种尝试，也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　　 

       然而中国方面的意图并没有全部贯彻，当时只不过是实施的开端。在十月二十日中国进攻前，有人听到北京的一位高级的部长说过，中国将不得不向发生局部性争议的地点以南挺进，然后再撤回来。中国第一次的进攻很象拳击家向对方闪击一拳，表面看来只不过是冲击了对方一下，而实际上是摆好架势准备最后把对手打翻在地。　　 

       如果说中国的作战行动在军事上是按照计划进行的，那末在政治上它也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由于印度在克节朗河地区遭到惨败，而且尼赫鲁认为印度正开始同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虽则是不宣而战的战争，这就使尼赫鲁完全放弃了过去拒绝接受军事援助的想法。

       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他曾再次断然拒绝寻求军火援助的建议，说接受这种援助就意味着变成“别人的附庸”；他把接受军事援助与“加入某个军事集团”等同起来，并声称“即使我们在边境上遭到灾难”，也绝不会同意接受军援。

       但到了十月二十九日，当美国大使拜会尼赫鲁，并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军事装备时，他立即表示接受。那天晚上，我在发给《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印度完全改变了立国以来所维护的政策，在今天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决定。尼赫鲁的军事顾问们在此以前已经说服他，只有配备美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能提供的装备，印度陆军才有可能打败中国部队。”

       当时印度已准备好它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物品的清单，并已交给了美国人，使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感到惊讶的不仅是印度要求的范围十分庞大，而且从订货单内容之混乱也可以看出印军组织混乱的程度。五角大楼使用了新式计算机登记物资的办法，才能够在五天后很快地把第一批供应品装上喷气式运输机从西德起飞，运往印度。　　 

       周恩来提请亚非各国政府首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印度政府已公开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人民日报》说，印度长期以来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现在又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标志”：　　 

       它表明尼赫鲁政府不结盟政策的外衣已最后脱落下来了。……尼赫鲁越是投靠美帝国主义，就越要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坚持反华；他越是坚持反华，就越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尼赫鲁一步一步地丢掉了“不结盟”政策，正是他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坚持反华的必然结果。　　 

       如果这种发展足以证实北京对尼赫鲁政府的本质的分析——同莫斯科争论中这是个关键性论点——这也一定使北京意识到有必要不使这场战争拖下去。十一月初，一名在北京的西方记者报道过一位中国官员“厌恶地”对他说：“只要印度人继续攻击我们，他们从美国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从这几次前哨战，他们就拿到几百万美元。大概他们今后还会要继续搞下去。”　　 

       在印度人看来，亚非国家不肯公开出来站在印度一边，是忘恩负义、胆小怕事；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可能表明这些国家终于对印度关于边境事件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十一月中旬周恩来致函亚非国家首脑，解释中国的立场，并衷心感谢他们“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的公正努力”，并宣称中国所要求的就是和平地解决同印度的争端。　　 

       与此同时，随着古巴危机的缓和，莫斯科也抛弃了它对于中印争端所采取的昙花一现的客观态度。正如尼赫鲁所预料到的，俄国人迅速地恢复了中国认为是偏袒一方的中立态度。

       十一月初，莫斯科不顾印度刚刚再一次拒绝了谈判的事实，号召双方实现停火并进行谈判。在北京看来，在古巴问题上赫鲁晓夫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首先他把俄国导弹安置在古巴，从而造成了美苏对抗；接着他又在美国压力下后退，拆除了导弹，从而又犯下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中国反击印度的作战行动获胜，向全世界表明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恐吓威胁置之不理或予以蔑视，不但无害反而有利，这样也就格外显出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集团”的虚弱和无能。　　 

       初期军事上的失利，揭开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印度对华战争的序幕。惊骇的情绪逐步消逝，化为断然的决心，又进而产生乐观情绪。人们把战争看成是印度的伟大时刻加以欣赏，并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国家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反应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愤慨。它几乎忘记了是印度陆军早就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会谈。尼赫鲁当时诉苦说，如果中国人“有什么领土要求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提出来讨论，拿出来谈谈，并采取各种不同的和平解决方式的”。

       后来阿索卡·梅达也问道，“在我们的耐心、善意和显然急于求得解决的态度面前，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侵略呢？”印度人民院正式通过决议，重申“印度人民决心把侵略者赶出印度的神圣领土”，“本院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印度对中国一直多次表示善意和友谊，……中国却辜负了这番善意和友谊，……并实行侵略，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在责备中国使用武力时，倒还没有完全忘记印度也曾打算使用武力。尼赫鲁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赶走并进攻他们。”　　 

       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和某些城市群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举行公众集会，每个党派包括印共 [ 注：然而，这时印度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于中印边境争端的激化已变为难以掩饰的分裂。现在回顾起来，该党领导集团谴责中国进行边境战斗，保证该党无保留地支持尼赫鲁的行动，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使该党最后公开分裂为两派。 ] 在内都谴责中国。

       各募兵站拥挤一时。还有一些消极的行动，如学生们焚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像，还有的用血书签名保证忠于祖国事业；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华侨商店，不管是开鞋铺的还是卖古玩的，都被捣毁一空，华侨店主都挨了打。

       日本外交官员在小汽车上贴上日本的国徽和印地文的国籍证明，以免被手脚太快的暴徒误认为是中国人。

       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甚至规定把华裔印度公民当作敌国侨民对待，有几千名华侨被关进拉贾斯坦(Rajasthan)的集中营，后来又被驱逐到中国去。

       印度政府宣布打算建立国民自卫队和全国步枪协会，此外，还打算扩大全国士官团，以便让每个大学生都可以入伍。女学生也参加了军训和操练，议员们拿着步枪摆出瞄准的姿态拍照；在旁遮普邦政府的部长们还决定穿军服出席立法议会。

       庞大的比尔拉工商业财团向国家献纳了一个小型的步枪靶场，以便新德里市民能够用.22的步枪练习射击。在首都公园里挖了许多狭窄的壕沟，政府办公大楼门口也堆起沙袋。财政部长德赛发起了国防基金运动，要募集现钞、黄金或首饰——“用首饰换军备”成了一个流行口号——并发行国防公债。他号召所有的人都要厉行节约。各军工厂也宣布将日夜加班。　　 

       群众支持同中国作斗争的这类表现受到表扬，认为这证明前几年令人担忧的不团结和“一盘散沙”实际上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骨子里却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人民院赞扬“印度人民对这次紧急状态作出令人钦佩的，发自内心的反应……在我国各阶层人民当中兴起了强大的高潮……”

       尼赫鲁更富有诗意地感谢中国的这次行动，他说这次行动“骤然揭开蒙在印度脸上的面纱，使人瞥见印度的沉着的面貌，刚强、镇定、坚决，虽则是个古老的面貌，但却永葆青春而又充满活力”。

       反对派的前排议员有些话也可与此相媲美。一名社会党议员乞灵于“我们的殉国士兵的鲜血。鲜血凝成种子，正在印度孕育出一代崭新的、年青力壮的国民。”　　 

       人们带着明显的嘉许态度来对待他们自己感到的一场战争的来临，但尼赫鲁却佯作不知，仍然坚持说印度人具有内在的不可动摇的和平主义的思想。

       他说同印度人相比，中国人所受的陶冶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战争，似乎“认为战争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而印度人则“厌恶战争，极端厌恶战争的念头——不只是厌恶战争的后果，而是从感情上就厌恶战争”。

       他援引甘地的话，提醒印度议会说，“从根本上看，我们是一个温和的民族”，并且表示他担心战争将改变这一切。“如果因为战争的迫切需要，我们竟会野蛮化，变成一个野蛮的国家，这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想那将意味着印度的整个灵魂和精神的堕落，而那是非常有害的事。我确实希望我们大家将牢记这点。”

       尼赫鲁的中心信念是相信印度人民具有内在的、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思想，是温良和顺的。他在同中国的争执过程中，不仅在他的国内演讲中，而且在他致周恩来的信件中，以及致北京的外交照会中，都对此大肆宣扬。

       尼赫鲁之所以相信这番神话，也许渊源于他同甘地的密切关系。但是实际情况既不是象尼赫鲁所讲的那样，说印度人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也不是象尼拉特·乔杜里所讲的那样，说“人类社会中很少有(比印度人)更加好战和更加喜欢流血”， [ 注：乔杜里争辩说，“印度族的军国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和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他特别举例说，“和中国的冲突……几乎完全是由印度族的好战思想鼓动起来的，印度族的占有欲作为第二位的潜在因素，也起了作用。”甘地自己有一次也曾提到印度民族“一直是好战的”。 ] 而是介于这两种看法之间。　　 

       然而，在这个时刻，尼赫鲁对“野蛮化”所表现的惴惴不安却有点不合时宜。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评论对公众反应都表示极度满意；《印度时报》刊载的一幅漫画就是这种情绪的一个缩影。漫画的标题是“对中国作战”，画出了尼赫鲁和他的内阁同僚洋洋得意地浏览挂满墙上的图表，各图表上分别写着同仇敌忾，劳资协调，人民信任政府等字样。所有的图表的指示线都是标志着急剧上升。

       尼赫鲁站在旁边评论说，“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事实上印度总理也曾用更高雅的辞藻说出了这个论点：“这个挑战可以转化为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成长，把笼罩我国边境的乌云转化成为我国的自由和繁荣幸福的灿烂阳光。”　　 

       尽管印度民众的反应被那些脑袋发热的印度人夸大了，但人们对所谓对华战争的挑战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