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摒弃小农意识，才能发展现代农业（一）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农业技术与精耕细作方面曾经领先全球，独领风骚。历朝历代均以农立国，以农为本，往往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也曾有过发达的手工业，偶或有过比较发达得商业，但只是农业的附属物，雕虫小技而已。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文化。孔孟之道在中国能够延续两千多年而不变，充分表明了这种农业文化的顽固性和坚韧性。有了这种文化基因，即使在今天，无论在文化模式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仍然摆脱不了农业文明的深重影响。

一、小农意识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典型特征

中国人为什么有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传统？因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中国人喜欢聚族而居，以致形成一整套封建宗法制度，都与土地有关。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有了土地，也就有了一切。中国乡下农民曾经渴望的小康生活的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可见土地是获取一切生活资料的基础。这种生活是典型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生产劳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只要没有天灾人祸，这种生活就能一直维持下去。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经济以在小块土地上进行个体的分散的生产活动为形式，以体力劳动为主，以牛、马、驴、骡等畜力为辅，生产力水平低下，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一次大旱灾或一场大洪水就能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在私有制社会，这种小农经济极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天灾人祸降临时，多数农民陷入贫困以致破产而被迫出让土地流离失所，极少数人趁机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当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走投无路、被迫饿肚子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一场“造反”即将爆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历朝历代的灭亡往往与此密切相关。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甘当顺民，但凡有碗饭吃，不论稀稠，哪怕吃糠咽菜，只要能填饱肚子，即使没裤子穿光着屁股，就绝不会绝不敢造皇帝的反。历朝历代都将农业放在首位，至今仍然是这样。如今许多人吃饱饭没事儿干，养猫遛狗打麻将，却并不知晓一个事实：粮食是战略物资！

中国农业文化的典型特点就是小农意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小农意识中包含着浓重的封建文化因素。这种小农意识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给自足，小富即安，易于满足，不思进取；二是敬畏天地，迷信鬼神，听天由命，缺少觉悟；三是讲究习俗，观念固化，思想守旧，保守落后；四是看重血缘，维护宗族，亲戚为重，欺生排外；五是自私自利，爱占便宜，人情往来，喜欢计较；六是自高自大，窝里穷横，欺软怕硬，仗势欺人；七是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畏惧强权，逆来顺受；八是穷家难舍，安土重迁，思亲念家，随遇而安；九是爱看热闹，嘲笑他人，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十是格局狭小，目光短浅，喜欢攀比，讲究面子。汪曾祺先生在《胡同文化》一文中归纳出的胡同文化的特点，大多与小农意识相关。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专制统治者在残酷剥削与暴力镇压之外，还一贯实行“瞒”和“骗”的愚民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对百姓进行精神奴役，致使劳动人民丧失思想，缺乏斗志，不愿反抗，不敢斗争，自愿接受压榨与奴役，甘心承受屈辱与痛苦，始终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受毒害的境地而不觉醒，世世代代心甘情愿做封建统治阶级的顺民和奴才。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文学人物阿Q，借以深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与欺骗。阿Q这一形象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精神胜利法”。阿Q无名无姓，无家无业，一贫如洗，以做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平日只要能填饱肚子，但凡口袋里有几文钱，阿Q就神气活现喝酒赌博，调笑打闹，快活得很，神气得很。阿Q不仅在生活上往往十分满足，在精神上也常常非常得意。他自以为“先前阔”，或者“我的儿子会阔多啦”，又“进了几回城”，“见识高”，就更加自负，一面讥笑未庄人是“多么可笑的乡下人”，竟不知城里的煎鱼和条凳，打麻将的手艺也远不及城里人；一面又鄙视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煎鱼不用葱叶而用葱丝，“这是错的，可笑。”他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既自尊自大，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瞧不起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却又自轻自贱，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反以为荣。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的时候，阿Q就说自己是“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并且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感到无上荣耀。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手段，他把被别人打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因而转败为胜，心满意足。欺软怕硬是阿Q身上的又一个特点，他本来身体瘦弱，木讷愚笨，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在与人发生冲突时，他往往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过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虽有着“农民式的质朴,但也沾染了游手之徒的某些油滑”。妄自尊大却又自轻自贱，欺软怕硬而又自欺欺人，这种“精神胜利法”恰恰就是小农意识的体现，也正是国民的劣根性。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无论是“分”还是“合”，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轮换，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不约而同选择实行愚民政策。统治阶级不仅垄断了物质财富，而且也垄断了文化教育。正因为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愚民政策，导致劳动人民几乎与文化教育完全绝缘。劳动人民往往要依靠繁重的劳作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甚或常常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基本丧失了接受教育、掌握文化、形成思想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广大劳动者见识有限，非常看重眼前利益；视野狭窄，严重缺乏长远思维。然而，封建统治阶级欺哄愚弄蒙骗百姓的严重后果，最终也反噬了自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也同样束缚了统治者自己。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农民起义，无论胜利与否，农民起义的领袖在获得财富与地位后，就立刻转变为统治者的一员，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陈胜是这样，洪秀全也是这样。刘邦趁乱而起，屡败屡战，自己却做起了皇帝，建立了汉王朝。朱元璋异军突起，风起云涌，侥幸夺得天下，成为一位最高统治者。数一数看一看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不论成败如何，农民不过是被驱使的奴仆，百姓始终是屠刀下的草芥。

二、“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民、农村、农业这一“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议题。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把农村作为革命斗争的主战场，打土豪，分田地，广泛开展土地革命，赢得了农民的坚定拥护，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彻底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赋予农民土地是革命战争时期争取民心的最有效的手段。毛泽东在《清平乐·蒋桂战争》写道：“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正是当年开展土地革命的真实写照。解放战争时期，为争取农民阶级的拥护，在各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争夺东北地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仍然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除了政治、军事的斗争外，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工作，消灭土匪，打倒恶霸，争取了民心，获得了翻身农民的拥护，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广大农民踊跃参军，为我军充实了大量兵员。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是对这一时期土改运动的真实反映。后来，东北野战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百万雄师进入山海关，相继进行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等等，自北向南横扫匪军如卷席，直至解放海南岛。这并非林彪有多大能耐，而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个领导集体指挥得好！林彪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基本称职的执行者而已。关于林彪，这是另一个话题，容后再谈。

建国初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分田分地分浮财分农具分牲口，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讲究家庭出身，以为“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城市里相对简单一些，农村中就比较复杂。农村中的家庭成分有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恶霸地主等等，其划分标准以是否拥有土地、拥有土地多少、是否参加劳动等为依据。贫雇农是农村的主要革命力量，贫下中农构成中国农民阶级的主体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虽然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限于小生产者的地位，也普遍存在着狭隘保守、自私自利、自由散漫等弱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曾经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得解放。为实现“农业社会化”，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强调“一大二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从完成土地改革，到开展农业合作化，再到成立人民公社，中国人民充满豪情壮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急于摆脱贫困，勇于赶英超美，热切盼望实现共产主义，步子迈得太大了，步履走得太快了，心情也太急切了。在一片狂热之中，上上下下早已忘记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理。然而，不能不承认，以家庭为主体的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能兼容的，更与共产主义社会格格不入。

在当下的中国，农民、农村、农业这一“三农”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如何全面消除城乡二元化体制，如何彻底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进而实现农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当前应当解决的一大难题。在农民、农村、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上，小农经济必将被改变，小农意识必将被抛弃。

三、小农经济无法撑起粮食安全的天空

中国的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49%；可耕地面积为1,432,960平方公里，占全世界可耕地总面积的9.55%，居世界第三位。截止2022年末，中国实际耕地面积为19.14亿亩（127600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东部季风区的平原和盆地。我国西部耕地面积小，分布零星。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36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目前已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2022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是27.68亿吨，全球人均346公斤。2022年中国粮食产量68653万吨，人均486公斤，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46%，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从粮食自给率上看，我国稻谷和小麦自给率在国际安全线以上。

我国粮食生产供给能力虽然能够保障国民需求，基本保持动态平衡，但是我国粮食供给侧存在结构性问题。其中豆类粮食产量在粮食总产量中所占比例非常低，2010年占比为3.35%，2019年下跌至3.21%，2021年仅占2.88%。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国产大豆产量大幅度提升，但最高年产量也不过2000万吨。豆类粮食生产能力的低下不仅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蛋白质和植物油需求，而且对我国粮食供给能力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类；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粮食进口量为1.46872亿吨，其中稻米619万吨、玉米2062万吨、小麦996万吨、大麦576万吨、高粱1014万吨、大豆9108.1万吨；粮食进口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1.4%，处于历史第二高，仅次于2021年的1.6454亿吨。

大豆具有蛋白质食物原料和油料的双重属性，是重要的农产品之一，在我国食品行业和食品加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用植物油和植物蛋白的需求迅速增加。2016年，我国大豆消费量首次超过1亿吨，此后一直维持高位运行态势。2021年我国大豆产量为1860万吨，但大豆消费量增至1.13亿吨，市场缺口巨大。

中国大豆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因国内有效供给不足，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大豆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大豆进口量急剧增加，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90%。1994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仅为16万吨，1998年增长至385万吨，1999年进口量突然暴涨突破1000万吨，2003年达到2074万吨，2007年为3082万吨，2009年为4255万吨，2010年增至5480万吨，2013年为6338万吨，2014年为7140万吨，2015年为8169万吨，2017年达到9553万吨；至2020年我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亿吨,达10032.7万吨。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内，中国大豆需求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仍将持续。

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大豆也是我国四大主粮之一，然而，我国只是全球第四大豆类粮食生产国，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豆生产大国相比，差距较大。自2015年以来，我国大豆进口量始终维持在8000万吨以上，占据我国粮食进口总量的一多半，超过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虽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市场，但是国际四大粮商控制着我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大豆的定价权被国际资本牢牢掌控，我国被迫承受高昂的价格成本。此外，国际四大粮商为了攫取超额的垄断利润，还在运用资本手段逐步蚕食我国大豆的生产能力，我国大豆产业面临着严重威胁。

2005年以来，国际四大粮商（美国的ADM、邦吉、嘉吉与法国路易达孚）开始大举收购中国食用油压榨企业，最终控股或参股“金龙鱼”、“福临门”、“鲁花”等知名品牌，形成外资主导下的中国食用油市场。中国食用油行业已经逐渐落入外资手中，中国一步步失去了话语权。更令人惊诧的是，近些年来，国际粮商通过资本运作收购或参股了我国70%以上的本土大豆压榨企业，控制了85%的实际加工总量。在国内小包装食用油市场，益海嘉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独占鳌头。许多国人误认为是国产品牌的金龙鱼在中国食用油市场一家独大，2017—2019年，金龙鱼的食用油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9.5%、39.8、38.4%。可事实上，金龙鱼是新加坡益海嘉里集团旗下知名度最大的品牌，该集团旗下拥有“金龙鱼”“欧丽薇兰”“胡姬花”“香满园”等知名品牌。国人不知道的是，益海嘉里集团是一家外资控股的合资公司，隶属于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Wilmar International）。丰益国际集团总部位于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粮油食品集团之一。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ADM公司是丰益国际集团的大股东。

美国ADM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籽、玉米和小麦加工企业之一，和新加坡Wilmar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益海（中国）集团是ADM在中国扩张的典型代表。益海集团成立于2001年，总部设在上海陆家嘴，该集团在中国直接控股的工厂和贸易公司已达38家，另外还参股鲁花等多家国内著名粮油加工企业，下属工厂遍布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份与四川、湖北、湖南、新疆、宁夏、黑龙江等内陆地区，拥有“口福”、“丰苑”、“益海”等品牌。这意味着，美国ADM公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控制中国食用油市场的巨头。

由于产需缺口较大，我国油料和食用植物油高度依赖国际市场。2020年，中国食用油消费量达4109万吨，位列世界第一，其中，国产植物油产量却只有1223万吨，自给率不足3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自给率 50%的安全警戒线。 2021年食用油自给率持续下降。2021年国内压榨油共计3708万吨，其中，国产油料压榨1150万吨（油菜、花生）占31%、进口油料压榨1700万吨（大豆、油菜）占46%、进口植物油858万吨（棕油、菜籽油等）占23%，进口依赖度高达70%。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不摒弃小农意识，不改变小农经济模式，中国农业如何抵御国际市场与资本大鳄的冲击？如今，如果还有国人幻想着依靠小农经济来对抗国际资本控制的超级粮商集团，那是不是太天真了？

四、小农经济不能适应发展农业生产力的要求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本地农民工12372万人。目前，我国虽然已成为制造业强国，但仍旧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多地少的状况十分严重，十四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天大的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如何以最少的耕地、最佳的人力、最小的投入生产出最多的粮食，是我国农业面临的突出难题。以袁隆平先生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在选育农作物良种、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中当之无愧、泽被后世的英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感谢他们。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前景上看，如果农民、农村、农业不能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依靠小农经济来解决十四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终究不是长久之事，而且也将拖累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适时转变农业生产模式，解除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农场化、城镇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才能实现“三农现代化”，成为现代化农业强国。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涉及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实体性要素，而用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素和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来自于其先进的强大的生产力，如果不具备先进的强大的生产力这一根本性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何以战胜资本主义？

国内外发展农业生产的实践充分证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农业机械化是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手段，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质量的重要保证。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农业竞争力，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949年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我国拥有两亿台（套）农业机械，中小型农机活跃在田间地头，极大减轻了农业体力劳动强度。建国之初，我国农业机械数量极少，基础非常薄弱，全国农业机械装备总动力仅有8.01万千瓦，农用拖拉机只有117台，其他大型农业机械几乎为零。经过70多年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已达到10.78亿千瓦，拖拉机保有量为2173.06万台；粮食作物生产机具继续较快增长，稻麦联合收割机、玉米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谷物烘干机保有量分别达162.72万台、61.06万台、96.32万台、14.42万台；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机械、畜牧机械、水产机械保有量分别达1589.65万台、869.85万台、492.19万台；以北斗、5G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农机装备进军生产一线，加装北斗卫星导航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超过60万台，植保无人机保有量97931架；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2.03%，其中机耕率、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86.42%、60.22%、64.66%，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农业等产业机械化率分别达到38.50%、33.50%、41.64%、42.05%。目前，我国已有6个机种400多架农业飞机在大型垦区和农场服务农业生产，主要机型有“农业5”、“Y5B”、“Y1l”、“海燕650B”等固定翼飞机。据预测，未来10年我国农用飞机的需求量约15000架。虽然进步很大，但是我国当前农业机械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相差30年。今后一个时期，重型农机、农业飞机、智能农机和智慧农业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随着重型农机、农业飞机、智能农机的普及，我国农业机械化将达到一个新高度，智慧农业将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以重型农机、农业飞机、智能农机为代表的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模式，分散的小农经济将成为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随着重型农机、农业飞机、智能农机的推广，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势在必行。为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当下有必要再进行一次新型农业合作化。适时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以行政村为基础组织农民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社或小型集体农场，或者以现有乡镇为基础建立大中型国有农场，把广大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必将极大解放农业生产力。土地本来就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下，农民承包的不过是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因此，实现耕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当下并非难事。现在距离2035年还有12年，用三年时间足以完成这项工作。我国在研发生产并推广使用重型农业机械方面困难重重、阻力重重，就在于缺乏市场需求——小农经济根本不需要重型农业机械，即使有了重型农机，也并没有用武之地啊！

目前，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集中在东北和新疆。我国农业用地除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河套平原、成都平原之外，其他耕地都处于山区丘陵地带；特别是南方农业大省，耕地多为山地梯田，大型农用机械的应用严重受限。

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2007年开始实施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截至2022年5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农民合作社数量为222.7万个。这说明，新型合作化正在成为当前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

2008年以来，国家开始允许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农民可以部分获得土地流转收益。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求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2014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开始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此后，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村土地流转规模越来越大。

近十年来，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国家持续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农村土地集中流转。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至2022年，全国已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覆盖了我国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六大粮食主产区的耕地，这些集中连片、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确保了1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为进一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进一步提出，到2030年，我国要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稳定保障1.2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可避免地要打破原有的土地权属界线，必须将土地经营权集中起来进行统一流转，才能实现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往往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投入，相对忽视土地权属调整工作，一旦个别农民不配合，就会导致项目建设的失败，容易形成群众之间的对立。一些地方在项目建设完成后仍然按照原来的土地形态分配土地，将合并的大块田又分割成小块田，高标准农田建设流于形式，项目建设效益不佳。一些农村在项目建设后无法将土地重新分配下去，大量土地被抛荒；地方政府被迫将土地全部流转出去，又引起农民不满。由于公共工程建设的占地成本无法分摊，个别农民凭借自己承包的土地索要不合理补偿，矛盾纠纷调解非常困难，因而地块合并困难，土地细碎化问题难以克服。针对以上难题，惟有适时调整或解除土地承包权，才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效益。

五、建国初期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示

有必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建国初期，我国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分田分地，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严重缺少农业机械，农业生产普遍以人力、畜力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因此，各地积极引导农民成立劳动互助组织。因农村中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毛泽东认为“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党内形成了引导农业互助组织走向较高级形式的统一认识。国家大规模建设开始后，对商品粮的需求急剧增加。可是小农经济生产能力弱，商品粮供应少，因而国家粮食库存量急剧减少。1953年10月，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基本满足了工业化初期的商品粮需要。随后又实行油料、棉花的统购和食油、棉布的统销，将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纳入国家计划管理轨道，形成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政策虽然缓解了粮食紧张局面，但只有增加粮食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当时认为小农经济增产潜力小，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而农业机械化又很遥远，最可行的办法是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的集体形式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供给。1953年12月，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强调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是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把个体经济引到互助合作的轨道上来，更多地兴办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引导农民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此后，在广大农村地区掀起大办合作社的热潮。著名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展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位著名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描绘了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

因农业生产滞后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1955年夏季起，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加快。此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猛烈发展。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强调，如果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主要农作物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10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进一步形成高潮。1956年初，入社农户猛增至80％，基本上实现了初级社化。6月，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推动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大批刚刚建立的初级社立即卷入了并社升级的浪潮，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7.8％。原来预计需要18年才能完成的农业合作化，提前11年完成了。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适应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客观需要，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虽然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偏差，但是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要求来看，农业合作化促使农村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转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实现了土地公有制，便于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集体所有制经济，奠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基础，开启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次农业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突飞猛进的农业合作化浪潮中，我国粮食产量逐年稳步增长，为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坚实保障。

如今，中国正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最薄弱的是农业现代化。应当牢记的是，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为建国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做出了极大贡献，付出了极大牺牲，长期保持的“剪刀差”就是明证，长期维持的城乡差别就是证明。在积极推进新型合作化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农场化城镇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全面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才能实现“三农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农业强国。没有农业现代化，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如何建设现代化强国？