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某些群体对台湾国民党抱有莫名的好感

和一些体制内和特别是学术界的人交流时,每当提到台湾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暴露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一方面是由于该群体经历了过去三年总动员式的‘防疫’后,深深地感到了被‘折腾’的感觉,发现了他们平时可以仰仗的‘特权’,在很多情况下都不灵了。这也意味着,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围绕着战争,战后治理以及反制西方围堵和内部颜色革命势力的斗争,会再次要求他们敢为人先。因此,台海‘兵凶战危’,已经迫使该群体开始盘算着趁没打起来早日退休,平安落地,远离‘是非’的考验。同时,无不‘痛哭怀念’2008-2016那两岸密切交流,‘相亲相爱’的时代,并对台湾国民党抱有莫名的兴趣和好感。

首先要强调的是,与民间网络上的‘果粉’现象不同,该群体对于1912-1949年国民党执政下的中国普遍不抱有强烈的好感,也没有参与过去十年‘果粉’从高潮到持续低谷的网络论战,因此基本上没有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强烈影响,所以并不是‘中国国民党’的粉丝。反而,对于两岸开始密切交流后接触到的‘台湾国民党’,抱有浓厚的兴趣和近乎羡慕的好感。其中的原因大致如下:

1. 台湾国民党在解除‘戒严’之后,彻底放弃了任何模仿列宁主义式政党的‘行为艺术’,在保留了党员们在国家机器里特权的同时,放弃了‘政治教育’和‘群众动员’,党员们生活的‘舒适度’大幅度提高。

2. 台湾国民党在宣布‘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后’,不仅保留了巨额的党产并在一段时间内供养着近百万党员,还在一段时间内把持了岛内‘司法’,‘监察’以及‘干部考核’的国家机器,台湾没有出现类似东欧、苏联在执政党瓦解后的‘反攻倒算’的现象。因此,在民进党16年开始实施‘转型正义’的时候,这个群体深感无语和叹息。

3. 即使在台湾进行了‘政党轮替’后,原来高度依赖台湾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军公教’群体,成为了选票制度的赢家,由于该群体时间充裕,比民众有更多时间组织并且表达自己的诉求,还有更高的投票率,因此‘军公教’群体的特权和待遇,是台湾蓝绿阵营都不敢轻易触碰的红线。因此,在马英九执政的后期,当大量台湾年轻人因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去新加坡、澳洲从事收入相对体面的体力劳动时,台湾的公务员群体还是能保持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

4. 即使在民进党执行了‘转型正义’以及意识形态的‘白色恐怖’后,不少被清出了公务员队伍的原国民党干部还是能在‘民主后’的政治生态中再就业,在于北辰‘舰长’成为‘网红’之前,有多个类似的蓝营军官都成功进军传媒界,并一段时间内收获了统战价值,近期爆红的介文汲‘前外交官’也是一个转业成功的案例,更不用说台湾千千万万以拉选票或院外游说为职业的‘政治工作者’,都为‘体制内’人士提供了出路。

5. 台湾国民党里的连战、马英九、吴伯雄等人,均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有着较高的素养:国画、书法、古文等能够‘引经据典’。同时台湾国民党高层又普遍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很多都在哈耶普院校中取得了法律、西方政治哲学的博士学位,因此在讲话和论述时能信手拈来一些西方的‘高级概念’,这符合我国自推动‘素质教育’以来对于‘五四精神’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义。今年马英九、蒋万安的访问大陆时的‘高人气爆红’,就是这种倾向的印证。

除了上述五个‘相对客观’的理由之外,更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和网络‘果粉’通过怀念1949年之前的中国来达到‘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一样,该群体对于怀念08-16的两岸交流和台海休兵,以及对台湾国民党‘缓独’、‘华独’行径的选择性忽视,本质上是一种‘两面人行为’。他们内心中充满着对于新时代的要求和作风的不理解,对于国际形势以及台海现状有着强烈的以个人情绪主导的判断,甚至有人希望‘最好早点打台湾,把战争打成乌克兰一样就好了’。

因此,我认为比起民间中还存在的,认为台湾政治制度优于大陆,因此大陆不具备道义上‘解放台湾’正当性的错误思潮来说,某些体制内对于台湾国民党的‘羡慕之情’才因该是当前统一思想工作的重点对象,毕竟相信前者的都是妥妥的‘反贼’,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信众手上也掌握不了什么资源,在关键时刻可以毫无犹豫地,精准地进行管控和镇压,而后者才是我国无论在台湾解放前、解放中、还是解放后都要进行长期坚决斗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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