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调查研究

（2023年12月10日）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了半天。他在一个县里做副县长，谈起眼下的工作，不住摇头叹息。他说，在基层工作忙累是常态，什么五加二白加黑的不用多说了，如果都用在干实事上那也心甘，毕竟你就是吃这碗饭的嘛。关键是这些忙和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空耗，只消耗资源，不产生实效。总之就是一群人在不停地制造工作，另外更大的一群人在忙于应付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工作。这些工作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做大产业、促进社会进步毫无用处，不但无用而且有害。这样的忙和累就让人无可奈何了。

比如调查研究，这本来是我们党的传家法宝，现在被弄得徒具形式。今年是调查研究年，市、县每一个领导成员都有调研任务。先不说县的这一块，就市里来说，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就有几十号人，再加上市直各部门的领导，每个领导成员都要确定一个调研专题，开展研究，写出专题调研报告。光市里这一块这就得确立100多项专题，每个专题都要跑到基层来调研，如果是真正的为解决问题而来那也罢了，但是各家来县里调研，大多数程序都是这样的：上午来现场转一转，看看点，下午开个座谈会，县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会发言，开完会打道回府，剩下的事就交给调研组里的笔杆子了。来县里调研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是为完成调研任务，把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样的调研除了给基层增加负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空耗，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些情况让人感慨不已。调查研究是

毛主席最先倡导并终身身体力行的工作方法。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靠调查研究吃饭的。大家都熟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历时32天，辗转5个县，对湖南当时的农民运动发展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成果，对我党如何认识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运动提出了独一无二的真知灼见，在共产国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再看看他的《寻乌调查》，那是在江西战斗间隙中抽时间做的。当时的调查方式，主席在这篇文章中交代的很清楚：

“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幸亏有毛主席亲笔撰写的这篇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让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是怎么做的。他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开上半天的座谈会，每人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一通就完事。而是召集方方面面了解情况的，天天坐在一起拉家常，主席亲自拟定提纲，把他想了解的问题事先罗列出来，一一向大家发问，参加会议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作答，主席亲自做记录，一连做了十几天的时间，就靠着这样的功夫，才写出了《寻乌报告》这样的经典著作。主席后来说，他过去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对中国城镇的工商业等方面的事情知道的还不透彻，通过这一次调查才彻底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对以后指导工作有极大的裨益。

人们常说毛主席英明伟大，每每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别人都茫然无措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总能指出正确的方向，提出正确的策略，带领大家走向胜利。能做到这一点，同主席日常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密不可分，这是对他勤政务实作风的酬劳。

同主席的调查研究比起来，我们今天普遍、大量存在的形式主义的调研工作，不过是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罢了，哪里还有一丝调查研究的味道。

可怕的是上上下下都深知这一切，但依旧乐此不疲地在制造这一切。年终的时候，各个机关的档案柜里恐怕又会多出一摞摞装订精美的《调研报告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