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调查研究

(2023年12月10日)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了半天。他在一个县里做副县长,谈起眼下的工作,不住摇头叹息。他说,在基层工作忙累是常态,什么五加二白加黑的不用多说了,如果都用在干实事上那也心甘,毕竟你就是吃这碗饭的嘛。关键是这些忙和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空耗,只消耗资源,不产生实效。总之就是一群人在不停地制造工作,另外更大的一群人在忙于应付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工作。这些工作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做大产业、促进社会进步毫无用处,不但无用而且有害。这样的忙和累就让人无可奈何了。

比如调查研究,这本来是我们党的传家法宝,现在被弄得徒具形式。今年是调查研究年,市、县每一个领导成员都有调研任务。先不说县的这一块,就市里来说,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就有几十号人,再加上市直各部门的领导,每个领导成员都要确定一个调研专题,开展研究,写出专题调研报告。光市里这一块这就得确立100多项专题,每个专题都要跑到基层来调研,如果是真正的为解决问题而来那也罢了,但是各家来县里调研,大多数程序都是这样的:上午来现场转一转,看看点,下午开个座谈会,县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会发言,开完会打道回府,剩下的事就交给调研组里的笔杆子了。来县里调研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是为完成调研任务,把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样的调研除了给基层增加负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空耗,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些情况让人感慨不已。调查研究是

毛主席最先倡导并终身身体力行的工作方法。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靠调查研究吃饭的。大家都熟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历时32天,辗转5个县,对湖南当时的农民运动发展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成果,对我党如何认识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运动提出了独一无二的真知灼见,在共产国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再看看他的《寻乌调查》,那是在江西战斗间隙中抽时间做的。当时的调查方式,主席在这篇文章中交代的很清楚:

“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幸亏有毛主席亲笔撰写的这篇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让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是怎么做的。他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开上半天的座谈会,每人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一通就完事。而是召集方方面面了解情况的,天天坐在一起拉家常,主席亲自拟定提纲,把他想了解的问题事先罗列出来,一一向大家发问,参加会议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作答,主席亲自做记录,一连做了十几天的时间,就靠着这样的功夫,才写出了《寻乌报告》这样的经典著作。主席后来说,他过去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对中国城镇的工商业等方面的事情知道的还不透彻,通过这一次调查才彻底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对以后指导工作有极大的裨益。

人们常说毛主席英明伟大,每每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别人都茫然无措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总能指出正确的方向,提出正确的策略,带领大家走向胜利。能做到这一点,同主席日常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密不可分,这是对他勤政务实作风的酬劳。

同主席的调查研究比起来,我们今天普遍、大量存在的形式主义的调研工作,不过是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罢了,哪里还有一丝调查研究的味道。

可怕的是上上下下都深知这一切,但依旧乐此不疲地在制造这一切。年终的时候,各个机关的档案柜里恐怕又会多出一摞摞装订精美的《调研报告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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