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红亮 | “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思考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包含着对于“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思考,内在隐含着一般意义的方法论原则,例如,前提、结果和过程相统一,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主体性和世界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实践检验与逻辑论证相统一等。这些方法论原则不仅对于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极有裨益,而且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传承发展各自的传统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第二个结合”作为动态过程,体现了前提、结果和过程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第二个结合”过程进行解剖,结合的过程可划分为前提、进展、结果等不同阶段,由此可见前提、结果和过程在其中是统一的。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说:“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必然会出现。”马克思以此说明资本作为生产过程的前提,既出现在开始阶段,也出现在结束阶段。在有些人眼里,当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就消失不见了,马克思批评说:“这只能是由于资本贯穿整个过程的那些看不见的线被忽略了。”这里,资本既作为前提也作为结果出现,统一在整个生产过程之中。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反观“第二个结合”,同样可以说,前提和结果统一于结合的过程。结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两者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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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合的前提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彼此契合和相通的。例如,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礼义廉耻等观念,和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大公无私、人民至上、英勇斗争等价值观念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一致性和契合性。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资源,这些资源具有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相契合,共同为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提供智慧。

从结合的结果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互相成就和支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以一种新的理论姿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变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形式和中国风格。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引用《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说明共产党员加强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引用《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明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的必要性,以传统的思想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观。他也提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传统文化提出了变革要求。

从结合的过程看,“第二个结合”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已经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展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整理研究传统文化,出版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如侯外庐、杜国庠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这些著作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既批判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又发掘出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因此,我们讨论“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过程,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专业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如关注侯外庐、赵纪彬、张岱年等学者在“第二个结合”上的做法和贡献,讨论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传统文化遗产,系统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

此外,我们也须关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其他思想流派如现代新儒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些现代新儒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解释、有发挥,也有反对,这些解读、反对和运用是值得注意的现代思想文化现象。当然,我们需要批判地分析现代新儒家对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解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毛泽东等理论家的理解有很大不同,甚至包含很多误读,但他们的理解也是一个参考维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哪些观点,弄清楚他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传统文化以及这种运用的局限。现代新儒家等其他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力之广。

第二,“第二个结合”是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的过程,体现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守正意味着筑牢根基,坚守基本原则;创新意味着变革发展的可能性被打开,新的空间和领域被开发出来。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赋予“第二个结合”新的品格,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

守正指的是守真理之正、守规律之正、守理想之正。在“第二个结合”中,守正不仅指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且指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推动“第二个结合”中,魂脉和根脉都是我们必须坚守和传承的,两者缺一不可。当然,坚守不等于停滞不前,而是要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拓展已有的限度,打破桎梏,善于接纳新生事物,推陈出新。

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原则赋予我们新的视野来看待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传统文化中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五四时期,鲁迅等文学思想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第二个结合”论中的“优秀”两字说明,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而非糟粕,因此,推进“第二个结合”,要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批判和扬弃,从中挖掘优秀因素,和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相融通。

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原则赋予我们新的姿态来对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发展到近现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化传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提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包括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就文化层面而言,“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国家,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个文化建设目标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此,推进“第二个结合”,需要注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及由此形成的现代思想文化传统,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过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的有机结合。

守正和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有一定的适用性,在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发挥其效应,可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借鉴意义。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是坚持守正创新的典型例子。陶行知结合现代中国的教育实际情况,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在理论上,他传承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吸收杜威的教育哲学,又创造性地提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教育思想,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思想改造成“生活即教育”思想。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守正创新方法论原则的有效性,为其他外来思想的中国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主体性和世界性、本土性和开放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得到切实巩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结出丰硕的理论成果。在坚持文化本土性的同时,还要有全球眼光和天下观,我们是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推进“第二个结合”,是在世界舞台上巩固和发展文化主体性。

坚持主体性方法论原则,就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巩固文化的本土性和文化自信,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文化本土性的塑造不仅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而且建立在继承近代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同时也建立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上。在一个国际比较的环境中,文化本土性和民族特征得以有力彰显。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性和本土性相辅相成。

坚持世界性的方法论原则,就要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优势资源,并把本土文化以崭新方式推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发出中国文化的强音。胸怀天下的世界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之一,它要求我们怀有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感和为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的责任感。

世界性方法论原则已经体现在一些理论概念的表述中。比如,它体现在全球文明倡议中。在20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其中一条指出:“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各国历史文化,都有为各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的价值。推进“第二个结合”就需要胸怀天下的情怀,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四,“第二个结合”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中国具体实际和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大同理想、讲信修睦等价值理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特殊性,中华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和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较大差异。推进“第二个结合”,既要从普遍性上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行性,也要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上看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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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梁漱溟曾就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有过讨论。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和毛泽东有过几次长谈。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他指出,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而中国社会的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毛泽东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略其一般性了。”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过于重视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而忽略了普遍性,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有共通性,可以应用唯物史观的普遍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当时的分歧预示着马克思主义走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走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的道路。这构成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背景,对于结合的推进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法论原则在一些领域可能被误用,产生一些消极作用。这对深化“第二个结合”研究具有警示意义。近代以来,西方哲学被译介进入中国,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即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诠释中国哲学的文本和概念,刘笑敢称之为“反向格义”。北朝时一些学者以老庄的术语解释佛教教义,称为“格义”,引申开来,格义常指用本土的经典来解释外来的理论。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是运用反向格义方法的一个例子。他用西方哲学尤其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把墨子的哲学称为应用主义。现代中国哲学家运用反向格义的方法是一个潮流。后来,有不少哲学家也都用西方的分析哲学、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方法和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在反向格义的背后,隐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法论原则误用的可能,即把西方哲学的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以此来过度分析和解读具有特殊性的中国古代哲学,这有可能导致对中国哲学概念和思想的误解,得出错误的结论。从反向格义的例子来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误用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这是“第二个结合”研究推进过程中需要加以防范的地方。

第五,“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实践检验和逻辑论证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目标是产出一批理论成果,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和学理化,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些理论成果既需要接受实践检验,也需要接受逻辑论证。

实践检验的方法论原则要求我们在“第二个结合”中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和成果导向,坚持实践标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方法的含义,隐含实践检验的要求。“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从实践检验的方法来理解,这句话呈现出完整的实践检验步骤。第一步,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入手,观察事物,掌握多方面的情况,把握事物变化发展或问题的根据。第二步,分析事物或问题的矛盾,分析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找出其中的必然趋势或假设,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第三步,分析人们的可能需求和目的,结合需求和目的,把解决方案应用于现实,付诸实践,促成事物可能性的转化,使有利于人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由此,原先有待验证的假设被证明是有效的假设。“第二个结合”产出的成果,需要接受实践标准的检验,才能被证明是可靠的和科学的。

逻辑论证的方法论原则要求我们对“第二个结合”的创新理论进行合乎逻辑地讨论、辩论和论证。逻辑论证有不同的层次,相对简单的做法是指出犯了哪些形式逻辑错误,如偷换概念、循环论证、虚假证据等;相对复杂的做法是进行观点批判,对观点展开批判就要对观点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揭示其内在矛盾,把握其合理性和共识性。而不论哪种层次的逻辑论证,都离不开实践检验。

我们要在实践中扎实推进“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思考“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得出五个主要原则,这五个主要原则是互相关联的,以过程论为基础:前提、结果和过程相统一的原则把“结合”理解为完整的过程;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把“结合”理解为创新的过程;主体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把“结合”理解为开放的过程;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把“结合”理解为动态的过程;实践检验与逻辑论证相统一的原则把“结合”理解为可验证的过程。深入思考“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结合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在新时代产出新的理论和文化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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