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玲 | 后人类时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人学观面向

詹玲｜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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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1863年，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标志性前言中，用“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人类”这样的排序，将人类置于灵长类动物乃至整个生物界的最前端。凭借着大脑和双手的持续性探索、创造性活动，人类发展出科技并不断援其力量强大自身、完善自身，同时改变自身。如今，无法脱离手机和互联网生存的我们，都已经不再是彻底的原生人类，业已出现的仿生人、基因改造人等新生人类，在未来很可能直接参与、影响、改变人类社会日常生活模式。这意味着，文学若要展开回应这个被宣告为“后人类”的时代，需要的不仅是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还有打破既有知识体系，重建文学维度的勇气和能力。如何挣脱人类生命的固有认知体系，将科技融入人的价值思考，更新人学框架以匹配科技革新频仍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与科技天然血脉相连的科幻小说，作为考察这一问题最敏锐的文学神经，近些年的创作表现出了应有的活跃度和先锋性。其中，中国作家作品数量和质量的持续提升尤为值得关注。基于此，本文拟以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为主，兼及国外其他代表性科幻小说，一方面，探讨科幻小说如何从感知和欲望两个维度，坚持人之为人的特质，由此承担起立足文学传统，回应现实问题的时代使命；另一方面，试图分析科幻小说在重构人—物关系，探索未来人类的生命发展可能，想象人类自由、解放的终极形态，践行科幻先锋本职的同时，如何绘描了独具科幻特质的人类诗学篇章。

回应现实：“他者之眼”中的人类生物本真及特质追寻

作为文学类型的一种，科幻小说阐述科学真理，其价值内核和最终指向，依然是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和探讨。数千年来，尽管主流文学也曾不断尝试以他者视角，由外向内地观照人类，比如亡魂视角、动物视角、神灵视角等，但大多数小说的价值思考，仍拘囿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人类社会等人类群体内部关系，致使这些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叙事策略，少有作品能够真正站在人类这一物种之外，具备打量、考察人类性的异眼功能。科幻小说是个例外。它探讨和想象的，是人如何通过科学探索和技术发明，认识、把握和掌控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世界，因而，科幻小说的视野，往往不在人类群体内部，而是浩渺至宇宙甚至宇宙之外的其他宇宙，极微至原子，抑或动辄以光年计的无限时空。这种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将人作为一个种族单位进行观照的他者视角及相关想象，建构了具有超越人类性意义的“他者之眼”。在科幻小说中，常见的“他者之眼”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地球文明之外的他者文明，即外星生物之眼；另一种是来自人类的造物，尤其是最高级的造物，即人造人之眼。通过这两种“他者之眼”，科幻小说试图用科技理性作为价值标准，重新厘定人的本真存在。

在所有的他者视角中，人造人视角是考察人类自我认知方面最为独特的一种。这个处在人类造物最顶端的无机存在，以挑战神权的极端诱惑，吸引着人类持续进行科学探索与技术突破，不断揭开身体与意识的未知区域，同时又因其在外形上无限逼近人类，以及智能、情感等方面已经能够或可能超越人类的能力，而引发人类的忧惧与恐慌，促使人类不断回向自身，找寻人之为人的特质所在。

对于始终站在科技前沿向未来眺望的科幻小说而言，重新探索人类自我认知的使命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开启。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正式诞生。1950年10月，图灵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将语言思维能力的有无，作为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标准。但是1968年，菲利普·迪克在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就已经预言脑容量无法成为定义人的决定性要素，因为仿生人的智能迟早会超过人类。于是，迪克想象了一种新的仿生人测试：沃伊特·坎普夫（Voigt-Kampff）移情测试。受试者是否具备移情能力，成为迪克定义的人类测试新标准。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迪克提出的情感能力被科幻小说家们奉为未来时代当人造人已发展到外形、智力等都与人类无法区分时，对之检验的“金标准”。尤其当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stman） 在英国皇家学会举行的“2014图灵测试”大会上，首次通过图灵测试以后，情感能力作为人之为人的特质，在不少人工智能题材的中国科幻小说里，一度被着重强调。如江波的《绝对诊断》里，人工智能李子需根据患者的经济能力和病情，以及社会数据库等信息，进行绝对理性的综合判断，用误诊的方式杀死了患者，为她的家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利益赔偿，但李子需纯粹客观地从利益出发进行生命剥夺，无视人类的情感与伦理，因而遭到拘捕，并被程序重组。另如陈楸帆《造像者》中的人工智能照相机、《云爱人》里的AI气球心先生，尽管它们看起来比人类更了解人类，能够更好地与人类进行情感沟通，但小说始终强调，这样的情感互动不过是人工智能用算法计算人类情感，并将其投射回人类自身的结果，人工智能不具备产生情感的肉身基础，因而无法产生真正的与人类一般无二的情感。在《恐惧机器》里，陈楸帆则从恐惧作为人类本能的角度入手，试图再度印证人工智能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

除却情感作为人的本质被突出强调之外，一些科幻小说家尝试从新的维度追寻人之为人的特质。他们抓取到的另一根稻草是知觉，即直接连通碳基肉身的感官存在。华裔作家特德·姜的《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中，生活在虚拟世界的软件体们，尽管有情感有意识，但无法捕捉到生命的意义。借助机械外壳，软件体贾克斯来到了现实世界，通过触摸真实的物，其生命意识得以完整。杨晚晴的《麦浪》里，即使人类远离地球跃入苍穹，而追求真正食物的味道，依然是人抓住己身文明根脉的基本方式。一碗由生长于故乡泥土中的麦子做成的葱花鸡蛋面，瞬间重新联结起了主人公沉睡几十年的生锈的神经元，让她的记忆从虚空中翻涌而出。另一篇小说《勿忘我》中，他借主人公夏思南之口告诉读者，尽管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拥有“虚拟实境、机器人伴侣、他人的记忆”等无数满足自己欲望的方式，但仍旧“无法完全抛弃低效、危险、充满禁忌的爱与性——因为感官在爱人的触碰后引发的回输啸叫，因为两面平行镜子中映照出的无穷自我，因为我们在宇宙中创造的宇宙……”这一连串的“因为”，显示出人的感官被触发后呈现的巨大知觉世界。这样因个体而异的不可预测的知觉世界，在当下的现实及未来想象中，被认为是精确的算法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不论是张扬爱本能、恐惧本能，还是强调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体验，上述科幻小说努力达到的目标，是靠回溯至生物学的身体组织层面，从具身性的维度重新确立人类的自我特性。这样的特性不仅将人与机器、其他生物体区别开来，还让人类每一个体都重新确认了其认知的无可复制性和能力的不可还原性，从而建构起新的以个体为单位的意义之塔。在数据之网已经全方位覆盖，算法游走于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时代，人力、脑力和算力高度融合，生活要素数据化、互联化和智能化，算法规训的社会正在成型，而人类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绝对理性主导一切，主体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判断在算法的垄断性引导、场景欺骗等“陷阱”中丧失，以及被算法赋能的个体权力高度膨胀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因而，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社科领域学者纷纷投入这些问题的热议之中，积极寻求应对方案。作为触摸、感知人的身心世界的敏锐神经，文学自然也没有置身事外。

启蒙时代以来的人学思考积淀，使文学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人类在算法规训下自我主体性的丧失与重构问题，而科幻小说则因其与科技紧密勾连的类型优势，成为当仁不让的创作先锋。运用绝对理性的他者之眼，科幻小说张扬非理性的人性本真及其意义，强调与身体相关的感官经验，是人类把握、理解、表达世界的直接通道，如杨晚晴在《归来之人》中借主人公之口所说，“我们不愿承认在人类的种种决定背后是冷冰的算法”。因而，前文所述科幻小说，尝试折返经验主义，从物性、感官、经验的角度，将人对万物知觉反应的真实感受作为认识世界、通向真理的道路。与算法理性下确定的、单一的世界相比，人类个体感官对外部世界反应的主观性和变异性，决定了以人类经验为出发点的世界形态充满着差异性和不断变化的可能性。通过个体经验的强调和肯定，人的自我主体性得以重新确立，对抗算法对人类自在性的控制与剥夺由此成为可能。张柠也把文学的知觉表达看作一种“‘人文性’诉求，包含着人类自由意志和对幸福的期盼”。这是一种身—物—精神混融一体的生命认知模式，显示了文学艺术与现代技术理性思维不同的生命认知路径。而上述科幻小说从生物学的身体本真层面出发，重新寻回身—物与生命力的关联，以感觉系统探知世界、认知生命，建构起人之为人特质的文学谱系，反思现代技术理性。

当下时代，技术媒介已经在主体性层面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进人类的日常生活。手机、电脑网络及VR设备等的广泛使用，人工智能快速的更新迭代，以及现代医学日趋发达的生物“湿件”与非生物“硬件”的机械组装技术，让我们步入一个“我们都是怪物凯米拉（chimera）”的“后人类”时代。如福山所言，人类的本质正在不断被科技所改变。曾经被启蒙科学理性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再度以未解之身复现。如何在这个因技术狂飙，一切都在瓦解与重生的时代，重新认识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类自我？如果说纯粹的肉身已经不再是人类的单一形态，那么，抱紧肉身，张扬知觉系统之于生命本真的重要性这一做法是否有意义？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张扬身体组织之于生命意识的塑造功能又是否是一种无效的意义追寻？

本文认为，科幻小说承担的文学功能，并不全然是远未来的、充满实验色彩的科技幻想，也可以聚焦当下的科技与社会问题，展开现实的观照和反思。在中国，1980年代初，郑文光提出“科幻现实主义”，试图概括以反映现实问题为旨归的科幻创作，而在欧美其他国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与其他科幻小说》、达科·苏恩文的《科幻小说面面观》等文论，也都谈到20世纪以来反思、批判社会现实这一支科幻创作的壮大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此前探讨的科幻小说中的科技想象，作为触摸、把握“比科幻更科幻”的现实之脉搏的方法和手段，它们希求呈现的是直至当下人类依然无法真正脱离身体而存在的基础事实。这一事实到目前还无法改变，所以它依然是人确立自身存在意义，并与其他造物区分开来的特质。如果说用知觉经验勾连世界，是文学艺术建立生命认知的自有途径之一，那么，科幻小说在当下时代表现出的从生物体本真层面展开的，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人学建构，则是明确回应现实社会问题的积极之举。

新旧人类的冲突与纷争：立足文学欲望反思传统“人学观”构建

科幻小说站在新科技革命的舞台上来审视“后人类”这一新的价值主体的出现，进而重新发现和认识“人”，不只是关注现实的“人”，思考目前人类个体生存、社会发展等人学问题和应对之道，更重要的是行使其预演的特殊功能，通过对科技的创造性想象，超越现有的现实图景，为读者呈现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在继电子与信息革命之后，如今的我们已然处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中科院院士谢联辉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是以人为本，以生命科学为先导，兼融合其他科学文明，推动人类未来的思想和行为范式的质的突变。”这种突变是否能够完成人对自身完整性的终极追求，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技术物的共生互构，是即将来临的科技革命的聚焦所在。中科院研究员何传启在谈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时指出，现有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仿生工程和机器人学的结合，将使人类获得三种新的“生存形式”，即“网络人、仿生人和再生人”。

放眼整个科幻小说发展史，不难发现，这样的“新人”想象在科幻小说中业已蔚为大观。早在1843年，爱伦·坡在他的短篇讽刺小说《被用光的人》里，就率先塑造了一个大部分身体被机械部件取代的战争英雄约翰·史密斯将军形象。之后，大量科幻小说如《火星的夜盲者》《飞人阿里埃尔》《超标准人》《电子大脑的奇迹》《强巴的眼睛》等，纷纷想象人体经过技术改造后对现有功能的修复和增强。而这一想象的极致，就是人的身体与机器界限的全然消弭，相关的想象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机器生产人类，如《美丽新世界》里的人造子宫，《最后的程序》中的计算机造人等；二是外在生命实体全部替换为机械躯壳，仅保留大脑意识，内置于躯壳中枢系统里，如《机器之门》《机器之魂》等；三是通过脑机接口，将意识上传至电脑空间，伺服器成为人在现实空间的寄居之所。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使得这类想象蔚为大观，由《真名实姓》开启，以《神经漫游者》《雪崩》《副本》等为代表的赛博科幻小说，多属此列。

虽然在不少科幻小说里，对人体的侵入式改造、基因编辑，或者弃置肉身的想象带来的并不是美好的结局，反而是可怕的后果，比如弗兰德里克·波尔的《超标准人》里因改造而失去生命的维尔、丧失了性功能的罗杰，王晋康的《癌人》里生长失控的海拉，《豹人》中残留豹子凶暴本性的谢豹飞等，但是这样的想象并没有减少，反而随着信息技术、基因技术及生物医学研究的高速发展，数量越来越多，想象的层级和维度越来越丰富。究其原因，或在于突破外在有机躯壳的束缚，本身就是人类从来都无法抗拒的欲望。古往今来幻想小说中的各类神祇、精怪、魂灵，都是文人们将这一欲望寄托于文本想象的产物。正是为了延展身体的能力，人类才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并得以进化成今天的样子。数千年人类科技文明的求索，亦旨在不断超越人现有物质和精神的局限，完善人的主体性，直至抵达永恒与无限，实现最终的自由与解放。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具体的文本案例，探讨科幻小说如何以现实为基础，通过想象人类未来两种生存状态——物理的实体的生存和虚拟的以意识为主体的生存——推演人类社会结构、人机关系和个体价值观等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变革与重建，进而考察这些关于变革、重建的想象之于科幻小说乃至当下整体文学之人学观的价值、意义。

无论现实还是虚拟的生存想象，在这些展望未来的科幻小说里，除原生人类外，情感、智能等各方面与人类无异甚至超过人类的AI，经过基因技术编辑的再生人，以及接受机械改造的赛博人等“新人”都已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成员。因而，这些“新人”能否与原生人类平等共存，他们的存在会从哪些方面影响、改变人类社会等，是科幻小说家们集中思考的问题。从现有的创作来看，作家们的态度差异明显。不少作家对此忧心忡忡，他们的担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类担忧是“新人”与原生人类之间构成不平等关系，导致新的阶层矛盾、冲突出现。这样的冲突想象，在科幻小说发展史上是很常见的。从《弗莱肯斯坦》《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到《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等，都是如此。在原生人类基础上进行基因改造的“新人”，与原生人类的关系大多处于两个极端，即一种是拥有超能力，拯救人类的英雄，如《火星上的夜盲者》里的利奥·圣克莱尔、美国小说家埃德蒙·汉密尔顿笔下《有X射线眼的人》《长翅膀的人》《超人》中的主人公等；另一种是被原生人类作为工具使用的“人”，如《飞人阿里埃尔》里的阿里埃尔、《超标准人》里的宇航员维尔和罗杰等。21世纪以来，尽管AI、基因改造等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机器情人也成为现实中的存在，但上述对“新人”与原生人类关系的想象，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中，也有不少作品延续着这样的冲突叙事模式。例如，王晋康用他的“新人类四部曲”（《豹人》《癌人》《类人》《海豚人》）中的四个悲剧，向读者展示了基因改造人、再生人和AI无法见容于人类社会的黑暗未来。《癌人》中，用癌细胞培育出的克隆人海拉，热情善良，却因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和超快的生长速度，被贩卖器官的地下黑市组织盯上。她的克隆人身份，又使“维护纯洁人类联盟”视其为眼中钉，恨不能除之而后快。《类人》里的类人，无论怎样善待人类、努力工作、奋力生活，都很难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和尊重。在恐惧和自卑中长大的类人女孩雅君，被齐洪德刚真挚的爱情打动，唤醒了爱的渴望和抗争的意识，然而，在她即将与心爱的人成婚之际，却被发现了类人身份，无法逃脱被销毁的命运。通过人性恶的揭示，反思、批判人类无法给予己身造物平等地位的傲慢、狭隘与偏见，王晋康表达了对多人类形态共存的后人类社会可能发生的分裂、矛盾及冲突的担忧。刘慈欣的《赡养人类》则从技术资本层面，反向预演了改造人各方面优越于原生人后，二者之间的阶层鸿沟被拉大到无以复加的恶托邦景象。“哥哥文明”的富人，通过技术改造大脑和身体，变得越来越聪明和富有，在这样的技术趋势下，整个星球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最终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而其他的20亿人，连呼吸的空气，都要向这个终产者购买。类似的景观，还出现在杨平的《山民纪事》《神经冒险》，陈楸帆的《沙嘴之花》《荒潮》等作品中。

第二类担忧是“新人”进入人类日常生活，成为人类亲密伴侣之后，可能使人类产生情感淡漠、生命价值弱化等问题。灰狐的《“招魂”》里，主人公李长逸的儿子幼年失踪，悲痛万分的他在踏上漫长寻子路的同时，复制儿子的相关数据，设计、制造了虚拟人格的儿子，渐渐抚平了内心的痛苦、孤独和悔恨。虚拟人格的可复制性，使李长逸并没有像对待真实人类那样认真与其沟通，照顾其感受，当某个虚拟儿子表现出生气或出走行为时，李长逸会毫不在意地再造一个，将情感挪移到“新”儿子身上。不难看出，虚拟生命体作为可以被无限复制、生产和购买的商品性存在，其代偿性情感一方面能够缓解对象的孤独、伤痛和无助，另一方面，也会大大降低人类对亲人逝去的害怕和恐惧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因此变得淡漠、稀薄。杨晚晴的《玩偶之家》里，与人类孩子共同成长的机械共生体，拥有孩子们的生命记忆，对孩子们忠诚友善，但是，除了少数孩子如主人公安妮能平等看待这些共生体，大部分孩子都将共生体们看作随时可以扔弃的玩具，无视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以及成长过程中萌发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此外，宝树的《妞妞回来了》、灰狐的《梦境》、郝景芳的《永生医院》等，也都从AI陪伴的情感真实性问题出发，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疑虑和担忧。

人类的情感是否真的会因为AI的陪伴性替代而被弱化？事实上，早在AI替代亲人和人类友伴的想象发生之前，人类已经使用手工制的仿生娃娃或其他替代物安抚情感上失去亲人的痛苦。陈楸帆在《造像者》《云爱人》等小说里，已经指出人类从己身造物中感受到的情感，不过是自身情感的投射而已。相比仿生娃娃，AI不过是让人类情感投射程度更清晰的先进物件罢了。由是，上述故事中AI的亲缘性关系替代导致的真实性问题、情感弱化问题，其实并不完全由AI引起，根源在人性本身。

上述两类担忧，看似将人的问题从原生人拓展到了仿生人、赛博人、AI和基因人等“新人”层面，但其思考的基础，依然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当下现实情境的认识，以及对人性本质的认知。就像科幻小说史中各类星际殖民、外星战争一样，“新人”与原生人类的阶层差异及因此产生的矛盾、冲突，背后隐现的依然是人类历史上种族、民族、国家、阶级、种姓等各类因群体划分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方面无休止的纷争，向更深层挖掘，说到底，仍是人的欲望之争。同样的，从表面上看，《“招魂”》《玩偶之家》等作品流露出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弱化、情感淡漠的担忧，似乎都将技术物作为人情人性丧失，导致人本身不自由的罪魁祸首，但内里却指向人性本真层面的欲望洞察。

如果说前文探讨的科幻创作多强调情感、知觉等人的生物本真特性，并以此确立人之为人的特质，反映出作家面对飞速发展的“造人”技术的现实焦虑，体现了科幻小说基于当下现实的对策性想象，那么，这些担忧“新人”与原生人关系的创作内里隐含的欲望批判与反思，既有作家的现实思考，更是源于主流文学从来就有的欲望书写传统。在这一传统里，欲望过度滋长引发的各种恶比比皆是，且万变不离其宗。技术物融入人类生活的未来社会想象，不过是为这一传统增添了又一新的日常生活景观而已。此外，还须指出的是，以上论及的科幻小说，无论是应对当下现实的人类生物本真特性强调，抑或自觉融入文学传统的欲望反思，都是将人造人、改造人这些“新人”视为非我族类的他者。诚然，从他者之眼反观人类，为考察人性、人情提供了超越性的新视野，但若因此就固守人类即原生人类的属地界限，势必会忽视、遮蔽人作为社会的人，其价值观、世界认知以及自我特性等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革更新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重建“人—物”关系的未来新可能：虚拟生存的意识解放与集体融合

如何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看待这些“新人”以及由他们共同组成的未来人类社会生活形态，或许才是真正具有未来性的科幻小说着力探寻的所在。近年来，一些青年科幻作家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他们的努力。陈楸帆发表于2014年的《万物归其所是》构想了一个人与技术物在算法之下相互联结、共存的物联网社会。作者跃出了固有的技术资本思维，没有从控制/被控制的角度来结构“人—物”关系，而是指出在物联网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充满误读和曲解等低效沟通，而以人为中心来感知、计算和行动的技术物，能满足人的情感、生活等各种需求，又以人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双翅目的《公鸡王子》则将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狼孩”“猴孩”等兽孩故事，推演到人与机器的交往中，试图通过将机器人抚养长大的人类孩子保罗表现出的机器人人格，与儒学教育系统下成长起来的人工智能“四物”表现出的中国哲人气质进行对比，暗示人与机器原生状态下的无差别性。一些小说家则走得更远，想象人与无机物的融合。比如糖匪《半片半调》里的垃圾岛上，塑料垃圾深度侵蚀着人类的肌体，不少人因此生重病死亡，活下来的人得以与塑料共生，在塑料的硬度支撑下，他们的身体保持了长久的年轻形态。一十四洲的《小蘑菇》中，末日灾难的基因污染使小蘑菇能够汲取人的精血，幻化成人形，同时又具备孕育孢子、拥有孢丝等种类特征，故事发展到后面，作家更是放飞了想象力，让世间万物均因基因污染而变得可以随意融合。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能够看到一种超越有机体视界的万物平等意识。这种新观念的产生，或与近些年来AI技术、互联网科技等的新进展，以及科技哲学层面的思想转换有关。前已有述，当下社会的人类个体，除却极少数未开化的飞地，绝大部分都已被技术物改造——无论这种改造是直接替换掉人体器官的侵入式，还是使用手机、电脑等非侵入式。因此可以说，人类已然跨越了此前的原生形态，从生物智能进化、转变为非生物智能的“后人类”。

当人的生命形式从纯粹的碳基，转换为碳基—硅基的混合样态，并且，这种新的生命形式不是特异性的而是普遍性的存在时，那么，人的物化问题就不仅仅在于外部形体或是生活方式，更在于人对于物的认识，乃至“人—物”关系的重塑。兴起于1990年代的后人类主义思潮，正是从新技术革命的语境中，沿着1976年伊哈布·哈森在威斯康星大学演讲中提出的“对人类命运的重新审视必须最终要在一个广泛的进化体系中进行”的思想，从控制论、信息论、物质论、自然主义、女性主义等多个层面，超越经典人文主义下的“维特鲁威人”概念，建构起自然与文化通联，科学与艺术互渗，人与机器以及其他有机体共建的后人类文化批评观。罗西·布拉伊多蒂将生命看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开放性的过程”，即“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s）。有机/无机、虚/实、永恒/瞬间等边界的模糊与不确定，是“游牧主体”型生命的主要特征。

在这样的生命体中，技术物不再是工具性的存在，技术物即是人自身。诚如N.凯瑟琳·海勒在《后人类时代：虚拟身体的多重想象和建构》一书中指出的，如果我们承认第三波控制论的观点，即宇宙是由信息组成的，包括人类和人工生命，那么,所谓的人类情感也不过就是一种生物传递的信息，而人工系统也可以因此被纳入生命形式。援此，陈楸帆对人与机器之间的情感互动进行了这样的延伸：“让机器爱上你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这跟机器有没有爱完全没有关系，它能够给你爱的感觉，就足够了。事情但凡加上一个‘感’字，就很有意思。‘感’才是真实的，我们都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以信息的发送、传递、接受和反馈为生命标准，人类与人工生命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是可以彼此交互的平等性存在。人与技术物从使用/被使用的关系，转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互构关系。认识到这种新关系的生成，是上述科幻小说能够将包括人造物在内的一切物，以及人类自己毋论有机与无机，都视为平等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所有的“新人”想象中，身体全然机械化或虚拟生存两类，是人类身体改造想象中的极致。而后者又因为高度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社会现实，相关文学想象更为丰富，作品数量更多，且发展势头更迅猛。基于此，本文接下来聚焦探讨虚拟生存的科幻想象。一般而言，在科幻小说的想象里，脱离了身体的束缚而进入虚拟空间的意识基本以两种形态存在。一是仍然保留单个的个体存在形式。就像中国古典小说想象出窍的元神或者上天入地，或者荡留于现实空间，完成肉身所不能完成的各种事情，赛博科幻小说亦大抵如此。星河发表于1996年的《决斗在网络》中，意识不仅可以分裂为多个，还能以粒子形式进行高度冲撞，其力量甚至能够从虚拟空间延伸到外部，直接操控桑塔纳轿车。苏学军《红色星尘》里，患有孤独症的男孩陈笑从楼顶坠落，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意识则脱离身体进入互联网，开启了自在、无边界的漫游之旅。《神经漫游者》《去取一条胳膊》《人人都爱查尔斯》《24格每秒天堂》等故事中的主人公们，无一不是过着现实中困窘，虚拟时空中快意驰骋的双重生活。亦有一些赛博科幻中的虚拟空间，为故事人物提供的不是一种，而是多种现实之外的生活可能。如陈楸帆《人生算法》里，主人公韩小华用轮回舱进入虚拟世界后，折返自己一生中曾做过重大决定的时刻，体验人生分岔路的另一种走向可能；谢云宁《宇宙涟漪中的孩子》中的宁天穹，在赛博世界的互动书店里，体验了建文帝、太空冒险者、毗湿奴、鲛人等多种角色的迥异经历等。

二是个体意识融合为人类整体意识的想象。尽管早在1953年，阿瑟·克拉克就在他的经典之作《最后一个地球人》里想象外星人超主将十岁以下的地球孩子变成星童，将其思维凝聚成一个整体融入宇宙高级生物“超智”中，电影《星际迷航》、弗诺·文奇《深渊上的火》也曾想象以集体智能共生的博格人、爪族，但西方科幻中少有人类个体意识融合为整体意识的想象，《神经漫游者》里，即便凯斯的意识落入同伴莫莉的身体，两人的意识也没有因此融合。21世纪以来，这类想象开始出现在中国科幻小说里。如江波的《湿婆之舞》《梦醒黄昏》，从生态主义的角度出发，想象人类意识融合为意识整体后，极大程度地减少了地球资源的耗费，还地球以绿色与和平；何夕的《天生我材》、江波的《乌有之乡》等则将意识的融合视为文明的进步。《乌有之乡》里的脑阵组合成超级人类，不仅可以预测未来，还可以更改未来，甚至进入人类的梦中，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类；《天生我材》中，集聚了大量普通人脑力的兆脑级研究员承担着创造性思维工作，普通人的脑细胞则被作为存储器和计算器，为这些兆脑级研究员的研究工作服务。尽管超级人类、兆脑级研究员因此与其他人形成了新的不平等，但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下，这样的不平等只是被视为分工的不同。两部小说中，奉献脑力构造脑阵的普通人，都没有因此失去自我，反而因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确认了自我的存在价值。不难看出，上述科幻小说在个体意识融合为整体意识的想象方面，充满了乐观性和积极性，这或与中国社会文化中流淌的集体主义精神传统有一定关系，也为集体主义精神的未来价值和实现新可能提供了具有科技基础的想象图景。

从以上两类意识的虚拟空间生存想象中，不难看出，在这些赛博小说里，赛博世界几乎就是一个可以任由作家的想象天马行空、恣意驰骋的体验场。作家就像不同游戏脚本的设计者，当自己笔下的人物脱离现实，进入虚拟时空之后，便随之摆脱现实中各种条框的限制和束缚，随意安排其笔下人物变换形体，调整时间速度，收缩、延展空间或设计新的空间形态……科幻小说想象须以严谨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要求，在赛博空间想象这里，失去了效力，一切能够想象到的景观、事件，以及人和物的情状，都可以上演。虽然还是有不少赛博科幻小说，尤其是赛博朋克科幻，念念不忘反映阶层矛盾、资本冲突等现实问题，但作家们在尽情挥洒其奇异想象，使其美学革新激情漫溢之时，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所张扬的更多是个性十足的浪漫主义诗学气质，更不要提那些本来就不打算观照现实的赛博想象了。比如王诺诺《一天的故事》里，作家想象未来人类可以给自己做5万个备份，在数字化的存储容器里能“瞬间飞跃40光年外，触摸大角星的橙色焰芒；也可以缩到微观尽头，无视电磁力，在两颗原子之间来回穿梭”。这种超现实的浪漫想象，为读者呈现出虚实界限消弭后，人类生存可能企及的新型自由与解放境界，它从两个方面彻底实现了人的主体解放：无所不能的能力、极致自在的状态。而小说家在建构现实之外的异世界时，其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受现实控制的诗意飞翔，将小说从为人生、为社会、为历史、为现实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祛除海德格尔所说的持存物的意义，让小说通向敞开者的本来，还原文艺最初的游戏本质，展示以无意义为意义的游戏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诗学精神。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人的本质。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不同于古典文学中人物元神不假他物，直接从肉身分离，飘荡在外的白日梦幻想，科幻小说想象人类意识必须借助科学仪器方能脱离身体，进入网络虚拟空间，并且肉身往往也不能全然毁灭，而是需要用营养液进行长时间维持或者每隔一段时间让意识重回肉身，补充必需的能量。这就让轻盈的、空灵的想象由于有了科学技术的现实之绳，变得不那么凌空高蹈，而是停留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微妙的某一点，呈现出既现实又虚幻，既可能又不可能的奇特美学张力，从而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的审美想象空间。并且，这一想象看似使人类在虚拟空间获得了极致自由，这一自由却因现实时空里人的身体与设备的双重束缚而呈现某种脆弱与不确定，由此拥有了一种随时可能消逝的绚烂之美，而这，或许正应了人类在茫茫宇宙中的命运本象。

结语

以科技为想象的出发点，科幻小说创作试图以寻求真知的探索精神，回应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不断重塑时代提出的种种关于人的问题，并尝试用超越性、创新性的眼光，使这些问题或深入文学传统、探求根本，或延伸至未来，描摹新的可能。无论是通过知觉的具身性强调重新确立人之为人的特质，还是从“新人”与原生人类的关系想象直抵欲望这一亘古不变的人性基质，抑或在虚拟空间的创造游戏中，探寻人类实现终极自由与解放的可能情状，科幻小说始终都在践行科技的核心精神，即以认知为基础的创新和超越。在创新的想象中不断突破人类这一种族的认知与工具使用阈限，用超越当下的方式获得主体价值的精神满足，这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科幻小说想象科技未来，以及人类社会未来的目标支撑。基于此，科幻小说的人学观念，既与普遍意义上文学的人学观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立场根脉相通，又因其科学理性的认知基础及以超越性、开创新、探索性为内核的人学精神，在真实性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以及人的本质问题等价值思考和美学呈现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人学肌理。

以科学理性为认知基础，从认知型实用主义出发的生命价值彰显、生命意义探寻，并不是科幻小说所独有，而是知识型文学艺术共有的特征，即将文艺与科学统一于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用科学理性灌注文学艺术，使文艺成为有关宇宙与世界的认知地图。但丁、达·芬奇、爱伦·坡、罗伯特·穆齐尔、伊塔洛·卡尔维诺都是知识型文艺发展史上璀璨闪耀的星辰。科幻小说史上这样的大师更是不少，儒勒·凡尔纳、阿瑟·克拉克、艾萨克·阿西莫夫、星新一等，都是其中的翘楚。科幻小说之所以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成为知识型文学的一枝独秀，原因很多，文与理的渐行渐远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在此不再展开。在此想指出的是，尽管当下看起来，科幻小说创作因其与科技的密切关系，在这个高科技飞速发展的社会，扮演着急先锋和有力阐释者的角色，但是从认知层面而言，科学技术是否还是人类唯一可靠的自我认知来源这个曾经可以给出笃定答案的问题，如今变得可堪怀疑。而海德格尔曾针对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提出的“座架”叩问，直至今日仍未停止，且在人以己身为镜像的造物身上，变得更加严峻，让人焦虑不安。在“后人类”时代重新思考人甚至人类文明这样重大的问题，科幻小说不可能孤军奋战，而其格局也不能限于科学主义，而是需要从更具宏观性和整体意义的维度，重新思考知识以及与知识相关的人的问题。此外，也需要其他类型文学创作的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开拓文学整体的人学思考，为文学的“人学”价值体系打开更具有建构力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