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班牙（之一）我的西班牙情结

我的西班牙情结很深，很厚重，很持久。

一是因为在西班牙工作时间长，常驻将近10年，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占了四分之一。

二是因为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西班牙——佛朗哥独裁统治后期和佛朗哥之后的民主过渡时期；和世界传奇人物佛朗哥有过交集，与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热情之花”伊芭露丽、老共产党人卡里略、“民主过渡”风云人物苏亚雷斯、冈萨雷斯，以及著名的国际活动家萨马兰奇等，都有过不少的交往；由于工作之便，与西班牙王室的某些成员也有过一些接触。

1973年，中国首任驻西班牙大使陈肇源向西班牙国家元首佛朗哥递交国书。右一为作者。

1978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访华与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同志合影。第三排中间为马牧鸣大使和夫人。马大使后排左一为作者。

第三，我曾作为我国前四任驻西班牙大使（陈肇源、马牧鸣、张世杰、曹元欣）的翻译和部门负责人，得到他们的口传心授、耳提面命，受益匪浅。

张世杰大使

曹元欣大使

第四，从建馆班子开始，我先后与许多西班牙语同行共事，戴诗琪、彭耀民、陈怀龙、丁永龙、佟丕礼、朱祥忠、严大维、李永春、李明林、安继星、李灿荣、霍淑珍、杨汉炎、任景玉、王书琴、居一杰、江山、李东、杨月彬、殷恒民、张拓、林海、宋风、韩平伟……这些领导和同事们批评并包容我的弱点与不足，鼓励并肯定我的长处与进步，是我的良师益友。丁永龙、佟丕礼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为这些同志在献身党的外交事业中的建树和贡献感到高兴和敬佩，对其中几位老革命、老领导、老朋友的逝世感到无尽的悲痛。他们在我的心中永恒。

在西班牙工作过的西语群体，是以团结融洽、凝聚力强著称的外交部西语群体的一部分，弥足可贵，值得珍惜。

人生有几个十年啊！1973年中西建交后我从赤道几内亚调回，参加建馆班子赴马德里；1978年胡安·卡洛斯国王访华后回国；1982年返西，任二秘（政治处主任兼新闻官）；1984年任一秘；1987年调离，任西欧司五处主管南欧（西、葡、意大利、希腊）事务的副处长。年龄是31-36岁和40-45岁，正是风华正茂和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时间跨度之大，历史跨度之远，人事阅历之深，这十年，在我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对于我的成长具有锻骨凝魂的作用，刻骨铭心，历久而弥新。

从中西关系的角度看，我在驻西使馆工作的10年加上先后在外交部主管涉西事务的8年，前后18年期间，正是中西两国从相互缺乏了解，因社会制度和政治信仰、意识形态不同而缺乏互信，“防”大于“交”的时期，到逐步增进了解、合作关系起步的阶段，是两国友好合作史上很重要的阶段。这也应当算是我的西班牙情结的另一个成因。我有幸作为中西关系起始阶段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机遇难得，不仅幸运，而且自豪，难于忘怀，也深感有责任、有义务追思搜忆，记录下来，存史育人。

未完待续~

作者 | 王珍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