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道路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

张维为教授到处宣传中国道路，说：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道路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中国道路。这让张维迎教授不高兴了，他站出来说“根本就没有中国道路”，他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是靠着西方300年科学发明的基础和企业家精神实现的。

张维迎教授的反驳缺乏道理，张五常教授对于中国经济有过一个说法：对中国体制的可以提出许多的批评，但是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说明中国一定作对了什么事情才能获得持续的快速增长。张维迎所说的西方科技基础是公开的，企业家精神也不是中国的专属权利，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

张维为教授的观点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但是造成这个事实的因素他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所谓理论是要有普遍性的规律，中国特色是特殊性的表现，而理论是要从特殊性中得出一般性的规律。

中国道路是肯定的，从规律性角度看中国道路也没有避开世界性的现代化的规律，是同一规律下的特殊表现。

我通过研究世界大国的兴衰和中国兴衰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组织结构是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组织结构构成国家，军队，企业兴起的充分性条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迄今为止的还没有经济学理论给出现代化的充分性条件。

第一个从世界近代史看导致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是第一个世界帝国，他的崛起的关键因素是分工，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发现了生产的分工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数十倍上百倍的提升。生产效率的提升造成了国家实力提升，造就了英国的海洋霸权，这是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经造成了英国的海洋霸权。并且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分工的组织结构造成的高效率经济促成国家的强大。

法国拿破仑是军事天才，他在军事领域有组织结构创新，比如军事编制中的师作为战役基础单位。再比如把军官的选拔从贵族扩大到平民，建立了国民军体制等等。拿破仑的军事组织结构创新造成了法国军事实力的崛起，成为欧洲的霸权。但是拿破仑的缺点第一是没有在经济领域引入分工这个组织结构，结果是他只有陆军的军事优势而无与英国比拟的经济实力。第二个缺陷是他的天才妨碍了组织的运行，让所有军事行动都依赖于他的天才判断。结果就是拿破仑最后归于失败。但是拿破仑的统治毕竟把法国推向了现代化的道路。

德国是依靠李斯特的理论以国家干预推动工业化走上经济现代化，国家干预造成分工。在军事领域建立了参谋体系，这是把分工运用到军事指挥领域，极大地提高了军事指挥效率，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军事组织结构。由于军事指挥体系的革命使得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轻松击败法国，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强权。但是德国虽然也引入了分工，推动了工业化，但是他的组织结构并没有超越英国，这使得德国的经济实力无法与拥有全球殖民地的英国对抗，这使得德国始终是一个区域强权。

美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进入资本主义要远早于德国。美国崛起得益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以泰勒制和福特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生产线，标准化导致了美国的制造业效率远远超过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促成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890年超过英国，而经济实力转移到军事力量逐步造成美国海军实力与英国在20世纪初赶上英国，这就决定了美国世界霸权的物质基础。这才有美国借助两次世界大战登顶世界霸权。

再看俄罗斯，俄罗斯具有成为世界顶级霸权的所有资源条件，国土广大，人口适中，在18，19世纪它的人口超过美国，有几乎所有的矿藏，有广袤的耕地，农业不但自给有余，而且养活了欧洲。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构成了俄罗斯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俄罗斯从来没有登顶世界强权。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进入了近代化的进程，但是俄罗斯崛起的推动力一直就是军事扩张，从彼得击败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到不断击败奥斯曼帝国获得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俄罗斯一直遵循着地缘政治的逻辑发展，直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击败了拿破仑，沙俄军队的军靴踏上巴黎街道，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历史高峰，沙俄成为了欧洲的警察。但是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在经济上完成组织结构的革命，没有完成最基本的分工，这导致俄国在经济上一直就处于落后状态。然后就在工业革命中落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击败，停止了向西扩张的步伐，也退出了欧洲霸权的争夺。再随后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击败，这暴露出俄罗斯的军事组织结构已经落后。但是根本的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完成经济上的分工组织，这导致俄罗斯经济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一个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

苏联通过国家计划经济强行推动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时候苏联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物质基础。然后就是经过浴血奋战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战后两极中的一极，成为超级大国。但是苏联从来没有在经济组织结构上达到美国的科学管理的水平，虽然列宁就认识到泰勒制的优势，但是苏联从来没有在组织结构上达到美国的水平，他只是从形式上建成了生产线，标准化，但是科学管理的核心是正确的激励机制和对于生产过程进行度量话管理，就是对产品的成本，物料消耗，质量等参数通过量化进行管理。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常规性的计划经济，而是战时管制式的计划经济。这是因为苏联从诞生起就一直处于严重的外来军事威胁中，所以他形成了以军事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战时经济管理，将资源优先配置到军事工业领域。而战争时期物资永远不够用，就连美国也不例外。所以战时经济体制一定是物资配给式的模式，各个经济体竞争资源配置而不是以生产效率提升为导向。苏联因为长期处于战争威胁之中形成了这种战时管制计划经济模式，而在二战之后的大国竞争的经济竞争中没有改革自己的宏观经济组织结构，这导致了宏观经济效率落后。宏观经济组织结构影响到苏联经济中的企业组织结构也落后，这决定了苏联经济竞争不过西方发达国家，最终丧失了力量。

注意从组织结构理论看苏联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理论上的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军事或者战时计划经济。我们知道苏联消费品一直供给不足，例如轿车就一直供不应求。而从理论上的计划经济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既然轿车供不应求扩大生产计划即可怎么可能是供不应求？按照理论上的计划经济模式应该是一部分商品供不应求而另一部分供大于求。 

最后看日本的兴衰。日本是一个封建资本主义国家，从日本历史上看门阀，财阀和军阀是控制日本的三大势力，而这三大势力控制着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在二战失败以后，日本的军阀受到了整肃，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停止了对日本财阀的整肃，重新起用日本的政客，把日本变成美国的战争基地，日本的门阀和财阀再次复活，而门阀与财阀的勾结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政治经济形态，这就是日本的封建资本主义。

日本在经过幕府战争完成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明治维新中又学习的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建立议会和内阁，但是它的政客还是从就的藩地结构中产生的而且时代延续，这就是日本的门阀体制。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确立了军国主义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通过优先发展军事，对外发动战争扩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内扶持官僚资本主义财阀，强制人民“奉献”完成了工业革命，达成了初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日本没有跟上美国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科学管理革命，它的社会组织结构一直停留在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然后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狠狠地修理了一顿。从表象上看日本失败是因为技术落后和资源贫乏，但是从根本上讲日本的失败是组织结构50年的结果，日本的技术落后和物资供应不足都是由于组织结构落后导致的。就是由于组织结构落后导致日本的生产效率远远美国，比如当时的丰田汽车就是动力不足品质差的劣等货。经过50年美国不断地迭代进步，美国的生产效率远远超过日本，仅仅钢铁产量就超过日本10倍以上，这就造成了美国所有的战争物资和民生物资生产远远超过日本。第二个是日本由于组织结构落后导致军事上的兵力使用效率远低于美军，这一点是几乎所有人都忽略的事实。比如在空中力量上，日本的战斗机直到二战末期都采用3机编队，而其他所有的军事强国的空中力量战斗机都采用双机编队的基础编队。双机编队和三机编队的作战效率对比，三机编队兵力使用高出50%，但是攻击力相等，而灵活性还不如，所以总体作战效率低于双机编队。根据朱可夫的回忆录，在诺门坎战役之后，朱可夫评价日本军队，士兵是世界一流的，战术技术娴熟，作战意志顽强；但是日军的高级指挥官被评价为“笨拙”。在组织复杂的军事活动时，越复杂日本的组织效率越低，联合作战的效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军队，这使得日本军队在二战只是一只二流军队。

二战以后，日本接受了美国的统治，从内心崇拜美国，这才让他虚心学习美国。日本请了美国的管理专家戴明传授科学管理方法，并且在日本企业大力推行，这才使得日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开始了日本战后的复兴进程。到197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已经赶上美国，加上美国欧洲对日本的大量技术转移极大地缩短了日本与老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美国向日本转移了大量的汽车技术，德国转移了大量的化工技术，这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日本特有的封建资本主义体制又极大地限制了日本的发展空间。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此前有文章相信分析过日本成败的原因。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的封建资本主义体制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结合控制社会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扼杀了日本底层和小资本发展空间，进而扼杀了技术创新的道路。日本陷入失去的30年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是创新型发展陷阱。就是日本由于其组织结构遏制了底层经济的创新动力从而陷入技术落后的困境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丧失动力。

日本的技术落后是从数字技术开始的，这一点似乎大多数人都不清楚，我因为在1990年代作市场研究知道一点。1980年代以前日本的电子技术优势主要就是模拟技术，像电视，收音机，录音机，录相机都是模拟体制，日本从1950年代搞半导体收音机开始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当时日本一直沿着这个技术路线往下发展。但是美国在1990年代突然抛出了数字技术提议，还不是技术。美国提出未来的电视等视听设备使用数字电子技术，特别是高清晰电视。这一下子就让日本丧失了多年积累的电子技术优势，与其他国家又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日本企业和政府因为大量投资下一代模拟体制电视，造成了惨痛的损失，一下子就丧失了在数字技术上投资的动力。另一方面，日本历来的技术民族主义拒绝与他国分享技术，这个最典型的就是等离子显示技术。日本想靠技术专利获得市场，结果是其他国家采用了液晶显示技术，让日本的等离子显示技术彻底变成了“白象”。第三个问题是日本一直防范中国，严厉地限制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这种情况不是从美国发动科技战以后才发生的，而是日本一直的“国策”，日本在华投资基本上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为日本企业配套，而没有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1980年代中国想发展汽车工业，开始的目标是看向日本，请求日本合资建厂，遭到了日本的拒绝。这才转向德国寻求合资。过了10几年，日本看到德国大众在中国的盈利才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已经晚了。日本的痼疾在今天的日本汽车产业上再次表现出来。一厢情愿地搞氢能源汽车，但是没有其他国家跟随，曲高和寡只能烂在家里。

日本陷入失去的30年的根本原因也是组织结构，是日本的上层建筑严重地阻碍了日本技术进步，这是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历史上大国的兴衰的分析能得到以下结论。

世界上不同国家是一个竞争关系，竞争财富分配和权力分配，这种竞争是通过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进行的。

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力量是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既决定军队的战斗力，也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经济运行效率。

组织结构决定了组织的学习曲线和执行力，所以它决定了组织的效率。先进的组织结构可以大幅度提升经济效率从而造成经济跨越发展，比如分工就提高了几十倍的制造效率，科学管理造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家与企业竞争力的显著差距。

分工是造成近代化和现代化决定性组织结构，其他的经济组织结构都可以视之为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但是分工是世界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的组织结构跨越。这种困难第一个是分工造成社会化大生产，它所必要的社会公共品是一个极为昂贵的公共品，这种公共品的成本与分工造成的经济效率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就是国家必须很长时间在提供公共品上承受财政赤字才能坚持到分工的效率优势带来的财税收入填平财政赤字。第二个困难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跨越，没有分工就没有工业化和现代化。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通过国家强制实现这个跨越，无一例外，这是规律。没有实现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国家就必定停留在它旧时代的状态之中。所以只有实现中央集权国家政治体制并且是一个强政府国家才能驱动建立社会化大生产必需的公共品，实现资本集中驱动工业化。

分工强制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是一个文明与文化的跨越。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于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看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仍然对这种痛苦喋喋不休地抱怨。195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本质上就是要不要进行这个文明的跨越，要不要接受这个痛苦的过程以实现工业文明？

国家经济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物质财富生产效率的竞争，其他的财富游戏都是物质财富生产效率优势的溢出效应或者是衍生效益。一个国家只要物质财富生产效率具有优势，它就有财富游戏的本钱，再怎么玩都不会崩盘，即便是发生经济危机也会恢复。但是没有物质财富生产效率优势的国家玩财富游戏最终会泡沫破灭剩下一地鸡毛，日本就是前车之一。日本从GDP高点人均5万多美元到现在3万多美元就是因为日本在高技术产业中竞争优势的丧失。

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是从货币表现出来的，这就有极大可能误导国家的经济结构从追求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转向追求货币财富，这种误导会导致国家的经济失败。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也是普遍以GDP作为核心经济指标。

国家的经济实力是通过企业生产效率表现出来的，企业竞争核心是企业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决定企业经营效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决定性组织结构就是分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产业竞争中必须采用科学管理才能有同等的竞争力；而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开放性组织结构是基本特征这种结构又称为“互联网组织”。组织结构落后的企业即便拥有技术优势也会在持续的技术迭代进步中逐步落后被市场淘汰。

中国做对了什么造成了经济快速崛起？这个问题答案就是中国道路的理论。

我们先从事实出发来寻求答案。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了美国军队取得了伟大胜利是一个事实，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农业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战胜一支工业化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这是一个奇迹。当时的美军刚刚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其军事指挥，军事组织，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都是出于巅峰状态，而且拥有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火力优势和装甲优势，但是在战场上就是被击败了。那么造成志愿军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是什么？在装备绝对劣势条件下取得战争胜利？

越南人民军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中全歼法军1.6万人，这是法军的精锐伞兵。这是世界上第一支在战场上击败宗主国的殖民地人民军，也是第二支在战场上击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农业国的军队。众所周知越南人民军是解放军的“亲儿子”，解放军向越南人民军派出了大量军事顾问，最早是从连一级直到师级和最高层的军事顾问。越南人民军是按照解放军的组织结构重建的军队，仅仅4年时间，中国顾问就把越南人民军从散兵游勇建成了一支强悍的军队。奠边府战役之后中国军事顾问撤出越南，因为越南人民军已经掌握了解放军的作战技能了。

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和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的表现说明解放军的组织结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组织结构，否则他是不可能在绝对劣势装备条件下战胜工业国的军队的。解放军的先进的组织结构平衡掉了美国的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他的高效的工业化的军事组织结构。

那么解放军的先进组织结构是什么形态？接受过党史教育的人都知道解放军的组织结构起始于“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井冈山上的“三大民主”是众所周知的解放军的组织结构。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解放军是世界上唯一的有两个权力体系的军队，一个是军事指挥体系，另一个是政治工作体系。任何传统的军队都强调军令统一，权力归一，像苏联红军曾经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但是斯大林为了军事指挥统一撤销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体系，把政治委员变成军事首长的附属。苏联解体与他的军事体制不无关系。解放军同样也存在两个体系的权力分配问题，军事首长的指挥权与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权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配合的则部队战斗力会获得强力加成，配合不好形成权力竞争也会严重损害部队的战斗力，严重影响军事指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放军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个体系从理论上解决了集权与分权的矛盾。这个体系表现了比较好的是抗美援朝中的志愿军党委，彭德怀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而党委其他成员都是兵团级军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杜平，解方，他们级别差距显著，但是在一个党委中地位是平等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工作都有发言权，集中决策，各个执行。这个体系运行起来作战指挥效率是非常高，有趣的是现在西方公司治理上也有这种组织结构，CEO，CTO，CFO，一堆首席官员。

解放军战斗力的形成“三大民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洛阳营”是解放军战斗力最强的分队之一，“洛阳营”营长张明将军后来是南京军区副司令，他在总结自己的战斗经历的时候一直强调军事民主带来的战斗力，通过军事民主所有战斗员指挥员都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侦查，调查，思考分析战斗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解决办法，这样在实际战斗中，所有人都明确自己的任务，都能主动行动达成任务，即便是失去指挥的时候也能主动完成任务，即便出现了意外情况也有处置预案，这样的部队越战越强。

解放军的高级指挥结构是军委到战场的两级体制，不管是作战规模多大，军委直接指挥到作战的指挥部，抗美援朝是指挥到志愿军司令部，对印自卫反击战直接指挥到张国华的前指和“丁指”，西线指挥到康西瓦。西沙海战直接指挥到海军编队，中间不经过其他级别的指挥机构。这个指挥体制与欧美的委托指挥不同，也与苏联的逐级指挥体制不同，它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指挥体制，这个指挥体制有一个前提就是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他能发现下级指挥员决策的优劣，并且恰当地给出建议，而且他建立了一个决策体制，要求指挥员必须对战场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于不同情形有作战预案。这种指挥体制造就了一批解放军的世界级军事家。

解放军的这一套组织结构是造就解放军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从井冈山开始的几百人走到1949年的全国胜利，到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做对了什么？我跟绝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决定性的组织结构是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不空口说白话，拿世界上最权威的经济史学家的结论。

这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获奖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给出的中国与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平价GDP比较。我们看到195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此前从1700年中国人均GDP是出于一个停滞状态，哪怕是康乾盛世也是停滞的。从1840年中国的人均GDP下降，到1937年加速下跌，直到1950年触底。然后就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人均GDP进入上升通道，这就是中世纪经济形态与近代化经济形态的根本性转折。而且中国的人均GDP增速长期超过美国。这说明中国在1950年进入近代化社会形态，这是根本性转折。

中国做对了什么事情才实现了这个转折，要知道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实现这个转折而陷入贫困陷阱。

众所周知这个时期中国启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而且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改造，这就是所谓的“一化三改”，这个“一化”就是工业化，“三改”是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运动的核心是工业化，“三改”是为了工业化配套的公共品建设。

工业化是所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历史的穷据就知道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例外的。但是工业化的路径是不同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苏联和中国都不一样，这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最早是从苏联引进的工业体系，这就是著名的“156项目" 。随着引进的工业体系也建立模仿苏联建立了计划经济组织结构，但是在这个组织结构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是有自己道路的，而这个道路又是与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和革命形成的农村组织结构相关。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互助合作进行的，这与英国的“羊吃人”造成农民大批破产成为“自由劳动力”完全不同，与美国的种植园经济和通过灭绝印第安人掠夺土地的农场经济也是完全不同，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也不同。欧洲是从封建庄园农奴经济发展过来的，苏联在沙俄时代农业经济的主体是富农经济，它地广人稀，耕地资源丰富，一直就是欧洲的粮仓，因此形成了以富农为核心的带有农业资本主义特征的农业经济，就是沙俄的农业主要并不是为本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服务，而是向欧洲出口粮食，养活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采取了剥夺富农土地建立集体农庄的体制，这个集体农庄主要服务于本国的工业化，包括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支持工业。为了加快积累，快速推进工业化，这是苏联的工业化能够成功的关键制度因素之一。但是这个体制的问题是农业和集体农庄完全依附于城市工业，丧失了主动性，这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丧失，导致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直到1950年苏联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超过沙俄时代的高峰。

中国跟这些现代化先发国家的国情完全不同，首先是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自然禀赋极其薄弱，基本上绝大多数人处于饥饿状态，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205公斤。5.4亿人口，90%是农民，人均耕地4亩多一点，除了东北西北以外，人均耕地更少。现代工业只占当时GDP的10%多一点，现代工业有纺织业，面粉加工，有一点钢铁，基本上处于欧美100年前的工业化水平。而且新中国已开始就在朝鲜跟头号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打了一仗，国民党又盘踞台湾，这使得中国面临着紧迫的国家安全压力。

这种情况下，中国既有工业化的急迫需求但是同时支持工业化的国家能力十分窘迫，农业剩余极低，每100个农民的生产剩余仅能养活2个脱产人口。而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需要的社会体系支持需要大量的非农业人口，工业化的资金需求更是天量，依靠薄弱的农业经济支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业化运动是有可能压垮整个经济承载能力的。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失败都是缘于此，

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危险的“走钢丝”，在农业的承载能力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脆弱平衡。如果工业化成本超越了农业承载能力则压垮农业导致经济危机，继而工业化失败。如果工业化的速度过慢则国家长期处于“工业化尺子”中，即国家财政支持工业化的财政支出远远大于工业化收益形成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这种财政赤字必然导致国家债务，债务压垮财政然后就是经济危机，现代化失败。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在农业可以支持的极限条件下尽可能快速地推进。这是改革开放前农民生活改善较慢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现代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启动和推进。首先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要支持国家工业化，然后是农业要走向现代化，为达成这两个目标中共设计了从合作化集体化推动农业发展，配合国家工业化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个道路是成功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的农业农村组织结构的演变首先是“土改”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平均分配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这个结构是2000年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的基础操作，其后在农民土地确定权利的前提下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一个过程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土地的小生产所有制转变了集体所有制。这个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共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长期在农村的武装斗争使得中共与基层农民建立了血肉关系，党的组织深入基层，“支部建在村上”，这就建立了深入基层的党的领导。这是苏联经济建设不具备的条件。中共利用这个组织结构推动农村和农业的合作化和集体化。

新中国的合作化和集体化是非常成功的实践，第一个是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农业为工业提供了积累，提供了原材料，1950年代有过统计，轻工业的原料86%强来源于农业，像棉花是纺织业的原料，食品业的原料都来源于农业。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市场。

第二个是养活了中国，中国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亿吨增长到1979年的3.3亿吨，即便从1952年经济恢复的1.66亿吨计算也翻了一番。这使得中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1978年的9.6亿。

第三点更重要就是中共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完成了农村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形态到分工这个近代化经济组织结构的建立，而没有分工就没有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是历史性的飞 越。生产分工

第四点就是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建立服务于最基层的公共品。前面我已经分析了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昂贵的公共品，近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化大生产是依靠公共品才能运行的，而这个公共品是一个极昂贵的产品，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付出沉重社会代价才建成这个公共品；而几乎所有落入“贫困陷阱”的国家都受阻于这个公共品的匮乏和高昂的成本。新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本极度匮乏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中国通过合作化建立了生产分工，通过集体经济建立了公共品，把丰沛的人力资源转变为提供公共品资源，这有赖于共产党的有效领导。这些公共品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公共卫生，供销社，金融信用社，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兴修水利，修建水电站，道路，建立信息传播系统（广播）传播信息，打破几千年封闭的农村社区；建立农业技术传播体系，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良种，先进的种植技术。农村的集体经济提供了现代化必须的公共品，而且是在国家提供极少财政支持的条件下依靠广泛的动员人民建立了这个覆盖率极高的公共品，像入学率，在1978年初级中等教育的入学率超过了95%，合作医疗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覆盖90%的农村人口，被联合国赞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这种几乎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几乎没有国家财政支持，完全依靠集体经济支持。

先进农业技术和水利系统的建设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的单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业发展和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第五点是在完成生产分工组织结构和公共品组织自然就产生了农村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在分工的组织结构和基础设施建立之后，经济规律就会推动农民把生产剩余转投于工业生产，这是因为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带来的财富更多。农村的工业化不需要国家投资，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业化进程。这个自下而上的工业化进程是中国的创新。

中国自苏联模式学习来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结合了农村的“社队企业”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两翼，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根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国乡镇企业史》1970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产值增长了20倍。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产值占到全部工业产值的1/3强。这样一个工业化进程没有国家投资，是一个内生驱动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且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有效地弥补了计划经济的缺陷，提供了经济的灵活性，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成功基础。苏联没有这样一个经济结构才改革失败。

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开始了农村城市化进程，现在全国有了320座10万人口以上的城镇，这是农村城市化的成果。著名的农村先进典型华西村和南街村都进入了城市化的形态，而且是新城市化结构，没有冗杂的政府机构，大量的公共服务由一家或者几家企业提供，行政机关极其精简高效。这种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消除了过去存在的“三大差别”中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中国在1955年就开始了“两弹一星”研发工作，这几乎是刚上小学就学微积分。“两弹一星”是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涉及国民经济几乎的各个方面，像机械，电子，化工都涉及。在“两弹一星”的研发中聂荣臻元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是整个工程的具体组织者，按照钱学森的说法是他把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一套组织结构运用到组织“两弹一星”工程上。这种组织结构使用在科研上是一个组织结构创新。从系统论的角度一个组织规模大了必然造成组织结构复杂，而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提高必然造成组织成本抬升和组织的运转效率下降。“两弹一星”就属于高度复杂的大系统工程，组织这样复杂大系统工程是非常考验组织能力的事情。聂荣臻元帅把军队中的参谋部体制转用于“两弹一星”工程管理，成立“总体部”，这个总体部就相当于军队中的司令部系统。通过这个“总体部”管理统筹“两弹一星”的研制。

中国第三个组织结构创新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中国的这个组织结构创新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就是把生产管理从生产的过程之外转到生产的过程之中，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使得管理者进入生产过程，工人进入管理体系从大幅度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这个组织结构后来被日本学去，成立QC小组，就是品质管理组织。“三结合”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结合，不仅在工业生产领域，而且在科研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在重大工程的“三结合”是制造厂，设计所在重大工程研发中成立一个研究体，让制造部门在设计阶段就进入，在设计阶段就把制造问题解决掉。过去的厂所是分离的，而且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研究所作出的设计交给工厂，由工厂的工程师完成施工图或者加工图纸交由工人制造。但是研究所的设计人员往往不懂制造，设计出来的东西制造不出来或者国内工厂的能力，材料跟不上，那样就必须修改设计，从工厂打回研究所。一个设计往往要来回好几回才能完成制造。“三结合”之后，制造厂派出工程师和资深的高级工参加设计工作，这样在设计阶段就把制造问题解决了，这个组织结构大幅度提高了研发的效率。“文革”期间航天工程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很大，经常地开会，运动，而且研究机构和工厂分成两派，斗争的不亦乐乎。但是有了“三结合”这个组织结构创新，在实际的工程研发中实际进度比起之前还要快一点。

组织结构这个东西在经济管理中是一个科学性的东西，反映的是规律性。比如洛马公司的著名设计师凯利约翰逊搞的“臭鼬”工厂就是一个高效的小核心，它在洛马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研发的F100航空发动机是划时代的产品，是世界上第一款推重比超过8的喷气发动机。但是这个发动机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大毛病，可靠性很差，造成大量发动机返厂维修，机场上停满了没有发动机的F-15战斗机，飞机场成了“养鸡场”。普拉特惠特尼公司下决心返工对F100重新设计，它在重新设计F100发动机的时候也是采用的“三结合”的组织结构，制造部门进入设计组，在设计阶段就解决制造问题，解决可靠性问题，这样才造出符合军方要求的发动机。

中国的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这个创新是现代化路径的创新，分工，公共品是现代化的必需品，这是发展的规律的普遍性，但是实现路径不同，各国国情不同，起点不同，文化不同造成实现分工，公共品生产的不同，这是现代化路径的特殊性。中国创新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完成分工，生产公共品，然后造成工业化，这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个特色道路造成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中国航空航天的组织结构创新造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高效率，这一套保证了中国的航空航天产业保持在赛道上。2000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军工如井喷式爆发，这其中航空航天创建的小核心大系统加“三结合”的组织结构功不可没。

建国以后到1978年以前中国有组织结构的重大创新，就没有组织结构的问题吗？当然有，而且还很大。当时的组织结构问题第一的就是没有学习引进“科学管理”这套组织结构，第二个问题是官僚体制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中国工业化的路径有关，中国是从苏联引进技术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苏联的企业管理体制和行政组织结构，而行政体制上苏联就是官僚体制，而苏联的企业管理体制就是落后于西方的体制，而且苏联人传统的傲慢拒绝承认西方管理体制的优点，一直没有进行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由于长期被西方封锁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管理体制。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西方对中国打开了大门，有了中国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的“四三项目”，就是中国使用了43亿美元的外汇引进西方的成套工业设备，包括4套30万吨乙烯项目，大化纤项目，化肥项目和武钢1米7轧机等。这是中国第一次接触西方的技术和管理，西方的管理与中国的管理体制就发生了冲突，严重影响到项目的进程。当时归结为文化问题，不是这样，是组织结构的差距。1978年之后，中国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管理，开始学习引进了西方科学管理的体系，比如造船业，中国船舶工业要走出去就必须解决与西方的认证体系的接轨，按照西方的体系造船。而且中国也认识到日本造船效率远高于中国，其中关键的就是船台周期短，而缩短船台周期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模块化造船，中国从日本引进了造船技术和管理技术，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航空工业有与美国合作的歼8-2改进项目，改装美国雷达火控系统。中国航空工程师到美国发现美国的军标与中国使用的苏联式军标完全不同，通过对比，中方工程师发现美军标比苏军标要先进的多，而且这个美国军标不属于保密资料，他们技术是保密的，管理体系不保密。中国学习美国军标建立了自己的军标体系，仅仅这一项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军工管理水平的提高，是系统性的提高。尽管歼8-2改进项目因为美国制裁失败了，项目上中国赔了不少钱，但是仅仅是引进了美国军标中国就赚了，赚大发了。还有“空警2000”预警机与以色列合作，在合作中，中方发现以色列的软件编制和工程管理比中国方面更好，就学习改进了自己的工程管理方法。

新中国前28年的组织结构上有创新有不足，这是正常的历史过程。新中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化是在原子弹已经爆炸了以后才开始的，这就在同时跨越3个工业革命历史阶段，即从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跨越，这个历史跨越西方是经历了200多年，而新中国要在20多年里跨越西方200年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个跨越是依靠着组织结构创新才完成的，也留有遗憾。这个组织结构创新是从中国革命中，从井冈山开始发源，像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在革命的过程中成熟，没有这个组织结构新中国不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工业化进程，不会实现低成本大规模普及的公共服务和文明跨越。因为有了这种组织机构的创新让中国从众多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让中国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有高技术产业的国家，唯一拥有比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成为一个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低收入国家。这是现代中国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加上后来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技术，自2000年之后，中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如打开来作弊机器，快速发展，到现在已经是领先世界的存在了。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展望

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应该用于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垃圾或者是装饰品。组织结构的理论同样是要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

第一怎么看当下中国的经济存在着问题？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增速下降，青年失业增加，政策债务沉重是当下问题的主要表现。所以一群人又开始唱衰中国，近20多年来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不绝，但是他们的预言一次次地破产了。

当下中国的经济困难可以与2000年的情况作一个比较，这样你就会有信心了。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心，唱衰中国就是夸大中国的问题造成信心危机推动经济危机，这是国际上帝国主义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2000年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比现在严重的多，农业面临“三农问题”，李昌平上书总理谈“三农问题”是农村真破，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国务院派人到基层调查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真实的。因为传媒的问题当时的问题现在你很少能看到。

工业是大量的国企倒闭破产，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有信息说有超过5000万人，这个看不到官方权威的信息。

金融问题，由于大量国企破产倒闭，银行体系积累的天量的坏账，银行系统有崩溃的危险。

政府财政能力极为薄弱，捉襟见肘，当时连保证粮食收购的资金都有困难，更不要说支持高技术科研，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中小学老师欠薪比比皆是。

外部形势也不容乐观，1999年美国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美国对我磨刀霍霍，而中国军迷还在网络上讨论用歼8-2挑战F22。

当时中国崩溃轮甚嚣尘上，著名的章家墩先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唱衰中国，日本也流行“中国崩溃论”，从当时的问题看“中国崩溃论”也确实不无道理。

但是当年听信了“中国崩溃论”的中国人卖掉国内的房产，辞掉国内优越的工作移民到美国，今天多数是不是哭晕在厕所？

现在中国经济问题拿到2000年根本就不是事。那么困难的2000年走到现在，中国的GDP从1.1万亿美元增长到18万亿美元，增长了15倍，成为了世界第二，当年你想象得到吗？中国在关键的10大产业领域里有7个世界领先，只有半导体产业，民用航空器和生物医药产业落后于美国。今天的中国军事技术已经赶上美国，不再是歼8-2挑战F22，而是歼20大战F35，优势在我。看到历史，看到现在，中国人不应该充满信心吗？

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基本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后遗症，对于房地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有错误的，犯了错误就必然要付出代价。这个错误的根源就是政府卖出70年使用权而不是收取房产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地产，依赖卖地收入，房地产的预售制加上地方政府纵容造成房地产企业肆意挪用购房资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风险涉及金额大概有几十万亿。但是单一个房地产的问题不会造成颠覆性结局，我既然批评了房地产政策，同时就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这是战略学者的天职。

我先说结论，中国的经济能达到人均GDP4万美元，折合经济总量超过50万亿美元。根据就是组织结构理论里一个国家经济的天花板是由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生产效率决定的，而决定一个国家物质财富生产效率的是组织结构。现在世界上人均4万美元国家就是英，德，法，意，西班牙，比利时这几个欧洲国家，但是整个欧洲在高端制造业已经被中国甩开了，除了商用飞机之外欧洲基本上没有哪一个产业领先中国，未来10年中国的C929大飞机和CJ2000大推力发动机将完成研发，中国将在所有技术领域赶上和超过欧洲，因此中国人均GDP的天花板要超过欧洲，这是我的中国经济GDP能达到4万美元的根据。实际上中国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已经超过美国，但是那是下一步的目标。

中国的第一步就是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GDP总量超过40万亿美元。未来中国名义GDP再翻一番达到240万亿人民币，汇率兑美元6比1即可达到，这需要每年经济增长率5%，通胀2%即可完成。我认为这个目标可以超额完成。人民币汇率完全可以超出。

一旦中国GDP总量达到40万亿美元，外部环境就必然发生根本性改变，欧洲不太可能再想跟中国打经济战了，其他国家除了美国都不太可能与中国对抗了，而且从经济上更靠近中国。

最后结论。

世界经济的历史说明组织结构才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组织结构的创新会带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飞跃从而造成国家的崛起。组织结构是政治作用于军事和经济的力量。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经济建设的成功都是组织结构创新的结果，这个创新自井冈山开始延续至今。像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不是权力的占有，而是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上的贯彻到基层的组织结构，是“三大民主”的群众性参与，是党员先锋表率的榜样力量。像群众路线，统一战线这些都是组织结构的创新，是苏联没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的新的组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