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 |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给予高度重视，他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里的逻辑范畴包含：两个概念，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判断，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成为”现代文化而非“已是”现代文化，只有经过“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不是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才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应该说，这两组逻辑范畴是依据唯物史观而得出的，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去分析并回答文化与文明的相关问题。

唯物史观视野下不同形态文化与文明的比较

面对不同形态的文化与文明，我们是否应该坚持唯物史观所确立的文化形态之先进性评价标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是，在评价文化形态的先进性时，有人会完全依据主观判断和情感倾向来进行。比如，有的文章为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但又难以回避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差异，于是干脆进行纯主观认定，脱离历史实践去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早已内含先进的现代性要素，并不输于欧洲的现代化理念。脱离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去谈某种观念形态的现代性，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唯物史观时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关于经济、生产方式、工具在文明评价中的重要性，恩格斯曾表示认同摩尔根的说法，认为人类是“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摩尔根所谓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外在于文明时代的观点会带来误解，让人以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与文明状态无关。实际上，“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确实还没有将人与动物彻底区分出来，而“野蛮时代”人们学会了畜牧和农耕，其实已经标志着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有了人的创造物，即文明成果。

事实上，恩格斯当时就注意到了所谓“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生产及生活方式，称其是“从采用鱼类（我们把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算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恩格斯认为，火的使用完全符合“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这一判断，因而摩擦生火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18世纪以后，“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里，文明的先进性前提就是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可见，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技术即使不是文化、文明先进性的唯一标准，也是首要标准。

事实上，只有唯物史观才可以合理地解释，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能够以中国之模式来谈论中国式现代化和讨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答案就在于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甚至在某些新兴领域领先世界。仅靠中国之前的古老思想资源如儒家思想来谈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还是离唯物史观太远了。

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近代欧洲文明的全球扩展态势

不必讳言，当我们提出建设新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现代化这个词便在客观上折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影响。15世纪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诸国向全球版图的扩张，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这里所言之“中心”不是取其地理意义，而是一种文化标准，也就是现代化的标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的文明理由。

在整个殖民主义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国家人民的影响乃至伤害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家喻户晓的文字：“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但是，这里进一步产生的问题是，是否如某些文章所说，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只是欧洲人向世界强行推行的一个观念形态，是西方国际法学家以自己的“文明”标准来衡量各个国家的行为而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半文明”和“野蛮”三类不同国家或民族，进而将中国列入“半文明”国家，只有欧洲国家和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才是“文明国家”？如果说，19世纪“文明”“半文明”和“野蛮”三类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划分只是出于西方国际法学家的“计谋”，并不反映事实上存在的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内涵，那么，唯物史观又会进一步追问：如果可以确认当时的“文明”国家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上的优势，那文明进步与否到底是取决于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还是一种道义的诉求呢？倘若取后一种回答，就又会落入唯心史观的陷阱。

不错，资本主义特别是殖民主义充斥着血腥和罪恶，但这不是文明进步与否问题的核心，核心还是生产力与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上，最罪恶的制度莫过于奴隶制，但恩格斯说过，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古希腊的艺术和科学，也没有古罗马帝国。这就是经典的唯物史观分析，道义问题不是文明问题的核心。循着唯物史观的逻辑，马克思对资本的文明意义也是这样肯定的，他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个“更高级的新形态”，如果不是文明新形态又是指什么呢？

即使到了20世纪，欧美地区的文明优势也很难简单否定。毛泽东在1973年会见发展中国家人士时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的好的部分。”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肯定了欧美在20世纪的文明优势——创造了科学技术与工业，然后上升为文化，承认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之而不是否定之。这一逻辑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在1849年的说法，他说：“作为动力的阶级，运动的代表者，即资产阶级，到处都是德国的或马扎尔的资产阶级。斯拉夫人好不容易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对南方斯拉夫人来说，这种现象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由于有了资产阶级，德国人或马扎尔人便掌握了工业，掌握了资本，德国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了。”这里，从工业发展到文化发展的逻辑清晰可见。

唯物史观不会停留在空洞的逻辑论证中，它必须运用于对世界问题的理解与分析，我们不妨以马克思1853年对印度与英国之关系的论述来作为解开问题的钥匙。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未来结果》中，开篇就提及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他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达200年（1757—1947年），关于印度之前的状态，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

对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进行了双重评价：一方面，英国人“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另一方面，“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要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当地印度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而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马克思明确说英国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提到，“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总结了英国与印度的文明冲突的意义，“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由此，英国是在不自觉地把工业文明带到殖民地，实际上发挥了一种历史作用——为世界新的文明打下基础，“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显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既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同时也客观反映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如此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也才能理解1964年12月毛泽东所说，我们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所谓“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当然是指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而不是指其非道义的行为。

必须指出，如果把马克思的相关论断说成是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当成马克思思想的局限性，那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厦就可能坍塌。

只有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化

 “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者结合的结果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另一方面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化。后一方面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成为现代文化，必须将之置于历史过程中去理解，而不能当成一个古已有之的命题来分析。无论我们多么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违背文化史的基本事实。

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发生断裂，这是事实，足以使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但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必须在一种文化关系中来讨论。在生产力落后，特别是交通技术落后的时期，各个民族国家总体上是相互隔绝的，这种隔绝可能造成幻影式的文化自信——缺乏比较而盲目自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18世纪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以后，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迟早会因为进入世界舞台而直面域外文化。

18世纪的“中学西渐”盛况让国人自豪，可是到了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卜铁（Pauthier）感叹，在莱布尼兹时代，哲学界、宗教界对中国问题抱有强烈兴趣，而“今则连极有限的少数人都难引起注意”，“我们每天认为野蛮的民族，他们早在我们的祖先尚居于高卢及日耳曼森林以前就达到极高的文明水平，现在仅引起我们一种深度的轻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呢？这是由于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战败的事实证明，比起工业化的欧洲国家，近代中国的相对落后是不可否认的。马克思在1853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对这场战争下了如此论断：“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做出了三个判断：其一，当时的中国处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其二，中国败于“不列颠的枪炮”，即现代化装备；其三，接触到新鲜空气的中国必然要解体，即中国的传统文明必定会转型为现代文明。关于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之状态，毛泽东也是确认的。1938年，他在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时所做批注中也曾经写道，“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但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及中国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账已结”。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中国一直在不断反思一个问题：中国与欧洲的差距到底在何处？其间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三段论，国人终于意识到，根本性差距就在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导致了中国落后于欧洲诸国。青年毛泽东亦如此比较中西文化：“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要求变革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声浪日高，来自域外的“科学、民主”大旗高张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新文化运动横空出世，毛泽东称此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化运动。

从理论上说，用域外的科学、民主文化要素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在客观上就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但是，这里又冒出一个非常特殊问题，即西方思想文化的局限性问题。一方面，西方列强在激发中国的现代化欲望时，对中国实行了欺凌和掠夺，毛泽东称为“先生老是打学生”；另一方面，西方制度的方案在运用于中国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各种西式的方案都试过了，中国的情况还是一天天糟下去。就在此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显示出了异样的光辉。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来说，弃西方观念而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文化推动力之重要性在于——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不需要改造便自行现代化了，也不是说西方文化不具备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了，而是说西方文化不能再直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了，其必须经过一个过滤装置，这个装置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层复杂关系，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有一颇为深刻的说法，他认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那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欧洲现代思想对儒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这与科学民主思想的功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坚信马克思主义之现代性内涵，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认为，19世纪有远见的人，不会是马赫迪、庇护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马克思——并不是因为社会人文主义哲学优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学，而是因为“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西方观念的“过滤器”，乃在于其诞生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必然包含了科学民主在内的欧洲思想文化精华，而且通过其“世界历史”理论确认了全球现代化的必然性，这就符合了当时欧洲新思想新文化冲击旧有传统的合理趋势；同时，它又高于一般西方观念，因为它批评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立场。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便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规避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文化要素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现实地使“中华优秀传统成为现代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要素之关系，1949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进行了一个对比：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高度文化”；而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高度文化”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不知要高出几多倍”。毛泽东的论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结合”中的特殊地位。

如果说，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第一次历史行动，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再一次站到了一百多年前的点位上（当然，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再一次”）：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最终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当然也还没有完成，还有必要去学习域外所有现代化文化经验；但是，西方国家的旧习未除，依然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中国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会容忍霸权主义的欺凌。如此，中国还是需要像当年那样，既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过滤器”来过滤外来文化观念，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是借助这个“过滤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充分肯定了自古希腊时期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先进文化理念，又深刻洞察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如此，中国既可以对西方话语霸权说“不”，又可以容纳和学习所有外来文化的好的方面，最终完成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